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段洪刚
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矗立着一座古朴典雅的建筑，这里便是中国钱币博物馆。走进去，眼前仿佛拉开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古代金融生活长卷。这里收藏并展有古今中外钱币及与钱币有关的其他文物约30余万件，记录着数千年来中国的货币发展历史。
齐国六字刀币：建国的光荣？还是复国的感恩？
若要细数藏在这座博物馆中的宝贝，首先从我脑海中跳出来的，便是一枚齐国六字刀币（以下简称六字刀）。
刀币现在很少见，在历史上，它取代了最早的贝币，是当时通行的铜铸币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刀币流行于北方地区的齐、燕、赵（今山东、河北等地）等国。可能是由于当时那里的人们多从事渔猎，因此他们的货币也模仿了生活中随身削刀的形状。与之相对，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原地区，采用的货币以农具为原形，是为类似“铲”的布币。
不过，看看博物馆中陈列刀币的展柜，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同套系的刀币有大小之分，小型刀普遍在10几厘米，显得秀气精致；大刀则接近19厘米，而且刀身宽大，显得古朴厚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刀和小刀分属不同的国家，小刀是燕、赵等国的货币，大刀则是齐国的货币。而我将说到的这枚六字刀，便是齐国气派的大刀中的一种。
凡物之珍贵，必有缘由，也许是因为它稀有，或者它的背后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而“六字刀”却是二者兼备的宝物。尽管战国中后期，齐国铸造发行了大量的刀币，但都以铸有3字、4字、5字的刀币为主，六字刀极为罕见。不仅如此，它的身上还背负着一桩历史悬案—其上6个字究竟怎么解读？仅这一点，便引得百年来的钱币学家们日夜思索、探寻。
不妨让我们跟随这枚斑驳的刀币，回到那个时代。西周初年，周王朝封吕尚（姜子牙）于齐地建立了姜姓齐国，自此齐国成为偏居一隅的大国。齐桓公十四年（前 672年），齐国来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名叫陈完，是陈国的公子。因陈国内乱频仍，他不得不投奔到齐国避祸，并改陈姓为田姓。齐桓公见他气宇轩昂，想任命他为齐国的卿，陈完推辞道：“我这个寄居在外的小臣有幸能够获得宽恕，放下负担，已经是您给我的恩惠了，哪敢再接受这么高的职位？”齐桓公遂让他担任了管理百工的工正。齐国大夫齐懿仲见他如此不凡，于是想招为女婿，并特地找人占卜，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卜卦上说，陈氏（也即田氏），将在姜氏那里成长；五代之后就要昌盛发达并取得正卿的地位；八代之后，地位之高没人能比得上。不用说，齐懿仲立刻将女儿嫁给了陈完，而这卜卦上的事情居然也在200多年后应验。
公元前386年，在位的齐宣公整日沉溺酒色、不理朝政，逐渐壮大起来的田氏家族便伺机而动了。陈完的第十代孙田和与魏文侯在浊泽(今山西运城境)相会，田和请魏文侯去周天子和其他诸侯那里替自己求情，请将其列为诸侯。周天子很买魏文侯的面子，准许了田和的请求。于是，田和正式成为齐侯，列名于周朝王室。值得一提的是，田氏取代姜氏，看起来不过是一次小型的政权改换，然而实际上，却是田氏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成功，这也意味着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过渡。
当然，政治绝不会如平静的水面一般，其间一定充斥着各种手段、阴谋以及纷繁复杂的争斗。其他不多说，仅仅是铸造统一规格、形制独立的刀币，便是田和收买民心的一个重要手段。据记载，在齐国铸造刀币之前，曾经流通着多种货币，有来自燕国的小型刀币，也有来自晋国等地的布币，甚至还有圆形圜钱，使用起来十分不便。田氏强大起来之后，逐步掌握了国家的铸币权，便发行了统一的刀币。这一举措，赢得了民心，使得田氏代齐几乎是平稳过渡。
那么，展柜里静静躺着的六字刀，是否就是当时田和为收买民心而铸造的流通货币呢？答案还得从这枚刀币本身去寻找。
