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银币，国际上称为“AUTO DOLLAR”(汽车银币)，其背面的主图是汽车，其下面又隐匿“西成”人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钱币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枚币，反映了那个时代修公路的苦难与辉煌。“汽车银币”又简称“车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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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贵州省交通志》载：“贵州辟处祖国西南边陲。二三千年来虽然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但也有过秦修五尺道、楚庄跷人夜郎通滇国、汉唐蒙通西南夷、诸葛亮南征、奢香夫人通九驿等交通史可寻”。可是，1926年以前，贵州陆路交通均为驿道和人行小路。1926年6月1日，周西成主政贵州，首倡修公路，同年7月，成立公路政局，各县成立路政分局。向百姓大派筑路捐和民工。同年8月，贵阳-赤水马路在贵阳西门外的头桥举行开工典礼。1927年春季，周西成制定了《贵州全省马路计划大纲》，这是贵阳历史上最早的规划建设蓝图。当时，按照已勾画的全省公路网施工。以贵阳为中心，兴建了贵北路，从贵阳至扎佐、息烽、遵义、桐梓、温水、土成以达赤水县。由于江桥未建成，汽车往返靠船渡。不久修通桐梓到重庆的公路，贵西路自贵阳经安顺至黄果树，贵阳南路由贵阳经都匀到独山，贵东路自贵阳经镇远通湖南。至此，贵州修通了东、西、南、北四大干线达川、桂、湘、滇四省。

　　(一)周西成修建公路的功与过

　　“经过三年，共建公路1012公里。其中包括贵阳环城路和长途公路两种。”尽管这些公路是低级的“沙泥”路。但它奠定了贵阳市西南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周西成靠的是百万民工的 背挖，居然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在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是罕见的。为了修建公路，周西成举全省之财力很有限，而百万贵州人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人民裹粮走数百里外，终日力作，夜宿又无栖止，饥寒疾病，死者十之五六。”平越县奉命请修公路，其路线“长至六七十里，而全县户口除孤寡僧尼外，则仅有八九千户，人少路长，其难数倍。”“民间耗费房砍木料及劳工伙食损失已愈巨万。”可以说.贵州的公路，是用贵州人的血、汗和智慧筑起来的。贵州全省公路网的建成，对于山岭重叠，沟谷纵横的贵州来说，无疑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十七年五月(1928年5月)，为庆祝贵阳到桐样的公路通车，周西成责令贵州造币厂铸造发行了面值1元的贵州银币5万枚。显然“车板”是纪念币，它不仅记录了贵州人修公路的辛酸、喜悦与希望，也记录了周西成的功与过。这枚币，由于具有时代的气息和地方特色，已成为钱币史上的一朵浪花。

　　(二)“车板”纪念币的特色

　　“车板”可以说是贵州人“汽车梦”的物化。以“汽车”作主图，不仅反映了贵州人修路的实情，也铸出了贵州人追求汽车的“美梦”。周西成修公路，不光是能保证军事行动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发展地方经济，周西成认为，修公路是“开贵州之生路，辟全黔之财源”。有公路必须要有汽车，周西成带头将汽车引进了贵阳，以刺激汽车运输业的起步。1927年6月，周西成从广西购进美制雪佛兰小轿车一辆，水运经榕江至三合(今三都)起岸，车辆拆散，抬至贵阳，派曹孝端驾驶。省政府发出的第一个交通布告，内容是：“汽车如老虎，莫走当中路，如不守规则，死了无告处”。这种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布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年6月至12月，省路政局在贵阳紫林庵举办了贵阳的第一个司机技术训练班.培训了l00人。经过3年努力，贵州的商行有货车12辆，其中雪佛兰(木轮心)4辆，福特8辆，皆从广西经榕江，三合(三都)运进贵阳。1929年3月，贵阳先导车运公司购进人力车(黄包车)30辆，从此，贵阳街上第一次出现了人力车。

　　贵阳的汽车、人力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贵州开天辟地的大喜事，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怎能不记录留传后人?周西成在币上铸汽车图，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纪念公路通车和汽车抬入贵阳，又鼓励人们购车、坐车，以推进交通业的发展，“车板”铸造发行不多，但它是“无脚走天下”的货币，其激励作用不可低估。周西成把第一辆汽车抬进贵阳，并把它的形状铸在银币上，让更多的人去“梦”它，给当时贫困的贵州人留下了一大遥远的追求。事实证明，过了70多年的今天的贵州人已圆了这“汽车梦”。

