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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铭强 湖北集邮网
2002年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录.邮资封片简卷》一书，把木刻图普通邮资封（该目录称之为文革剪纸图红绿邮资封）编号为PF3。该邮资信封发行于1970年1月，全套20枚，剪纸美术图案以时代英雄人物、政治宣传为主，仅有2枚不带剪纸图。这套文革期间发行的普通邮资信封，是在社会动荡的态势下设计的，当时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发行计划。但它并非完全是一种混乱中的偶发现象，而是在多层背景下仓促出台的。正因为如此，这套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给集邮者留下了诸多悬念与待解之谜，近四十年来对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的研究探讨以及相关实物的挖掘一直没有停止过。现结合既有的文件和研究资料，在此对这套邮资封再作一番综合介绍。
一、诞生背景、设计以及发行日期
1968年9月27日，江青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无端指责邮票发行和集邮工作之后，邮电部军管会马上采取了取消集邮工作的行动，并开始逐步大规模销毁各地库存邮票和国家库存邮票。
1969年5月9日，邮电部军管会则进一步派军管组进驻北京邮票厂。1969年7月，邮票设计人员张克让、杨白子、李大玮被合并到北京邮票厂，安排在凹版制版车间，以真正体现邮票设计是邮票印刷的第一道工序。当时军管组生产指挥部的军代表认为现用的邮资封少了，就委托张克让、杨白子、李大玮设计一套，他们从美术作品上剪辑设计了10个邮资图案，后通过4个，其中8分邮资图3枚，即“大庆人图（张克让）”、“军民联防图（张克让）”、“向贫下中农学习（李大玮）”，10分邮资图1枚，即“大寨人（杨白子）”。邮资图图案采用时兴的“木刻”版画。木刻版画这种艺术形式，自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发起参与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以来，一直是以关注社会现象问题为创作题材，其技法通俗易懂。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人”、“大庆人”、“军民联防”、“向贫下中农学习”等社会热点题材，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木刻版画形式表现，有很强的宣传力度与鼓动作用，以及强烈艺术感染力。
邮资封下厂印刷时，生产科的一位同志嫌光秃秃的一个邮资图不好看，于是在车间下放劳动的陈克宽、汪延楷当即决定沿袭北京邮票厂采用剪纸艺术形式作封图印制普通信封的做法，到工艺美术商店买了一些彩色美术剪纸图贴于封面左侧，形成了18种不同图案的邮资信封，另有两种未贴剪纸图的白封。至于为何有两种未贴剪纸，是当时工艺美术商店只有这18种图案，还是只有这18种符合政治宣传方向，亦或是印刷上的原因？则有待进一步求证。这套并不完全统一风格的邮资封，后来在称谓上存在多种，起先称“工农兵图案邮资封”、“文革封”，后称“文革剪纸图红绿邮资封”、“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等。不过，从新中国邮资封片简目录中关于邮资封片称谓惯例上来看，直呼邮资图图案“木刻图”似乎更科学些。
邮票发行通知是邮政主管部门向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发布有关邮票发行的业务文件，是邮票发行工作的主要依据。一般情况由邮政主管部门在邮票发行日前下达，并有一定的规范内容。“木刻图”普通邮资封发行时，正处在文革动乱邮票发行通知很不规范的时候，它的发行通知是与文19“革命青年的榜样”一起随（70）邮工字014号文公布的，有关邮资信封的必要资料，如邮资封规格、出售方式、发行日期都未加以说明。事实上这篇1970年1月21日的发文，就成为了“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的发行日期的主要依据。所以，当前邮资封片简目录中关于“木刻图”普通邮资封发行日期的标注基本上都以“1970年1月”为准。据闻《香港集邮之声》创刊号上曾刊出1969年11月11日洛阳寄西安的实寄封，所以这个“1970年1月”的发行时间还是有根据更多实物来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的。
