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属鼠，随着2014年的到来，已虚度55岁。我是什么时候爱上古钱的，想来模糊。
      记得儿时，吃饭是一件很难很大的事。常常每天吃两顿，到了晚上，母亲会说：“睡吧，睡了就不饿了。”姐姐们会忍着，不说话；我不忍，就哭。母亲从一个破陶缸里拿出早饭留下的一个锅巴或窝头，算是对我的“特殊照顾”。总之，那日子是糊里糊涂、歪歪扭扭的，但那时候我却有一枚清清楚楚、周周正正的乾隆通宝（这是我后来“研究”的结果，当时只知道是“铜钱”“皮钱子”）。
    那时，全家挤在两间草屋里，窗是木格的，屋里很暗。靠门敞亮的地方，放着一辆纺车，很黑很旧的一辆纺车，地上是一面鸡头叶大小的草苫子，还有一个小簸箩，小簸箩里满满的是针头儿线脑儿。祖母还健在，就坐在草苫子上“嗡嗡嘤嘤”纺棉花。不知是哪年哪月哪天，我换了秋装，祖母教我系裤带，我横竖学不会。祖母就从小簸箩里摸出一枚铜钱，系在我的裤带上，另一头是套儿。我只需把铜钱扣在套儿里就完事儿了，很方便。
这枚铜钱伴我一秋一冬，又一秋一冬。最后，只剩里心还是黑漆色，边轮已是金黄金黄。时至今日，我脑海里还磨不去那黑漆和金黄的记忆。
     大约10岁时，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寨墙边玩儿，从泥土里抠出几个圆形方孔之物，伙伴中我的年龄最大，“学问”也是第一，他们都交给我“研究”，第二天，我就宣布了研究结果：“那是三个古钱，两个‘8铁’（五铢），一个‘半雨’（半两）。”
那时，大姐已经出闺。记得母亲对媒婆说：我家是贫下中农，对方也得是贫下中农。后来知道，姐夫家是下中农，“文革”前还开着小染坊，后来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革掉了。现在想，他家有“钱”，也不无原因。大姐听说我喜欢“研究”古钱，就从家里破柜子、旧箱子里搜出一串，特意给我送来。大姐下次再来时，我告诉她：一个顺治，一个雍正，三个康熙，四个嘉庆，四个道光，六个乾隆，一共十九个，都是清朝的皇帝。大姐夸讲了我，说我有学问，还说“放好，不知道这是不是‘四旧’哩”。且不说我的研究有什么意义，这些铜钱都黄亮如新，品相很好，使我的钱库大增，使我的眼界大开！我至今珍藏着。
后来，“人定胜天”“粮上纲，棉过江”“农业学大寨”人在地里干活，地头还插着红旗、放着高音喇叭。深翻土地，中午不回家吃饭，送饭地头。我放学后自然承担了送饭的任务。二姐不吃饭，先掏出几枚古钱，才翻出来的。有一枚大定通宝，另几个死活不认识。“古钱真的深奥啊。”我一直带在身边，想弄个明白。后来，我毕业参加工作，还带着它。当然这时我知道是篆书的元祐、天圣，而且还知道什么对钱。
这些年亲戚朋友送我的古钱我都存着，到了1983年竟有了一二百枚。
我注意市邮电局前那个自发的古币小市场时，也正是我家吃饭已经不成问题时，记得那时才流行BB机，找人用公用电话一呼即可，很方便，就如同当年由步行换上自行车。但直到1987年我才第一次出手买古币。那天天气很好，心情不错，兜里装着刚发的补助，孩子他妈不知道这笔款项，正好买古币。第一次出手，谨慎点，15快卖了一枚天启十一两。回家路上得意洋洋、哼着小曲。手不时的伸进兜里摸摸，还不免拿出来看看，宝贝，我的宝贝。半路恰遇一位老人，60来岁，草帽背心，边走边叫：
“收古钱，大钱小钱包袱钱”。
“老先生，看看我这个。”我炫耀。
“假的！”-----
后来，我们成了师徒。我称之老师，他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当我最近一次拜访老师时，他说：退出江湖，洗手了。
老人以收钱为生，功夫很厚，堪比“武林高手”。为何要自愿淡出江湖？先生说，现在，电话，手机，电脑，网络，我老了，过时了，淘汰是自然的。你行，
我说：我说属老鼠的，据命相，不是仓中的鼠，是厕所里的鼠。我怎么行啊？
老人说：你赶上好时代啦。
     2014元旦，仓促所就，敬请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