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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研究清朝母钱币的权威结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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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清朝母钱币的权威结论的质疑

  古泉园丁

  按:当代对母钱币的认识,谬种流传。特别是当代某些文章对清朝雕母、母钱、子钱的著述,严重的影响了后人对古钱的认识。某些人就以此为据,制造假母钱。我从文章中摘录的片段,大家可以对比思考。同时,我也认为质疑的问题很有力量,但作者的研究结果也要讨论。因为、我知道,中国当代泉家,对古代祖母和母钱的研究,知道有工艺程序、不知道中间有一个重要环节缺失。包括作者,不知道钱币的厚薄有工艺的限制,还有铸造工人的技术。所有的人,不知道钱币铸造有父版和模板的区别。我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今后会论述我的观点。

  《中国钱币》1986年第3期刋发的论文《钱样、雕母、母钱与样钱》,第一本较详尽论及母钱特征的科普著作是知识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古币真假辩别入门》。此二论著对母钱特征有如下一些论述:

  (1)祖钱以铜质为主,清代晚期有少量镴质,它们由宝泉、宝源局专业雕工按颁定的象牙质钱样,用金黄色上等铜料精工雕凿而成,所以文字秀挺,字口、内外郭深峻,交笔凹陷处呈楔状,地章上有四个弧状隆凸。钱体表面琢磨光洁,形制精整。因非钱局人不能凿“金口”,故有部分祖钱的穿口未开凿,仅留一圆穿。祖钱的钱重也超过由其翻铸的母钱,如祖钱“錾成重二钱三分者”,而母钱“重一钱六、七分不等者”。母钱是宝泉、宝源局据祖钱翻铸而成,主要是铜质。在文字秀挺、字口和内外郭深峻等方面不及祖钱。有些在翻砂痕迹下还隐约可见祖钱留下的雕凿痕迹,个别的母钱在地章上仍有弧状隆突。钱重要轻于祖钱,但重于同版别的流通货币。[1]

  (2)母钱,是以祖钱翻砂铸成的钱,为了以后大批开铸,即以此钱制成多枚印范母钱。外省开铸所用母钱,均由部(工部、户部)颁发,称部颁母钱。母钱的特征:钱径小于祖钱(雕母),但略大于一般流通钱。铜质较好,钱的外缘轮廓、内郭穿口和字口深峻不及雕母,钱文笔划仍纤细挺拔,但逊于雕母。钱体上已不见刀痕,个别母钱如细审仍可发现雕痕。[2]

  (3)真是初铸的母钱,笔划虽然比雕母粗一些但肉眼看来,很多时分不出的。初铸母钱,字口深峻,有时还能隐约辩别出刀工痕迹。一般在钱的边缘上保留拔模斜度,而和“雕母”的共同之处,都是钱体较一般钱稍大,制作精良,币材铜质光泽,钱体较厚重。[3]

  上述三段引文在讨论母钱特征时都与祖钱进行了比较,这是它们的共同点。

  (1)一般地说,既与祖钱进行比较,就必然会存在雕母和由之印模铸出的母钱,换言之,至少有一枚雕母和一枚由之印模铸出的母钱同时并存。但是,事实是严酷的,迄今为止,我们仍未发现任何一枚雕母与由之印模铸出的母钱同时并存的事实。

  (2)号引文的作者1993年所撰的《中国古币真假辩别入门》一书载录清代雕母40枚,母钱12枚,其中任何一枚母钱均非由那40枚雕母中任何一枚印模铸出。作者1998年编著的《收藏与鉴赏:古钱》一书共载清代雕母28枚,母钱11枚,同样,任何一枚母钱也非由28枚雕母中的一枚产生。

  (3)同一作者1994年编写的《收藏与鉴赏:古币真假辨别入门》一书的情况与上二书完全相同。于是,一个问题应被提出:作者将母钱与雕母进行比较并概括出母钱的特征时,其比较和被比较的对象在哪里?难道作者会将雕母和母钱这两个比较和被比较对象中的一个或两个隐藏起来、秘不示人吗?或者认为母钱与雕母相比较不算珍稀而将母钱排除在录载范围之外吗?

