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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苏轼潦倒之时曾画叉取钱 元丰通宝悬挂于房梁
cji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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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潦倒之时曾画叉取钱 元丰通宝悬挂于房梁

中国钱币博物馆

苏轼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是北宋文学的集大成者,与曹植、李白并称为三大“仙才”。苏轼虽然才华横溢,但人生坎坷,历经风雨,事业几起几落,多次被贬。为此,苏轼曾评价自己的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六日,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给他的官衔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东坡在黄州官为七品散官,差遣为从八品散官,无权参与公事,实际上近似于被黄州负责看管的流放官员。但苏轼心态很好,豁达乐观,寄情山水,在黄州期间写下许多流传千古的诗词,如《定风波》、《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

此外,为排解苦闷,抒发情感,他还和好友、学生经常写信交流。元丰二年(1079)十一月,苏轼写下《答秦太虚书》,信中以谈家常的方式,真切地向秦观记述了自己初贬黄州时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态。其中有一段,诗人是这么描写的: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

原文翻译成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收入,没有经济来源,家里老老少少一大堆人口,生活非常贫穷,必须得勤俭节约过日子:

“我刚刚到黄州,已经没有工资收入,但家中人口却没有减少,我心里十分担忧家中的日常支出。只好痛下决心,尽量节俭,把每天开支费用压缩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枚铜钱。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枚铜钱,把它们平均分成三十份,每份铜钱都用用绳子穿起来,悬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取画叉挑取一串,挑好后就立即把画叉藏起来。当天未花完的铜钱,仍然放入另外一只大竹筒内,装好贮存起来,用来招待客人。我估计,家中的铜钱还能支撑一年多,花完了,到时我再另想其它办法。”

苏轼的“画叉取钱”,包含有五层意思:

一是,精打细算、控制成本。每天生活开支费用严格控制在一百五十枚铜钱钱之内。

二是,周密安排、统筹兼顾。每月初一,拿出四千五百枚铜钱,将其平均分成三十等份,每份一百五十枚铜钱,一天一份。

三是,保管有方、方式独特。将每份铜钱用绳子穿起来,共计30串,高高地挂在房梁上。每次取完钱,将画叉藏起来。

四是,能存则存、能省则省。每天没花完、还有结余的铜钱,放入一只大竹筒贮存,用来招待客人。

五是,量入而出、计划经济。考虑到现在生活的窘况,全家人一定要节俭过日子,不能亏空。

那么苏轼为什么在黄州生活如此贫困潦倒呢?

苏轼在黄州任“检校水部员外郎”,“水部员外郎”是工部第四司水部的副长官。但前面加上了“检校”二字,“检校”在当时不是正任之官,是散官。所以,这个职位是不发给现金薪俸的,只给点实物,大多是官府不用的酒袋,但这些酒袋是可以在市场出售,换取钱币。这一点,苏轼在《初到黄州》一诗中也有提到,“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朝廷给苏轼的官衔还有一个是“充黄州团练副使”,地方军事长官助理,相当于今天县武装部副部长一职。按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晓,团练副使,是从八品的官员,俸禄为“禄米62石/年、月俸650钱、食料300文/月(以实物折合支取)。依照此计算,团练副使每年的收入也还是可以养家糊口、绰绰有余的。

但因为苏轼是戴罪之身,是一名犯官,所以,朝廷不给他发工资薪金、也不让他掌权管事。所以苏轼在黄州期间,实际是上是一名没权没钱不管任何事的官员,只有很少的实物补贴,而且还严格限制出行,不得离开黄州。

因为没有任何收入,一切生活开销只能“吃老本”,从以前的存款中支出。所以,面对现实的窘境,为了生活,大诗人苏轼只得采取“画叉取钱”的办法,量力而出、勤俭持家。

苏轼一家,每日精打细算花的钱名为“元丰通宝”。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铸造和流通“元丰通宝”钱,材质有铜和铁两种,面值有小平,折二二等。书体有隶、行、篆书三种,可以互为对钱。“元丰通宝”版别多样,珍普兼存。因为铸造量巨大,钱存世较多。

神宗熙宁、元丰时期(1068—1085)是北宋的繁荣时期,社会富足,百姓丰衣足食,诚如王安石在《歌元丰》中所写,“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虾鳟”。

北宋元丰年间,由于社会经济发达,铸钱量大增,设有铸钱监26个,其中铜钱监17个,铁钱监9个,年铸钱量最高达600多万贯,居于历朝历代之首。众所周知,物价尤其是米价,是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是百姓生活安稳的晴雨表,是社会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神宗元丰时期的米价,每斗高不过百文或稍多些,低则至二、三十文,平时的米价大约为四、五十文[《宋史·食货志》上三,和籴]。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折宗时期(1086—1100),大致还没有多大变化[《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卷四五一]。

苏轼精打细算,每天把生活基本支出控制在一百五十枚铜钱以内,结合当时的物价,完全可以满足一家老小的生活。

苏轼“画叉取钱”的故事,也给我们今天带来一些理财、消费方面的理念,尤其是三年疫情,更让人们懂得挣钱有多么艰辛、存钱有多么重要,自由的可贵。正如卢梭所言,“人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

声明:本文转载自“钱法堂”微信公众号 作者:王纪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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