六字刀长约18厘米，比当时流通的所有其他钱币要大得多，其上6个大字，其中只有两个字—齐、邦可以确认无疑。这两个字的确认，使得它与齐国脱不开关系。那剩下的几个字呢？末尾两字有人解读为“法化”，意为法定货币，但还有人认为是“去化”、“大化”或者“大刀”等。这两个字之前的字，有人认为是“长”字。不过争议最大、对币本身认定影响最大的，还是“齐”与“邦”中间的那个字。看起来它有点像“建”或者“造”，莫非这是田和为了铭记自己“建国”的无上光荣而铸造？许多钱币专家都持有这一观点，并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念币。
不过，这种说法却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还有不少专家倾向于将这个模糊的字解读为“返”，“返邦”即是复国，如此一来，这枚刀币所经历的就是齐国另外一段历史故事了，这段历史比田和的故事晚了一百多年。
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的伐齐部队几乎踏平了齐国，迅速占领齐国70多座城池，仅仅剩下莒邑、即墨（今平度）两地。齐国旧臣王孙贾万分焦急，于是在莒邑立齐太子田法章为齐襄王，号召齐国百姓反燕复齐。与此同时，即墨的百姓在守城将军死去之后，自发拥立田氏宗室、原临淄下级小吏田单为将军。田单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他花了很多心思来离间敌人，使燕国新上任的国王猜忌乐毅，乐毅被迫逃亡他国。为激发百姓的斗志，田单还想出了一条苦肉计—假传谣言说齐国人最害怕、最忌讳的事情就是被割鼻子、抛祖坟！
果然，燕国军队残忍地割掉了所有齐国俘虏的鼻子，然后又去即墨周边挖齐人的祖坟，并抛尸四野。做完这些，他们便在营帐中悠闲地等着被彻底击垮心理防线的齐人前来投降。这正中了田单的圈套。燕军的暴行激起了即墨人的仇恨和斗志，誓死杀敌的决心和情绪高涨。田单趁机聚集了数千头牛，在牛头上装饰狰狞的彩绘布，牛尾后挂上鞭炮，在一个夜晚点燃鞭炮将牛赶向敌军。数千士兵则紧随其后，冲锋陷阵。毫无准备并且还在营帐内做梦的燕军一时间溃不成军，围城部队迅速瓦解。
随后，即墨的胜利之师向莒邑攻击，其他被燕军占领的齐国城邑得知即墨胜利后也立即反戈。不久，齐国的土地上重新树立起了自己的旗帜，齐襄王还都临淄，封田单为安平君。正是基于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将“齐”与“邦”间的那个字解读为“返”的人认为，这是齐国历史上头等重要的大事，六字刀的铸造正是要纪念这一翻天覆地的变故，也为了犒赏将士，或者是为了感激那些因此而被割掉鼻子的人们。
历史，早已经漫灭了刀币上原本清晰的文字，我们也无从得知，它到底是为了纪念建国的光荣，还是在表达复国的感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身上一定依附着两千多年前齐人的灵魂。
九叠篆：铜钱上的篆刻艺术
去过中国钱币博物馆二楼古钱展厅的人，肯定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满眼都是“方孔圆形”的铜钱，多到甚至都不想去仔细看看币面上的文字。如果是这样，那很可惜，你肯定会错过它—这枚和如今通行的“一元”硬币大小差不多的小小铜钱—“九叠篆书皇宋通宝”小平钱（以下简称九叠篆）。
为什么这么说呢？看起来，在博物馆成千上万的历代铜钱里，它显得那么单薄、孤单，甚至还有点斑驳残破，但其珍贵在于，它见证了一个钱币艺术的巅峰时期。
中国的货币，经过秦始皇的统一，演进至宋代，多以圆形方孔的铜钱和铁钱为主。圆形加方孔的形式就注定不能像古希腊的钱币一样，在其上雕刻人像，只能在有限的“方圆”之间施展。再者，中国文人历来重文轻艺、重书轻画，因此在货币上展现书法艺术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古代许多钱币上的书法字都很美，比如王莽时期的钱币等。到了宋时，艺术水平普遍很高，正所谓“群山争秀、万壑争流”，钱币上的书法之美也就被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宋徽宗赵佶就曾将自己的“瘦金体”搬上钱币，其别具一格的字体，特别引人注目。用钱币学家彭信威的话来说：“宋钱上的文字，比前代要活泼流利，宋以后简直不能比拟。”
