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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江西集邮》2005年第5期史济尧《“绿衣红娘”别开生面的特殊样票》一文，发现有部分不实，聊作订正。
“绿衣红娘”最早在集邮界露面是1941年，当年11月3－7日，新光邮票会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上海联合邮展”，陈志川主要展出大龙邮票，附带展出少量红印花精品，其中就有这枚小2分绿色加盖票，翌年他创办的《国粹邮刊》于 3月1日问世，第1期上即有署名为惜邮馆主的一篇短文《国邮古票未曾经传之新变体》，介绍这枚绿色加盖票的来历，并论证其不可能是伪造品，讨论其成因，或为“用错颜色”，或为“初期加盖之试色”，未下结论而曰“尚待专家之考证。”
至于1948年在南京和上海分别展出的绿色加盖票并不是同一枚，上海的展出除了中华邮政总局的藏品外，另有新光邮票会的出品，“绿衣红姑娘”就是当年陈志川买进的那枚，但这时已由家伯父洵美公藏娇金屋。洵翁是“绿衣红姑娘”的命名人，关于这段掌故，我曾在《中国集邮史》的初稿中有所叙述，只是后来成书时改了一种写法，现在不妨将原稿移植于此，亦留一史实耳：
红印花小2分绿色加盖票在当年是仅见一枚的孤品，其稀罕程度与红印花小1元比较犹过之而无不及，只因不见经传，“身世不明”，未能确知其为错色变体呢，还是试色样票，还有人怀疑它是化学变色，所以虽受多人青睐，但并未被视为红印花专集必备之品。此票最初由陈志川得自某外国人，后因陈专集大龙，于1941年冬让给天津宋慧泉。1943年宋氏携此票来沪，作家邵洵美见了十分喜爱，曾托陈志川作中介求购未果。邵洵美将此票比作美女，他给陈志川的信中写道：“日昨多蒙介绍，得识宋君丰采，并得一亲眠思梦想之绿衣红姑娘，不胜自庆有缘，闻宋君有意割爱，但须用邮票交换，使我怅惘非凡……弟以穷书生身份，竟渺想仙骨玉肌，十九要大失望也……如宋君愿意结一翰墨因缘放松条件，则割爱之情永生不忘，弟当以身历经过，公之于世，以示‘英雄不为美人迷，反叫书生魂梦颠’一段风流艳史，何如。”邵氏本是做诗的行家，邮票没有买着，为“红衣绿姑娘”写的催妆诗、定情赋却在邮坛广为传诵，这枚不见经传之品因此而名噪一时。邵氏将此票名为“绿衣红姑娘”，又有英文名为Scarlett in green，是中国集邮家将著名珍邮拟人化的嚆矢。第二年夏，宋醉陶驰函相商，宋慧泉再度来沪，两宋作成交易，事为邵洵美知，终于以7倍的代价向宋醉陶让得。事后宋醉陶在《国粹邮刊》上有《似曾相识燕归来》和《无可奈何花落去》二文详记经过，文辞委婉，曲折动人。其第二篇述得而复失的一段道：“遂于国粹楼头，即夕论定，时宋氏方抵申之第二日也。讵时机不密，遂为邮林艳传。昔年邵生，闻而惊起，盖属意已久，徒已一再蹉跎，坐误良缘。生富机智，重有谋焉，而余素性坦荡，初无所觉，又以爱姝弥切，悯渠往昔遭际，形成冷酷，急思被以温煦，恢复热情，更欲导以交游，使艳名广播，不负天生丽质，亦吾辈有心人所应为者也。爰于论定后，国粹主人乞留姝作伴，若干日，一倾积愫，慨诺焉。不意一念之微，遂肇异日分离之苦。噫，人谋耶，天缘耶，要亦数耳。其后数日，国粹主人欢宴宋氏，邀陪，邵生亦与焉，宴半，呼红姝出，为一一绍介，应对中节，喜甚，度借以时日，必足为艺林争传，色相庄严，曼妙婉媚，颠倒众生，易如反掌耳。席散，邵生将行，与主人商邀红姝为伴，贸然不之阻。越数日，生来商让，拒之，婉转哀恳，坚不之允，更以重金诱聘，屹不为动。讵邵生习知余重情谊，乃不惜再三邀谈，一再委宛陈述爱匿之诚，并云亦尝遣人北上，以未获面失之，词容恳切，又以红姝自被邀后，即为强留，且扬言不复遣归，宁为玉碎。余虽恶其无聊，然颇鉴其诚，遽强言诺焉。于是一代名姝，垂手失去，虽曾归余，而未尝有一夕之欢。天耶，亦人谋故使之不臧耳，夫复何言。”
《上海邮展速报》第4日报眼位置显著刊登“情商特聘红衣绿姑娘今日下午隆重登场”，实际上是上海人所谓的“摆一个噱头”，因为展出地点是南京路的繁华地段，不仅接待集邮界人士，而且还欢迎社会各界公众，除当年《国粹邮刊》的认真读者外，路人们并不知道“红衣绿姑娘”是指一枚邮票，多半还以为就像现今请“超级女生”前来捧场一样，有名伶、歌星出场助兴，于是耐心驻足以待。洵翁有意寻开心，当日下午并不亲自出马，而由夫人和长女俩携票送展，一个穿红一个着绿，象征着“红衣绿姑娘”，坐了两辆黄包车直抵中国国货公司的大门，为邮展制造一场“社会新闻”，果然在第二天的社会报纸上，出现了介绍这枚珍邮的报道。
洵翁的这枚珍品，在他获得15年之后，因为要资助流落在香港的六弟，无法汇款，就由便人携带出境，让她在那里另觅新主，换些柴米。从此红姝改嫁去，诗翁不再萌闲情。
说来也真是上海这地方与“绿衣红娘”有缘，第一枚在此发现，直双连也出于此，今年元旦上海邮政博物馆开馆，亮出了它的镇馆之宝——又是一枚前未经传的“绿衣红娘”。黄光城若还在世，少不了再要他辛苦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