二、使用与停售
“木刻图”普通邮资封采用普通书写纸，用当时北京邮票厂的101型双色印刷机印刷，的确是一种省工省料的好方法，成品朴实无华，这与当时社会上提倡的“节约闹革命”的宣传口号是相符合。在这一时期，北京印刷厂还大量印制了许多普通信封，这些普通信封的封图有的也选用了许多剪纸、图案，有的还直接以“木刻图”做配图，封的格式与“木刻图”普通邮资封基本相似，而且其封背印有“BJY”字样，是北京邮票厂的代称。这些普通信封，笔者以及他人都曾在《集邮博览》、《集邮》杂志上撰文介绍过。不仅如此，而且全国各地印制使用的普通信封中也有很多种与“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相似。自“木刻图”普通邮资封发行后，在使用的过程中极容易与这些普通信封相混淆，从而给人民群众及邮局人员在发信及收信的过程中造成不便。后来不久就验证了这一情况。
1972年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邮政局给邮政总局来信反映：发现一枚邮资封，邮资图是“大庆人”，面值8分，美术图案是“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认为封是伪造的，要求邮政局总局鉴定答复。经查不是假的。另外，不少地区也来信反映这一情况。邮电部十分重视这一情况，于1973年10月10日发出【193】部邮字399号《关于停售1970年发行的四种邮资信封的通知》：1970年1月间曾发行了“大寨人”面值10分和“大庆人”、“军民联防”、“向贫下中农学习”面值均为8分的邮资信封四种。这批信封由于印制粗糙，几年来不少地区曾发生误认为是伪造的，要求进行鉴别；最近浙江省又建议将这批信封剩余部分，全部收回停售。经研究决定，目前散存在各地邮局的上述四种邮资封不论存量多少，均由各省、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邮政局）统一收回，清点后负责送造纸厂监销，不必是北京邮票库。至于已出售的，仍准许用户继续使用，各地邮局不得拒收。该通知发出后，使得大批未经出售的数量不等的新封直接被送到造纸厂销毁，也造成了后来全套“木刻图”普通邮资封无论新旧都很有收集难度的情况。
当然，那些已经出售的“木刻图”邮资封，由于各种原因被留存下来的可能性还是普遍存在的，那些回收后并未消毁的情况也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上海邮政局就曾将留存未销毁的10分“大寨人”图邮资封，加盖“邮电公事”戳，当做“邮电公事封”使用过一段时间。这些改作“邮电公事封”实质上是邮资已作废了的木刻封的再利用，其封上的面值已不具备邮资功能了。这些封的使用单位均是上海市邮政局下属各科室，如计财科、人事教育科、办公室、电信科、邮政科业务宣传组，未见其他部门使用，收信人则是市邮电局管辖的支局、分局、邮电所、邮票公司等。该封发现之初未见有寄到上海以外地区的。但后来在江西龚振鑫先生的邮集中出现唯一的一件，此信是寄给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邮电局罗寿喜（集邮者）收的。目前在集邮媒体上展示过的“邮电公事”封中，较早使用的为1979年3月28日，较晚使用的为1981年10月29日，使用期限达2年之久。几年前有邮人曾调查过封的持有者：瞿百顺有6枚，龚振鑫有4枚，韩进文、王怀亮、朱浪石、张雄、何钦荣各1枚。“木刻图”邮资封10分面值的实寄封非常少见，市面上流传的10分航空实寄封多为伪造品，而这些难得一见的“邮电公事”实寄封，可在编组邮集中聊以替代。
三、印版、印量、存世量以及珍罕程度