九叠篆也正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甚至比印上“瘦金体”的铜钱更珍贵。九叠篆，顾名思义，是篆书的一种。原本是出现于唐代、流行于宋代的官印字体，主要用于印章镌刻，其笔画折叠堆曲，均匀对称。曲屈平满为九叠篆的最大要求，即要用变化曲折的笔划填满字身周围的空隙，使整个字看起来饱满方正、独具威严。每一个字折叠多少，通常视笔画的繁简确定，有五叠、六叠、七叠、八叠、九叠、十叠之分。因 “九”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寓意非同一般，所以九叠篆很受欢迎。试想一下，这种字体在印章上刻起来尚且十分费劲，再将这些笔划的横竖曲折翻铸到一元硬币大小的方孔铜钱上，不能不说是一件极难之事，故九叠篆用于钱币之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既然如此之难，它又因何而生呢？一般宋代每改年号，都要铸相应的年号钱，如宋太宗淳化年间（公元990-994）铸造的钱币名为“淳化通宝”，这枚宋仁宗宝元年间铸造的钱币，却为何不依惯例称为“宝元通宝”呢？
1035年，这已是宋仁宗赵祯在位的第16个年头了，他十分高兴，因为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年号—“宝元”，较之此前的年号“景祐”更为吉祥和喜庆，他下令改号并铸钱铭记。这让铸钱监的官员们很伤神，终日愁眉不展。因为，按旧法，新铸造的钱应叫“宝元元宝”，但铸钱史上从未有4个字中包含重复字的，这样铸出来，岂不是让百官及民众耻笑。万般无奈之下，铸钱监的官员将这个尴尬问题呈报上级。皇帝知道后，也很犯难，但改年号是“顺天应时”之举，岂能因为小小的铸钱而取消？于是，宋仁宗下令大学士们集体商议解决办法。大家七嘴八舌，有人提议干脆另起炉灶，将新钱币的名称改为“丰济元宝”。宋仁宗摇摇头，他很不喜欢这个毫无特色、四平八稳的称呼，沉思了一下，他嘴里轻轻蹦出了四个字—“皇宋通宝”，就这样，历史上这个著名的非年号钱便随之问世了。这件事在清人唐与昆辑《制泉通考》中有详细记载。
宋仁宗下令所铸的“皇宋通宝”，铭文有楷书、篆书两种，因其铸造时间长达15年左右，故存世量巨大。尽管如此，“九叠篆”却是凤毛麟角。如今，九叠篆的存世量也不过数枚而已，专家一般认为是呈样钱或试样钱。钱币上曲折变化后的文字，尽管艺术，但难以为百姓辨认，并不适于用作流通货币，遂未能获得大量生产流通。这让人不由感慨，钱币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是一对矛盾体的。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需要变化，变化越多，就越丰富多彩。但从货币经济的角度来看，最好是不变，越简单实用越好。因此，宋代书法篆刻艺术达到极致后催生的九叠篆，艺术价值远远高于其作为货币的意义。
承安宝货：谜一样的“银元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金代货币历史的学者们，心中都有一个疑惑，即《金史•食货志三》的记载是否属实。
其上内容是这样的：承安二年（1197年）十二月，尚书省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议以银锭和纸钞给官兵们发放俸禄一事。不过五十两的旧银锭“面值”太大，在流通的时候通常会被民间百姓切成小块称量交易，使用很不方便。于是，尚书省决定改铸与前朝不一样的银锭，新银锭分为重量从一两到十两不等的5种，每两折钱二贯。因在承安年间改铸，故称之为“承安宝货”。
这段史料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否属实有那么重要吗？
查阅《中国货币史》一书有关白银的论述便会发现，自汉代白银逐步成为货币金属后，历代都将白银制成一定重量的银饼或银铤，有时就干脆以这种铸造形式为单位，称为“一饼”或“一铤”。在使用时，会将整块的银锭或者银饼切割开来，称量后支付，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白银一直是称量货币。但从上文提到的史料中，尚书省新铸的“承安宝货”已经按一定重量标准、使用一个统一的币名铸造，而且不同面值之间有一定的等差换算关系，这就相当于如今面值各异的纸币。换句话说，白银货币终于有了计数货币的特征，成为了一种虽不够完备但初具规范的制式货币，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然而，数百年来，谁也没有见过“承安宝货”的实物！难道它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又或者这段文字记载只是金朝的一种设想而并未实施？就在历史学家们为此激烈争论的时候，有一批人从中嗅到了商机。清代末期，有古董商专门设计制作了铜质大钱“承安宝货”，还炮制出“尽管历史记载是银锭，但实际铸造时改易为铜钱代替”的观点。这显然不符合史实，金代已经是银币、纸币广泛流通的时代。