  我又查阅诸谱。《历代古钱图说》、《中国古钱目录》、《中国古钱目录补遗》、《中国古钱目录(三卷本)》、《简明钱币辞典》等通谱类图书的载谱情况与上述三种谱书相同,也找不到任何一枚雕母和母钱具有产生和被产生的源流关系。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两本横断研究专著《宝苏局钱币》、《咸丰泉汇》中也没有具有产生和被产生的源流关系的雕母与母钱。《宝苏局钱币》录载雕母19枚,母钱10枚,[4]  其中没有任何具有源流关系的雕母与母钱。

  (4)《咸丰泉汇》为集咸丰钱之大成的鴻篇巨制,它不仅包括了百余年中国研究咸丰钱的成果,也包括了世界各地(如日本、美国)的咸丰钱研究成果。[5]  虽然不能说它无一遗漏,但总可以说绝大部分的重要钱币品种均纳入书中。据统计,在书中的3698枚拓片中,有祖钱182枚,母钱281枚。奇怪的是,我们竟无法找出一组具有源流关系的祖钱和母钱,换言之,没有任何一枚母钱是由182枚祖钱中的一枚印模翻砂铸出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故作惊人之语。这是事实。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形制、钱文“极其相似”的祖钱和母钱,从铸造工艺学的角度略加分析,指出其不具有产生和被产生的源流关系的基本区别特征。

  11—1—188号祖钱和1—1—189号母钱的形制、钱文极其相似。但是①两者的缘内径相同,钱面均19毫米,钱背均18毫米,不存在母钱收缩问题,这表明母钱不是祖钱印模铸出(测缘内径较测外径更准确,钱面、钱背均选左上右下缘内径,以下均同此法)。②祖钱的咸字中的口成菱形,其长的一条对角线位于右上左下,母钱则恰好相反。在铸造过程中,祖钱是整体印模,其菱形的长短对角线绝不会产生颠倒的情况。

  21—3—44号祖钱和1—3—45号母钱。

  区别:①祖钱缘内径32.5毫米,母钱缘内径33毫米,母钱内径不仅未收缩,反而大于祖钱,因此,母钱必不是由该祖钱印模铸出。

  ②二者的笔划粗细互有交错之处,此笔划祖钱粗,而母钱细,彼笔划祖钱细,而母钱粗。这种情况在铸造中是不可能产生的。③母钱的十字明显大于祖钱的,并且它们的竖笔的上端一为平形一为尖形。

  31—3—59号祖钱和1—3—61号母钱。

  区别:①祖钱缘内径大于母钱1毫米,即25毫米:24毫米。依据黄铜铸造收缩率计算,产生该母钱的印模祖钱的缘内径最大不会超过24.4毫米,因此,二者不存在源流关系。②母钱的重字中的田明显扁于祖钱之田。③母钱宝字的尔的第二笔为斜笔,祖钱为平笔。

  41—3—315号祖钱和1—3—316号母钱。

  区别:①二者钱面缘内径为30毫米:29.2毫米,钱背缘内径为29毫米:28毫米,其差为0.8毫米—1.0毫米,这种差值大于铸造收缩率1倍,因此二者不可能具有源流关系。②祖钱的“文”字明显小于母钱的“文”,根据铸造原理,前者的“文”字不可能小于后者的。

  51—6—12号祖钱和1—6—13号母钱。

  区别:①二者钱面缘内径为43.8毫米:42.6毫米,钱背缘内径为43.4毫米:43.1毫米,祖钱钱面缘内径大于其背缘内径,母钱则恰好相反。在铸造中,若二者具有同模源流关系,则此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②二者的百字与下内郭形成的黒白关系有十分明显的差别,母钱的百字为升百。

  《咸丰泉汇》中确实找不到具有源流关系的祖钱与母钱。也许有人会问,是否考虑到两枚具有源流关系的祖钱和母钱是同版别的实物,而只将祖钱入书、母钱舍弃呢?回答是否定的。第一,《咸丰泉汇》的序言和文字说明都强调了祖钱、母钱、样钱的品种问题,而对子钱强调其版别问题。第二,母钱的珍稀程度人所共知,《咸丰泉汇》的作者不会将珍稀的母钱舍掉而大量地录载子钱(实际上,书中子钱的数量是祖钱和母钱的10余倍之多)。如果这个推断是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就有一系列问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诸如:

  1。将母钱与祖钱加以比较从而“概括”出母钱特征的学者和收藏家们,其手中是否有一组或几组具有源流关系的祖钱和母钱?若有,为何不公之于世?若无,这种比较还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科学研究方法之一吗?