居洽群先生当年曾请教两位北京邮票厂从事过“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生产工作的老同志，得到的答复是：101型双色铅印机是全张双色印刷机，一次能把787×1092mm 的全张纸印成红绿两色的成品，单枚“木刻图”普通邮资封展开后是190×214mm，全张纸可以印成20枚（4×5），而“木刻图”普通邮资封共有20个不同品种，正好可排成红绿两块印版一次印成。“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的计划印量为1500万枚，居老根据北京邮票厂生产科杨松林所讲的“共印3-4批，每批500万枚”，对其印刷作了如下估算：木刻封的每批印量为500万枚，而每20枚（全套）用纸一张，则每批用纸为25万张，可印成25万套木刻封，3-4批的印量，就是75~100万套“木刻封”。
魏裕民先生在2006年《中国邮史》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木刻图邮资封发行量的探讨》一文。则提出又一段记载的史实：1972年9月26日北京邮票厂邮票库《关于1969年印制和发行邮资封的情况》报告记载，这种邮资封“原计划印制1500万枚，分三批印制”，即每批500万枚，实际上第3批印制4万张，即80万枚，都是不带美术图案的“白封”而“前二批”共印多少枚不知道，但我库从1969年9月9日到1970年元月止，实际上共收入5920360枚（4种邮资图），3种面值8分的共收入5170000枚，全部发完，另一种面值10分的收入749492枚，现存719492枚，也就是说10分面值的仅发出3000枚。魏裕民先生提到的《关于1969年印制和发行邮资信封》的档案情况，因魏裕民先生曾是《中国邮票史》编委之一，可能有机会亲睹这一档案实物，笔者至今未见媒体刊出这方面的实物资料，但其真实性毋庸置疑。魏先生就此提出新论：“木刻图”并非全套20枚一个印版的说法，其中有配图与无配图是分开印的，而且“木刻图”普通邮资封印量并未达到75万套。
此论一出，使得好像要大白于天下的“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的印量又变得扑朔迷离。居洽群与魏裕民先生对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有目共睹，两位都是我所敬仰的集邮家，然而他们亲历提供的这些史实在此有了诸多矛盾之处，孰是，孰非，难以分清。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弄明白：“第3批印刷4万张，即80万枚，都是不带美术图案的白封”，是指“印次”还是“入库次”的问题。80万枚的无配图封，按“军民联防”与“向贫下中农学习”两种无配图封分配的话，两者的印量就仅有40万枚，离75万枚的计划印量相距甚远，至少要再印一次批次才能达到，如果真是单独的“印次”的话，那么“木刻图”普资封20枚不同品种一个印张的说法的确应改写。而这种可能性似乎又与“木刻图”两种不同风格的信封格式有了呼应，带剪纸图的18枚制了印版，2枚无配图封也制了印版。如果不是印次，而仅是一次“入库”的统计数量的话，那就好理解了，也许还有许多无配图封停留在印刷车间呢。居洽群先生的说法来自于生产一线的两位老同志，从理论上讲似乎更具有说服力，当前来说这一观点用来解释木刻图的印版印量仍合情合理。而魏裕民先生所据的邮票库的《关于1969年印制和发行邮资封的情况》所谈的印制及印量虽合理但暂不合情，从1969年9月9日到1970年元月底止，实际共收入592036枚，即592万多，在这期间竟然出现了第三批之说，是否是说在1970年1月发行间，全部计划的三批已印完，木刻封图就仅有这区区592万枚。我觉的魏裕民先生的原意也不至于是这个意见吧。但其行文之中颇多费解之处。故笔者认为“木刻图”普通邮资封是否有另外印版之说尚续继续推敲。
“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的存世量应该说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众所周知，邮票的计划印量不一定等于实际印量。如果一种邮票在印刷过程中没有遇到大的印刷问题或事故的话，计划是与实际印量差距不大。象“木刻图”普通邮资封这种大套封，应与天安门图毛主席语录邮资封情况差不多，基本上是等量印刷，存世量也差不多。但实际上“木刻图”的存世量与印量却是悬殊很大。“大寨人”10分面值的四种剪纸图适用于航空信函，有许多不通民航的地区基本上就不领取10分面值的木刻封。据居洽群先生考证，当时浙江省邮局就未领取10分面值封。在邮票中也普遍有这么一种现象：发行量少的高面值邮票大都因为消耗少存世量大而价格低。