近现代钱币学家戴葆庭先生便不认同铜质“承安宝货”，他在帮助校正丁福保先生《历代古钱图说》的文稿中指出铜铸的是假货，真正的应该是银质的。此后，钱币学家彭信威、马定祥也纷纷表示铜质的“承安宝货”不可信，应为臆造赝品。然而，真正的宝物却还是迟迟不肯露面。
事情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转机。1980年，钱币界专家们到辽宁开会，东北正是金国的故地所在，有人因此提到了“承安宝货”，大家都唏嘘不已。会议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黑龙江省分行的工作人员就把寻找“承安宝货”的事情提上了日程，一面在各地清查库存，另一方面展开了大范围的下基层征集钱币的活动。他们想，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出来。
1981年，在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的库房，居然真的发现了4件“承安宝货”的小银锭。1985年在黑龙江阿城又发现一件。这5件均为“一两半”面值。紧接着，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辽宁分行在库存的杂银中又发现两件“一两”重的承安宝货。次年6月，内蒙古兴和县也发现一件重“一两半”的。短短6年，“承安宝货”数百年未解之谜便随着实物的发现被解开了。至今，发现的“承安宝货”已有“一两、一两半”两种面值。如果按照文献记载中“每两折钱二贯”推算，当初铸造的5种面值应该分别为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和十两，这也与当时流通的纸币兑换面值相符合。我们在钱币博物馆看到的这枚，便是面值“一两半”的承安宝货！
可惜的是，承安宝货仅仅发行了3年。由于民间盗铸很多，盗铸者多在其中夹以铜或者锡，以至于商人都拒绝使用。承安五年（1200年），政府便废止了承安宝货的铸造和发行。
中统元宝交钞：从钱到“纸”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看到孤零零躺在柜子一隅的元代纸币“中统元宝交钞一贯文省”，我脑海中便会浮现这首著名的元曲《醉太平•堂堂大元》。尽管作者已不可考，但曲中的痛诉之意很明显，其中提到的“钞买钞”就与展柜中的这张纸币相关。
世界最早的纸币是宋代四川的“交子”，随后的金代也曾印制发行了大量的纸币，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全国及世界各地都没有发现交子和金国纸币的实物。人们只能从存世的钞版上，去揣测当年纸币的模样。元代纸币基本仿照金代，而中统元宝交钞是中统元年（1260年）元朝第一次统一全国法定货币时印制的纸币，以丝为本位。由于交子和金代纸币的实物缺失，它也就成为中国现存的最早由官方正式印刷发行的纸币实物。
这种在元太祖忽必烈即位便发行的纸币，面世不久就给后世的史学家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原来，忽必烈在中统元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发行了3种钞票：七月，他下诏造中统元宝交钞。3个月后，他又推行了中统元宝钞。此外，原本准备还要发行的中统银货，最终没有流通。中统元宝交钞和中统元宝钞，仅一字之差，二者是否会是同一种钞票呢？《元史》中提到交钞的时候没有等级之分，但提到宝钞的时候却说分为面值不同的10等；另一方面，后来的史书中又只统称为中统钞，而不再提及二者的区别，发行数字也是笼统的。扑朔迷离的史料记载，让人疑惑，让人不禁寄希望于实物的发现。不过，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也仅限于中统元宝交钞，藏于博物馆的便是其中之一。看起来，“一字之差”的两种纸币仍然是个谜。
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币制上带来的久已需要的统一。中国的币制，自五代以后的300余年间，一直处在混乱的状态之下。蒙古人在建国的过程中，一切都是大刀阔斧，以统一为要务，前朝留下的混乱币制自然也在其统一的范围中。也许是因为元初的政府中，有一个前朝遗臣耶律楚材，他曾在金章宗的朝廷为官，因此在新的王朝准备改革币制之时，他提醒君主要以金代为鉴，交钞的印制以万锭为限制，此外，还要有十足的现金银作为准备金。