  2。以往的古钱学崇向并坚持经验、考证式的传统研究方法,但是在母钱研究领域还用这种方法吗?若用了,其经验在哪里?其考证又在哪里?若未用,那么所用的又是何种方法?

  迄今为止,我们在可能找到的书刋中找不到两枚具有产生和被产生的源流关系的祖钱和母钱。据此,我们认为,以往认定母钱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同时,我们还认为,那些被学者和收藏家通过比较祖钱和母钱而“概括”出的母钱特征也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的产物。这种主观臆断的方法(如果它也算是一种“方法”的话)不是当今学者和收藏家的发明创造,而是继承的前人“成果”;近而言之,是继承了四十年代《泉币》中的“方法”;远而言之,是继承了鮑康、李佐贤等清代学者的“方法”。《蒙文大元通宝母钱》、《绍兴通宝小平铁母》、《元符通宝铁母》和《宣和铁母》等文章的作者在认定他们所藏的母钱和铁母之时的根据之一便是“同好定为母钱当有由也”、“一望而知其为铁母也”、“一见而知其为铁母也”、“一望而知为铁母”。[6]  同好的看法也好,“一见”“一望”也好,主观的东西过多,客观的东西过少。非常遗憾,当今的一些收藏家竞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前辈学者和收藏家,甚至将“一见”“一望”的词句原封不动照搬而用于自己的母钱研究和鉴别之中。如果前辈学者和收藏家的母钱研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主观臆断的东西过多,因而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的学者和收藏家并未从根本上从前辈的母钱研究那里走出多远,这是令人费解的。前面曾提及的《中国古币真假辫别入门》的作者曾在其《古钱辞典》一书中断言,熙宁“通宝唯有铁钱”,“铜钱均为铁母”。[7]   须知,作者是铁母与铁范铜的并存论者。[8] 于是,作者就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作者既然承认宋代铁钱有铁母也有铁范铜,那么作者如何证明熙宁通宝的铸造钱监必定没有用铜水试铸过熙宁通宝呢?作者手中有铸造熙宁通宝钱监的不铸铁范铜的文书档案吗?有公开的文献可考吗?可以肯定,作者手里什么文献、档案也拿不出,能够拿出来的只有主观臆断。而主观臆断是与科学方法论完全背道而驰的。

  钱的文字笔划细劲高挺,在普通钱中显得很突出”,[21]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常品”、“普通钱”、“一般流通钱”、“正常流通钱”、“一般钱”等概念未被定义,但是它们的指谓是清楚的,即绝不是指谓具体母钱印模铸出的具体的特定的子钱。正因为如此,这些学者就无法提供母钱大于其子钱的具体的经验数据。当然,也有个别学者给出了比较具体的数据:

  母钱一般都比普通钱大一些,厚重一些。同版别的普通钱如重为3—4克,径2.4厘米,如发现有重5克左右,径2.6厘米左右的大样钱就不应列入普通品,有可能属于样钱、母钱之类,当然还要看其他条件……[22]  

  十分明显,这里的数据的性质是母钱大于其同版别子钱的尺寸、重量的比较标准。毫无疑问,这样的直径、重量方面的母子钱区别、特征也是臆想出来的,绝不是观察、测量之经验总结,因为它们违反了铸造收缩的客观规律和当时朝廷规定的火耗标准。数据的提出者所限定的范围是宋代铜质钱币。众所周知,宋代铜钱是由青铜铸造的。而青铜的铸造受阻收缩率为1.2%(容后具体讨论),直径2.4厘米的子钱,其印模母钱的直径为 :

  2.4厘米×(1+1.2%)=2.4288厘米。

  这是客观规律,概莫能外。由于年代久远,磨损等等,其数据可能有所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只能在2.4288厘米上下波动,绝不会不着边际地变化。同样,一枚3克的子钱,其母钱绝不会是4—5克。若母钱为5克,其母子差为2克。那么它的火耗率(仅是钱体加工耗损率)至少为:

  [5×(1-1.2%×3) -3] /5×(1-1.2%×3)×100%

  本人认为。作者提出的问题和论证的方法,值得我们参考。作者某些说法,未必全部正确。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大量的母钱币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古代钱币提供了大量的实物。我们还是要感谢前辈研究专家,他们为我们的继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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