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之瑰宝耀千古 青铜重器话文明（上）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发行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3组）一套，将五件商晚期铸造的青铜名器搬上了国家法定货币。通过对各币的鉴赏，笔者对其中的5盎司金币格外青睐，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币面图案选用了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方鼎”，它所焕发出的艺术魅力令我为之折服。

    后母戊方鼎原称“司母戊鼎”或“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里出土。据考古学家考证，该鼎铸于商代晚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制作的祭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属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此鼎器形庞大浑厚，气韵沉雄，高133厘米，口长110，宽79厘米，重达875公斤，是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鼎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在古代鼎是国之重器、贵族身份的代表。根据夏禹铸九鼎的传说，鼎曾被作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典籍还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充分印证了鼎作为等级地位的标志，用于“明贵贱，别尊卑”。后母戊鼎是商王室重器，自然被赋予了“显赫”、“ 尊贵”、“盛大”的含义，其鼎身呈长方形，轮廓方直，纹饰狞丽，显现出顶天立地而威严的气势，把鼎的内涵诠释得淋漓尽致。

    5盎司金币背面呈现的后母戊方鼎，比原器少了一丝朴素，却多了一份气势，在黄金本色的光华渲染下，更直观地体现出了王室重器的尊贵与显赫。商代晚期是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器类齐全、铸造精细、纹饰华丽，呈现着神秘、独特、璀璨的艺术特征，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币面中的后母戊方鼎在设计师再创意下，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鼎身的云雷纹精美典雅，上有粗犷的龙纹盘绕，四周衬托着繁缛的饕餮纹；耳外廓饰虎纹，中间有一人头，好象被虎吞噬，式样十分奇特；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这些图案混合互衬，使整个鼎的造型显得更加威武、雄厚，形成了风格诡异的艺术。这种在我们看来“另类”的艺术，实际上正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印记，反映着商代追求的是庄严、神秘、诡异的审美风尚。大量的出土甲骨表明，祭祀卜问上帝和各种神灵祖先，是殷商贵族重要的政事，商人信仰上帝神、祖先神，同时还信仰原始的各种自然神，《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了商氏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玄鸟生商”的传说也证明了商代是一个崇尚神权的时代。“尊神重鬼”是商代神权统治的重要特点，从而影响到了同时代文化与艺术，商代青铜器的形成自然受到了这种崇神思想的影响，商代工匠创造出这些他们认为神圣的图式正是为了追求与庄严、神圣气氛相适应，从而体现以神权为内核的崇高与威严的震慑力，产生娱神的效果。后母戊方鼎作为礼器，自然脱离不了这一特点，因此其动物纹都是采用夸张、神秘的风格，使其在祭祀场合营造出一种严肃、静穆和神秘的气氛。

    后母戊方鼎作为商代神权和王权象征的青铜器，基于强烈的政治与宗教背景，在造型与装饰上都较为熟练地运用雕塑语言、青铜材料，体现稳固庄严与神秘的威慑气氛，走向了夸张与神秘的精神取向。从后母戊方鼎的身上，我们不但看到神秘的商代宗教文化，也看到了商代高超的冶炼技术，铸造如此“重器”，工序技术异常复杂，绝非一般中小型铸器可比，这充分说明，早在商代我国就已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供稿：海南国泉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