木刻封的10分面值虽不是高面值，但也由于用于航空信而消耗较少库存大，而致使木刻封10分面值的“伐木工人”、“月下哨兵”、“战士学习”、“女民兵”存世量较大。而大量用于平信的8分面值的木刻封却因有以下原因造成了存世量的超低。①大规模销毁。（1973）部邮字399号《关于停售1970年发行的四种邮资信封的通知》对于停售的规定：……地区邮局自行回收监销，不必退北京邮票库……。其中浙江省邮电管理局上报销毁的数字达80509枚，上海邮电局上报1400枚，按此比例粗略估计，全国各省市地区的销毁量当上百万或几百万之巨。②大量使用或不敢留存。文革期间，人民群众平时信件联系较多，尤其上8分面值使用量较大，因而其新品留存较少。对于使用过的木刻封，因收信人怕牵涉事件他人他事惹出麻烦，很多人在阅信后大都毁掉。③重票轻封片的积习。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前昔，这时期集邮人数较少，只有一些未受文革冲击的少数集邮家才能有意或无意对木刻封进行了收藏与留存，而且历来“重票轻封片”的积习，也使得木刻封最大限度地被遗弃。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致使木刻封的发行量与存世量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一套收集难度极大的普通邮资信封。1984年第5期《集邮》杂志刊出全套20枚彩图时，原拟借用集邮家张包子俊先生的一枚“电力工人”封制版，不巧因张包老外出旅游而未果，只好改为手绘图刊出，不料就此给集邮者造成“电力工人”一种最少的印象，使之成为木刻封中价格最贵的一枚。事实上仅杭州一地就出现过10多枚“电力工人”实寄封，这是人们认识观念上的问题，并非根据实际存世量考证出来的。在全套20枚的木刻封中，以“电力工人（军民联防）”、“焦裕禄（大庆人图，仅见一枚）”、“向贫下中农学习（知识青年，仅见3枚）”新品最为珍贵，其余17枚也因存世量的不同而价值不同，居洽群先生曾1999年第3期《上海集邮》发表的《木刻邮资封综述》中公布了一张详细的收藏评级表，是一份借鉴性很强的存世情况考评表。“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的新旧大全都有较高的收藏难度，如江西垄振鑫先生的邮集中就展出全套唯一的新品，李向荣先生的邮集展出全套实寄的。
四、版式研究及伪造品
“木刻图”普通邮资封采用红绿双色印刷，因此它的印版必然有两块根据配图、名址线以及邮资图的具体设置的不同而设的“红色版”及“绿色版”，经过这两块版分二次印出成品。从木刻封按计划分三批印刷1500万的情况来看，其“绿色版”都有可能通过重新拼合而导致发生距离上的差异，从而出现了不同的版式。对于木刻封出现的此类版式，居洽群先生曾提供了一张“版式差异”一览表，具体开列了“军民联防（无配图）”、“军民联防（刘英俊）”、“大庆人（刘英俊）”、“向贫下中农学习（伐木工人）”、“向贫下中农学习（月下哨兵）”、“向贫下中农学习（女民兵）”、“大寨人（月下哨兵）”、“大寨人（女民兵）”、“大寨人（伐木工人）”、“大寨人（战士学习）”等10种封的“AB”版式差异。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详介。其后，在李向荣先生的《中国文革时期邮政用品》邮集，还展示了“知识青年”、“焦裕禄”、“电力工人”的“AB”版。
另外，就四种邮资图而言，发现有“军民联防（刘英俊）”邮资图方框的右下角有“直角”与“钝角”之分，“直角”为早期特征，“钝角”为后期特征。其它的象红色与绿色之间距离发生变化的，是套色不准所致，不属于版式差异。
木刻封全套价格不菲，但印制粗糙，故几十年来木刻封的造假情况层出不穷，全套20枚假品都出现过。笔者曾在本地开元文化市场地摊上花五元钱买到一枚“向贫下中农学习（知识青年）”假封，售封的那位妇女明告是假品。我买来作为了参考品。当然也有比较精致乱真的，如居洽群先生介绍过一枚“电力工人”假封，假封比真品线条还要清晰，制作步骤是先将真品的邮资图与配图放大，再把所有线条都仔细地加工描绘，然后在缩小制版，粗看上去效果甚至好过“真品”，但毕竟是假封，仔细端详其伪造破绽即现。
另一种伪造情况是利用廉价真封制作实寄封。木刻封中10分面值的四枚封单枚价格不过两位数而已，而一枚真正实寄过的信封可达四位数左右。巨大的差价使得许多造假者纷纷用新品倒盖日戳，制作成当年或后期的实寄封，以谋取更大的利润。如今市面上有不少的10分面值实寄封，但经多位集邮家的反复辨认与考证，这些10分实寄封中多为伪造品。