　　(三)“车板”隐匿“西成”开了纪念又防伪的先河

　　“车板”背面的草丛中隐匿的“西成”二字，让人去寻找，十分有趣，这是寓教于乐的手法。其制作精巧，构思奇特，想象也丰富。草丛用28根草叶组成，28可能暗指造币时间1928年，“西成”二字巧藏于草丛中，隐示后人，不要忘记周西成主持修路、抬进汽车的功绩，同时也作一种防伪，这是一箭双雕的创新。汽车的两个轮子，分别有12根幅条，前12根可能象征12生肖，后12根可能象征十二甲子，寓意“年年兴旺、岁岁平安”的良好愿望。

　　“车板”的制作是精美绝伦的，没有一定的技术和设备以及人才是造不出来的。

　　据“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集傅友周所著《重庆铜元局片断》一文载，1920年至1926年，“黔军远涉川境，饷给较困难，依赖铜元局尤甚，对铜元局的争夺也很激烈”。周西成所部攻占重庆期间，曾三占重庆铜元局。“黔军主要靠收回制钱和小面值铜元改铸当二百铜元”，1923年7月13日，“周部占据南岸铜元局，凡八日，饱载铜元约四十万而去，”民国13年(1924年)，周西成驻赤水时，所建的造币厂所用的机器设备，基本上是从重庆铜元局拆迁来的。在这里周部铸过“赤造银元”—“中山纪念币”和“四川银币”。周西成接任一年，为纪念省公路通车，积极筹设贵州造币厂。民国十七年春，在省城贵阳南郊虹桥(即团坡桥)华家纸厂旧坡上建成了贵州造币厂。民国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贵州改进日报》新闻消息刊登：“造币厂奉政府命令，业派专员赴镇远搬运(从上海购来)的锅炉、引擎、压榨机等重要机件，不日即可分批运省。”

　　周西成什么都敢为人先，别出心裁。他在位，想为自己树碑立传，搞点形象工程，是无可非议的。他“三占重庆铜元局”并自兼铜元局局长，搬来设备，铸过国币及川板。他“在南门外设兵工厂(与造币厂同一址)，招集各县枪工，将原来赤水、沿河、遵义等地，造枪机器概行运省，并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添购机械，聘来高级技师，增加机器设备，提高技术，所造机关枪异常精利。”有了这样良好的条件，周西成造出举世无双的“车板”也是顺理成章的。

　　(四)“车板”减重、减成色是军阀割据的产物

　　“车板”有独特的创意，驰名中外，可它是当时铸币标准的“叛逆者”。它没有被封杀，其主要原因是周在贵州当上了”土皇帝”后，实行军阀地方割据。其政治上搞独立，经济上也必然和中央分庭抗礼，其所造“车板”也肯定要独树一帜，成了“杂银元”也在所不惜。

　　周入主贵阳后，集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实行***专制。他不喜欢中央委任的省长名称，自称主席，他重用桐梓人，组成“桐梓系”的统治，他杀了回贵州筹办国民党的李益元，表明丝毫不让国民党中央势力染指贵州。他自己组织一个国民党，表面上属于南京，实际上自搞一套封建组织。他拥有单独指挥100个营的权力，他自办兵工厂、造武器***，他自办崇武学校等等，这些都要有钱才行。钱从何处来?周自办造币厂，自己造“钱”。他有权又有钱，什么事都好办。他造钱，根本用不着上报审批与备案，因为当时的中央对他没有制约机制。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下令各地停铸“袁大头’，规定以民国元年版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旧模略改英文币铭，替代“袁大头”旧模。标准银元的成色，按1914年12月当时政府公布的《银币铸造条例》，每圆台银库平6钱4分8厘(23.977公分)，成色88%，总重量七钱二分(26.86克)，银九、铜一。根据以上标准权衡，“车板”显然是“偷工减料”的。“车板”据科研部门测定，实重为25.63克，含银量为20.25克，成色仅为78.21%。其银含量低于财政规定标准的9%—10%，达不到当时国民政府铸造条例的要求，按法规是要禁铸的。“车板”减重、减成色，不仅是一种独行其事的政治行为，也是一种增收节支的好办法。由于周进行军事割据，当时中央政府自顾不暇、鞭长莫及，如要制裁、禁铸，又将会带来周的反抗，且铸量不多，只好听之任之，作“纪念币”在省内流通，被流传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