这些让中统钞在发行初期，币值相当稳定。元代-理学家吴澄曾在文集中说：“中统钞推行得十分谨慎，大家战战兢兢，就像手捧着破釜，生怕会失手掉下去。也正因为如此，中统钞发行了十七八年都没有贬值。”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到：“大汗令这种纸币普遍流通于他所有的各王国、各省、各地，以及他权力所及的地方。无论何人，虽然自以为怎样的权要，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汗领域内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纸币通用，可以拿来做货物买卖的媒介，有如纯金的货物那样。”他还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以区区一小块纸片，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马可•波罗于1275年来到中国，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任职，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而从中统元年（1260年）发行了十七八年后，正是马可•波罗来华后的头几年。据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或许当年令马可•波罗感到无比神奇的纸片，正是这“中统元宝交钞”；又或许这柜中躺着的纸片，正是马可•波罗的双手曾经摩挲过的也未必。
不过，好景不长，中统钞不久便开始贬值了。这得先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纸币会贬值呢？
毋庸置疑，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重大创新。它发源于一种特殊的债务关系—现金汇兑。现金汇兑在我国的起源可追溯到唐代的“飞钱”，是将债务关系建立在了信用的基础上。后来产生的交子也是基于这个信用基础，只不过从“私交子”发展到“官交子”的过程中，信用的主体从民间转移到了政府。然而，政府信用并非天然可靠，自“官交子”发行以来，历代官方币制屡改。另一方面，政府向民间支付时用交子，而征取于民时却只要现钱。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政府无节制发行的交子或者纸币只会不断贬值，无法维持较长的稳定时间。
中统钞也是如此。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中统钞7万余锭，第二年发行近4万锭，14年后的至元十一年逐步增加到24万锭—“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般的谨慎，培育了中统钞的社会信用。然而至元十三年，中统钞的发行就猛增为141万锭，政府开始滥用其辛苦建立起的信用，中统钞的币值每况愈下。
至元十三年中统钞发行量猛增的原因，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元朝宰相伯颜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俘宋恭帝及全太后、谢太后，南宋亡。战争导致了元朝国用不足，政府只得冒险增加了中统钞的发行量。但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收不住了。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一位名为卢世荣的理财家，受忽必烈之托，开始整治钞法。他的应对之策显然触及到了中统钞贬值的根源，比如，他提出广事畜牧、增加生产；以及增加国库收入，征收某些权势的不当所得等。这些举措为他招致了不少仇人，以致计划提出不到4个月，他便锒铛入狱，不久在狱中去世。卢世荣死后，中统钞的境况依旧—发行量仍在无节制地增加、货币贬值加剧。据保守估计，在至元二十三年时，中统交钞的流通数量约相当于中统元年初次发行数量的147倍。
元代著名画家赵孟睿谠魏擦质潭裂俊⑷俾淮蠓虻戎埃灾型吵谋嶂当闵钣懈写ァＶ猎哪辏皇谟璞坷芍械闹拔瘢彻芴煜碌逆湔尽Ｋ⑾值芥湔镜氖箍停荒暾⒎诺牟盥梅言?000锭左右，而这个数是至元十三年制定的，到至元二十四年，物价已是那时的十几倍，使客们为此叫苦不迭。因此，他上奏中书，希望能将使客的差旅费增至两万锭。可见，不过11年之差，物价已经上涨了十余倍，相应中统钞的贬值幅度也不小。
