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洛华
算起来，我离开资本市场大概有4年了。那时候我每次参加机构投资者的研讨会，总会灰头土脸回来。主要原因在于大家要么在谈估值，要么在预测股市走势，而我认为这两者其实都不需要讨论。 结果就是我和那些主流专家们观点严重对立。
记得，一次我发言时反对西装革履的海归精英用某某模型研究沪深股市，引来轻蔑的质问“那你用什么方法研究呢”？我大大方方地回答“我用科学 发展观来研究沪深股市”，结果引得哄堂大笑。而那些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们在听了我那次演讲之后，也认为我在模仿周立波，以取悦观众。这些反馈让我很反感，也很气愤。我甚至觉得整个金融 体系都缺少独立思考的风气，缺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实事求是讨论问题的风气，大家唯美国马首是瞻，开口必谈华尔街模型，表达关键意思时喜欢说英语，这10年来，我在各大金融机 构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受到普遍的重视并被提拔。
时间一晃而过，我也渐渐淡忘了当时那些令我不愉快的事，反而能够用一种平静的心态去重新审视自己当时的立场。我发现，大多数专家认为股市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而不限于：公司业绩，经济周期，事件性催化剂，货币政策和投资者信心等等。我曾经做过一些单因素实验，结果告诉我，很难证明某个因素和股市涨跌没有关系，但是要把所有这些因素统统考虑进去，而且每个因素之间相互还会发生作用，然后去构建一个复杂而智慧的模型来预测股市走势，那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其难度不亚于构建一台永动机。
所以，如果坚持认为股市是一种结果的话，我们观察影响股市的那些原因应该可以知道股市的结果。可惜，大多数情况下股市是不能预测的。股市的实际走势总是和大多数人的预测相反，所以，要么是大多数人错了，要么股市压根儿不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我始终认为，股市是多种因素的原因和起点，从来就不是结果。中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就保持了将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可是沪深股市却几经波折，现在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各项资产类别的表现。难道我们非要给沪深股市贴上“非理性标签”？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统计：贵州茅台过去三年每股收益分别是1.64元、3.00元和4.03元；同期中国宝安的每股收益分别是0.14元、0.24元和0.19元；而2002年至今，茅台从最低20.71元到最高 230元大约涨了10倍，中国宝安从最低1.72元涨到最高17.36元也是10倍涨幅。大量证据表明，企业业绩对股价的影响不是唯一的。股市也不会必然显示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我把股市看作是市 场经济中的一个激励约束机制，股市通过对上市公司的估值来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
过去1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如此迅速，是在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保持一个“被认为低估”的水平下实现的，只要存在真实购买力和名义汇率之间的币值落差，就会使得大多数行业都可以轻松获 得收益。不必调整结构，不必提升工艺，只要简单扩大规模就可以获得回报。在此背景下，我们没有诞生以高科技为标准的大蓝筹公司，倒是成就了一大批房地产企业的黄金十年。无需股市给出 高估值来鼓励大家创业，来研发新技术，只要人民币保持对美元的稳定，我们会发现遍地都是轻松获得利润的机会。
从过去10年间沪深股市的总体表现逊于房地产和其他类型投资，可以推论，如果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增速减缓的阶段，我们反而可能看到股市走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已到了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科技进步而不是产能扩张来实现增长。那时，股市可能真的走出一轮大牛市，因为只有股市走牛，抬高估值，才能鼓励大家致力科技创新，改进管理，提升公司治理和发展新的商业模式。
现在回想起来，10年前的互联网泡沫其实有合理的一面，短时间内大量上市公司获得了高估值，鼓励全社会的资源投入到信息技术领域，这个领域过去10年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为我们今天的 劳动生产率提高奠定了基础。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能如此便捷高效，无不得益于过去10年间对信息技术的投资。这些投资，可能本身并没有获得其原始现金流预测模型中的结果，但是我们不可否 认这些互联网的投资促进了整个实体经济进步。10年前那么多人怀着财富梦想启动的信息革命，直至今天仍然在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过去讲的“通胀无牛市”和“通缩造牛”，招来了许多业内人士的批评，我并不抱怨这些批评我的人，我认为这些论述如果要成立的话，就必须接受股市是原因而不是结果的前提，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激励大家通过改善管理和科技创新来实现更低成本和更高收益，而信贷扶持和规模扩张只能实现GDP和政府税收的增长。我希望中国股市成为鼓励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的催化剂。（文章出自草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