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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仁
1966年，我正在长清归德小学上六年级，那时，正是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时期，我在学习了毛主席有关“一分为二”的论述之后，对班里一个叫房泽亮的三类生同学进行了分析，他虽然学习差，但他积极做好事，上进心比较强，只要帮助他，他的学习成绩就能赶上来。我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这一体会写成稿子，装在信封里，剪去信封右上角，投进了邮箱，寄给了《中国少年报》，不承想，《中国少年报》竟然给采用了。我手捧报纸，激动得无法形容，同学们和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因为那时，学校里老师和学生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把写稿当成了自己的业余爱好。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中国少年报》停刊，给我退回了已经修改准备采用的两篇稿子，我捧着退稿信，泪哗哗地流……
后来，我上了中学，依然给新闻单位写稿，那时，长清广播站用稿量很大，我就把学校的好人好事写成文章，寄给他们。可别说，每个月，都能采用我写的四五篇稿件，那时没有稿酬，广播站给我寄来稿纸，寄来“红宝书”，也就是带红皮的毛主席著作。
毕业后，我担任了农民业余通讯员，给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写稿，他们时常给我寄来学习文件、稿纸、信封和每月、每季度的报道提纲。1973年，我光荣地出席了泰安地区优秀通讯员表彰大会。
后来我成了一名民办教师，这样对写稿带来很大的方便。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采访、写稿。1979年，我写出了长篇通讯《毅力之歌》，介绍归南村残疾饲养员赵丰洪的事迹，通讯先后被《济南日报》、《大众日报》、省电台、济南电台等多家媒体采用。《济南日报通讯》还专门给我编发了采写体会和报社编辑部对通讯的评论文章。后来我又写出了《乡村女医生》、《好媳妇张世英》等十多篇通讯，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84年，济南市部分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也因我被评为“济南市优秀通讯员”这一条件被率先转公办教师。
屈指算起来，我写稿、投稿已经40多个年头。40多年来，我尝尽了写稿的酸甜苦辣。最初写稿，是先写在草纸上，修改好之后，再誊写在方格纸上，然后再装入信封中，粘死封口，剪去信封上的右角，放进邮箱就可以了。没有时效性的稿件这样寄发还可以，一些有时效性的新闻稿件就得去报社送稿。
不少时候，自己认为很有新闻价值，一旦放在全济南市、全省，就不算是新闻了。这样既得搭上工夫，又得搭上车费。当时，许多编辑也很体谅通讯员的难处，因此，能采用的尽量给采用。为此，我也结识了许多报社、电台的编辑朋友，后来，他们对我的工作和学习都给予了很大帮助和支持。
由于稿件需急发，我又想了一个办法，我打电话给比较熟悉的编辑老师，把事情经过叙述一下，然后由他们去编发，果然效果很佳。
1986年10月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在小屯中学任教，学校请来回家探亲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杜好山作报告，我用电话传去小屯中学请英模作报告的新闻稿，到了晚上6点，济南电台就在新闻节目中作了报道。
写稿最头疼的是抄稿，字迹要工整，生怕编辑看不清楚，另外，还想，一篇稿件给几个新闻单位，就得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抄写，常常把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都给挤扁了，还磨出了一层一层的老茧。有时候，用复写纸复写，可是有些编辑不喜欢，寄过去，一看是复写的，接着就“枪毙”。
寄发稿件，也很有趣。最初是免费的，只是剪去信封的一个角就可以。后来，又要贴邮票，起初贴3分钱的邮票，后来贴8分钱邮票，再后来是2角、5角、8角的邮票，现在竟然要贴1.2元钱的邮票了。不管邮票怎么涨价，现在是用不着邮寄稿件了。
发稿也经历了不同时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了传真机，把稿子写好，直接就可以传到报社、电台。刚体验到传真机快速的喜悦，电脑又来了，把稿子写好，发一个电子邮件，稿子一眨眼工夫就能传到编辑的手里，尤其是照片，过去，要想发照片，必须把照片送到报社，然后进行翻拍。现在可好了，添加附件，照片就上传，直接让编辑老师看到了。现在写发一篇稿件，也就是用原来时间的1/10吧。
抚今追昔，我心潮起伏，感触颇多。“写稿四十年，感受苦辣咸，写稿永不辍，当好通讯员”。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人生的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