四、主要研究文章
“木刻图”普通邮资封从发行到停售，仅有三年时间，使用期限较短。但是由于大量地销毁和遗弃，以及有关部门档案资料的匮乏，使得木刻封的研究进展缓慢，至今仍有不少谜团，现把历来研究“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的进程以及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简介如下：
①小荷刚露尖尖角。成都集邮家汤德铨在1974年自编油印的目录中已将木刻封列入，木刻封在目录中被称为“工农兵图案邮资封”，入编的仅有7个品种，这与当时发行消息闭塞、宣传不力、动乱的现实有关。而且还刊出了王德惠摘录的上海市邮政局革委会（73）沪邮革字第130号通知，所登停止出售木刻封，统一回收，已出售出的仍准使用的文字，与（193）部邮字399号，发文大致相同，从这一方面也可看出地方对邮电部文件的执行情况。据居洽群先生讲这是集邮界关于木刻封最早报道。
②邮电部领导答复问询信，引发“木刻图”普通邮资封研究序曲。1983年第8期《集邮》杂志刊登了宋兴民局长回复王力军问询木刻封的《关于“文革邮资信封”的一封信》，宋局长在信中交待出木刻封的出售、停售日期，各种面值的设计者等情况，并明确告诉王力军所附木刻封非伪品，但是里面公布的全套枚数13枚仍有误。该文发表后，引起一定反响，一些热心读者纷纷写信指出13枚不完整，并附来实物证明。于是，宋兴民局长又在1984年第5期《集邮》杂志上发表《再谈“文革封”》一文，指出当时生产管理混乱，档案记录残缺不全，自己根据留存的部分案举证，诸多疏漏，文后刊出全套20枚品种的彩图，其中的“电力工人”系手绘。同期，他还约杨松林、张克让两位当事人简单地介绍了木刻封在印刷、设计上的一些情况。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发了一股“木刻图”普通邮资封收藏热。
③居洽群先生的研究承前启后。集邮家居洽群先生很早就留意木刻封的收集与研究。1988年第2期《集邮》杂志曾刊出他撰写的《对木刻图邮资封的几点补正》，文中简要的介绍了木刻图邮资封的、名称、数量、剪纸图名称、编号等方面的问题，并就1984年第五期《集邮》上手绘“电力工人”新封，补正了一枚实寄封。文章发表后，居老仍感意犹未尽，在经历10年之后的资料搜集与访问当事人的工作后，终酿成在《上海集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木刻图邮资封综述》一文，这是木刻图普通信封面世以来研究最为全面、深入的一篇宏文。文中居老从“全套名称”、“印版和印量”、“各品种的存世量”、“版式研究”、“辨伪”等五个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证据确凿，考证详实，是全面反映木刻封研究的奠基之作。
④杨波、邹义昌先生的添枝加叶。2002年第2期《中国邮史》刊登杨波先生《用木刻图邮资信封改制的邮电公事封》，2003年第3期《中国邮史》刊登了邹义昌先生《再探木刻邮资封加盖作废改为邮电公事封》两篇文章互有补充地介绍了“大寨人”10分面值封在1979年到1981年间被当作“邮电公事封”使用的一段邮史，使得木刻封研究增添了一个有趣的插曲。
⑤魏裕民先生的新论又掀争鸣的号角。文革邮史研究专家魏裕民先生在2005年第5期、2006年第1期《中国邮史》分别刊登了《“木刻图”封伪造疑案何其多》、《关于木刻图邮资信封发行量的探讨》两文，文中提供了木刻封的一些新资料和新观点，并依据邮票库库存档案向约定的俗成的“全套20枚品种在同一印版上印刷的”观点提出争鸣。如果观点能找到更加合乎情理的实证的话，那么说不定前说就此改正，木刻封的存世量从此也会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近年来，笔者通过不断留心搜集各种关于木刻封的研究文章与资料，涉足了木刻封的研究与探索，越深入就越有趣。毫无疑问，木刻封的研究在当前来说仍是一个充满悬念与待解之谜的领域。在此，笔者根据平时所掌握的这些文章与资料，拉杂性的谈了一番，本意在于提出问题，作抛砖引玉之举，以期更多的知情者与研究者能不吝赐教，以求早日破解木刻封的这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