此后，元朝曾数次更改纸币，每次更换之时都要拿新钞去购买旧钞，而新旧钞价值之比往往是1:5，这便是“钞买钞”由来。商民百姓深受其害自然不用多说。到元代末期，“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甚至到了“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的境地。中统钞至此，已经远不如最初时的风光，民间大多不再用这张“纸”，交易用铜钱，或者干脆物物交换。这种状况，也最终导致了元朝的覆灭。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时纸钞发行量巨大，但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变迁，能留存下来的元朝纸币也是寥若晨星，据统计全世界不超过10张，这更凸显了如今尚安静地躺在钱币博物馆展柜中的这张“中统元宝交钞”的珍贵。
大清金币：光绪的美梦
遍览博物馆中的钱币，恐怕有一样还未提及，但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的确，还有什么比金子更让人着迷呢？在近现代机制币展览部分，就有一枚“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因其承载着光绪皇帝的一个美梦，而魅力独具。
晚清时期，国门大开，早期翻砂铸钱的落后生产工艺逐渐被淘汰，用机器铸造钱币成为了“西风东渐”后的新风尚。光绪皇帝在中央下属的各个铸钱局（历代在中央铸钱局下都设有地方铸钱局，清朝从咸丰时开始，地方铸钱局数量大为增加）也推行这种新风尚，到1905年为止，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局铸造各种以银币、铜元为主的金属钱币。
机器“造钱”自然有巨大的利润，尽管有利于当时的新政与商业贸易，但也在无形中为地方大员抗衡中央政府增加了大筹码。如此一来，尾大不掉之势即将形成。北京城里的皇帝坐不住了：长此以往，封疆大吏们都富得流油，穷得发慌的皇帝还能号令天下吗？难！怎么办？光绪皇帝暗自思付，应该趁着现在中央政府还有点权威，立即在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大型造币厂，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然后再逐步整顿地方造币厂！光绪皇帝这个梦做得很美，他周围的臣僚们也干得很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受命替光绪皇帝建造“梦工厂”的袁世凯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天津造币总厂建成了。不过，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还是将这个任务打了个大折扣。原本根据皇帝和户部的意见，这个目的在于统一铸币权的总厂理应建在京师北京，但是位高权重、手握重兵又财源富足的袁世凯，力主建在天津，那可是他的老巢。最终，光绪皇帝只能妥协。听起来是直属户部的“造币总厂”，实际上，不过是又增添了一座地方大员把持的新工厂而已！
尽管打了折扣，但终归是“梦工厂”，原本的计划还得一一实施。为进一步削弱全国其他造币厂的势力，户部下令部分地方厂关停并转。此外，对允许继续运转的工厂也限制铸造数量，并且要使用户部颁发的铸币祖模，祖模则由天津总厂来雕刻。于是，一套包含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的全新模具诞生了。在统一的模具下，先铸铜币、银币，金币直到1906年（丙午年）才开始铸造。为了和银铜币区分，金币把干支年份“丙午”放在“光绪”和“年造”之间。
中国历来没有使用金币的传统，那么铸造的“大清金币”是做什么呢？事实上，金币原本是为了实施“金本位”币制而准备的。但是20世纪早期，世界各国已经普遍实行了银本位制，加上黄金存量匮乏，清政府的金本位制终于“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能够实行下去，金币的铸造计划也就此搁浅。1907年（丁未年），清政府还继续铸造过“丁未”纪年的大清金币，都也没有能够发行。
在反反复复的币制改革中，光绪皇帝带着自己的美梦辞世了。宣统即位后，币制问题继续在不断的争论中，但历史依然没有给宣统皇帝机会：辛亥革命来了！紧接着，民国肇始！大清结束了！如今，唯有这枚大龙图大清金币，至今还在诉说着这一段历史，盘曲沧桑的大清龙，彷佛也多了几分无奈与落寞。
(本文发表于《中华遗产》杂志2011年第1期)，如图：
杨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