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编号邮票杂谈

我国邮电部从1970．8.1——1973.10.15发行了22套共95枚邮票，这一时期发行的邮票被称为“编号邮票”，编号邮票不分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每枚邮票都一个独立编号。第一套编号邮票是1970年8月1日建军节发行的编1号《智取威虎山》1套6枚，最后一套是为庆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于1973年10月15日发行的编95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1套1枚。编号邮票的发行结束了新中国邮票发行史上纪念和特种邮票无编号时代。

学术界通常把毛泽东在1966年5月16日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一天定为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把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一天作为文革结束的标志。按照这一说法，1970年----1973年应该属于文革中后期，那么，编号邮票应该**于“文革编号票”或者叫“后文革票”，同文革票一样，编号邮票也应该是文革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编号票的发行在中国邮票发行史上留下了浓重色彩的一笔。

编号邮票的发行在当时可以算的上是一个“创新”或是“飞跃”，它大胆摒弃了文革票邮票票面一片红的设计理念，色彩运用更加鲜艳，邮票画面更加生机勃勃，向着“百花齐放”迈出了第一步，开始从“政治邮票”向邮政邮票过渡，开始逐渐还原邮票的邮政属性。

编号邮票的选题更加丰富，选题涉及到了文艺、军事、国际、党建、体育、工业、农业、动物、人物、文物，儿童等，这在当时文化、艺术、思想被束缚、禁锢的历史背景下，能够设计发行出选题这么丰富、设计这么新颖、色彩这么鲜明、画面这么活勃的邮票来算得上是一个突破，在文革还在进行中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实属不易了。

编号邮票的设计者和雕刻者有杨白子、许彦博、张克让、吴建坤、孙鸿年、张源、李印清、高品璋、呈传理、李大玮等，这些人都是我国邮票设计和邮票雕刻的大师级人物。其中，57-62《熊猫》还请了我国著名画大师吴作人先生进行原画创作。在当时这类人物被打倒或进牛棚的历史背景下，能请到这样的大师作画也是难能可贵的。

编号邮票发行量最大的是编7号《严惩入侵之敌》，发行量为14000万套，发行量最少的是编21-24号《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和25-28《庆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30周年》，仅为125万套。

编号邮票虽然在邮票目录中是一个独立单元，但是，在粉碎“四人帮”后，集邮活动重新开始时候它不受邮人重视，在很长一段时期价格很低，长期受到冷落，直到1997年前后才名声大振，但是，随着邮市走进低谷，编号邮票再次进入“冷宫”。从去年以来，在北京市四达邮币社的精心运作下，编号邮票有了很大起色，价格和知名度直线上升，特别是“红白双雄”的运作成功，更加奠定了编号邮票在中国邮票史的应有地位知名度和珍贵性，使得编号邮票这只“丑小鸭”一跃变成“金凤凰”。在此，我们要感谢四达的精心运作，从中也可以看出四达的勇气和智慧。

当今天文革票已经达到15万元一套的时候，与之基本同期诞生的编号邮票还停留在1.6万元的这个价位，明眼人都知道是不合理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光靠四达来提升编号邮票的价格、知名度和珍贵性是远远不够的，要靠市场、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再挖掘这座金矿，来提炼它的珍贵性，甚至是打造品牌。

笔者认为，从编号邮票的特殊性、历史**等方面来比较，它的价格、它的珍贵性、收藏性、历史价值性等都应该可以同文革票相媲美，价格至少应该是文革票的一半甚至更高一些。同稀缺资源一样，编号邮票是不可再生的，换句话说，在被集邮者买走一套市场上就少一套。

现在编号票的存世量无法计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编号邮票存世量极少，因为在当时背景下，老百姓的通信绝大部分是靠邮寄信件来完成的，因此，各套编号票的消耗量极大。假如发行量最少的编21-24号《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和25-28《庆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30周年》这两套邮票全都健在，今天我们也仅仅能凑上125万套编号大全套，我们把这125万套打5折的话，今天编号邮票的存世量也仅仅只有60多万套，再者说又有谁能保证这60万套的品相呢？因此，单但从存世量这一方面来看，把编号票列入中国珍邮或是文物级邮票一点也不过分，至少它应该和文革票并驾齐驱。

（北京·雨尘）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