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邮票的研究中出现过诸多争论，“哪套邮票是‘文’字邮票的转折点”是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笔者一直关注这方面的探讨，再次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有关“文”字邮票“转折点”之争的主要方面。
“文”字邮票共发行了19套，笔者所见最早（以下谈及的“最早”，均指笔者所见，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同好补正）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的邮文是 郑启五先生的 《“文票”的定义、分期与类别》（《集邮》1988年第6期），郑先生将“文1-文13”称为“极端期”，称“文14-文19”为“次极端期”。后者与前者的区别“一是票面上不再直接出现毛泽东像和语录，二是‘中国人民邮政’不再采用毛泽东的手书体”。
戈中博先生在《文票设计上的转折——文14》（《集邮》1989年第12期）文中称“文14”《南京长江大桥胜利建成》邮票（1969.5.1——发行时间，下同），明显有别于以前的“文”字邮票，“反映了邮票设计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这是最早在评论“文”字邮票时使用了“转折”一词。
朱卫平先生的《‘文14’是‘文’字邮票的转折点吗？》（《集邮》1990年第12期）一文中，最早对“文”字邮票用了“转折点”一词。文15《热烈欢呼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邮票（1968.12.26）在文14之前发行，朱先生提出“‘文15’乃是‘文’票第一二阶段的过渡，是其转折点”。朱先生在另文《“文”字邮票的阶段划分和文15票》（《集邮博览》1991年第3期）中详细说明“文15”邮票：“首先，它与前一阶段‘文’字票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票幅缩小了；主图不再是伟大（人）形象及其语录，代之以工农兵群像；‘中国人民邮政’变换为规整的印刷字体。但是另一方面，文15又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保持了前一阶段的风格：其内容与‘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设色仍以大红、金黄为主；那光芒四射的红太阳，被高举在手的红宝书，还有红像章，红海洋……，显然这些都与文14及其以后发行的‘文’字票显著地不同。”由此得出结论：“文1到文13是前一阶段，文14和文16至文19是后一阶段，文15则是这两段中间的过渡。”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中没有再使用“转折点”一词。
魏裕民先生的《“文”字邮票前后两段的转折点》（《中国集邮报》2004年11月23日）一文，从造成“文”字邮票变化的原因（1968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下简称“9.27”会议）入手，将贯彻这次会议以后发行的第一套邮票——文15作为转折点。魏先生的《再谈“文”字邮票“转折点”》（《中国集邮报》2006.3.21）一文，与前文相比在“转折点”三字上加了引号，文中说明在中央召开的“9.27”会议“前、后的‘文’字邮票在题材选择上和设计手法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无论从发行时间来看，还是从按照中央宣传会议精神改变设计来说，文15都早于文14。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处于‘文革’背景之下的，不可能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因此只能说是一种变化而不是转化，是一种转变而不是转折。”
《中国邮票史》（第八卷）将“文”字邮票分为前13套和后6套分别记述，在“‘文’字邮票的后六套”中先介绍文15邮票，在介绍文14时称“由于选题是早已确定的，所以这套邮票说不上是‘文’字邮票前后两段的转折点”。该书虽然没有将某套邮票称为转折点，但事实上是把文15视为转折点。
杜德玉先生的《反映“文”字邮票前后转折变化的首先是设计问题》（《中国集邮报》2013年8月23日）一文，提出了“首先是邮票设计的转折，而后才是邮票题材的转折”。杜先生认为：“首当其冲反映设计转折的是文15”；“比较而言，文14的设计转折更为突出些”；但因文15设计、发行在文14前，“如果非要找出个‘转折点’的话，那就只能是文15了”；“文”字邮票“还说不上是真正题材的转折。真正称得上题材转折的，是编号邮票”。
胡白鸥先生的《“文”字邮票的转折点是“一片红”》（《中国集邮报》2013年9月20日））一文，提出“转折点是原编号文14”。胡先生认为文14“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工农兵为形象取代了毛泽东和林彪像，绝不是简单的设计问题变化，而是邮票发行思想的根本转变”。
以下谈谈笔者对“文”字邮票“转折点”的看法。
笔者赞同魏裕民先生对“转折点”问题的观点，即“文”字邮票虽然客观上存在前后两段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谈不上是“转折”，故在“转折点”一词上打引号是必要的。
笔者不赞同《中国邮票史》关于文14不是“‘文’字邮票前后两段的转折点”的理由。文14邮票虽然是在“9.27”会议前确定的选题，但邮票的设计图是在那次会议后重新设计的，判定“转折点”应从邮票题材及设计特点等方面综合考虑。文14属于第二阶段发行的邮票已是共识，假如文14先于文15发行，会不会以“选题是早已确定的”为理由而不认可文14为“转折点”呢？笔者从全面分析“文”字邮票的特点入手，并将文14与文15进行比较，从邮票的题材、色调、图案等方面考量，“文”15更接近前13套“文”字邮票，故持文14是“文”字邮票“转折点”的观点。
笔者不赞同“小一片红”是“文”字邮票“转折点”的观点。“小一片红”邮票中的“红海洋”、“红宝书”、“毛主席像章”等都是最典型的“文革”初期特征，那时“红海洋”是典型的“文革色彩”，“红宝书”和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是对毛泽东极度崇拜的象征。经历过“文革”的人，看到“小一片红”邮票就会立刻想到“文革”。“小一片红”邮票仅票幅小了，邮票铭记未采用毛泽东的手迹，但总体上与前13套“文”字邮票是一脉相承的。况且，前13套“文”字邮票中也有票幅小，铭记未采用毛泽东的手迹，未印毛泽东像、语录、诗词的邮票。
笔者不赞同称文15是“文”字邮票设计转折的观点。杜德玉先生文章介绍了文15的设计情况，从中我们看不到设计方面有什么“转折”。从开始设计的3枚邮票中表现的“天安门下红旗招展”、“解放军战士揪斗刘少奇”及“国际革命人民欢呼公报的发表”等图案，都能看到反映“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这样的设计显然从根本上违背了“9.27”会议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精神。到后来仅发行的1枚邮票，选题是纪念公报发表，而图案中工农兵高举的却不是公报，而是《毛泽东选集》，难怪有集邮者对此套邮票的发行目的提出过异议。
笔者不赞同将“一片红”邮票图案的改变视为“邮票发行思想的根本转变”。从前面笔者对“小一片红”邮票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是鲜明的“文革”特色、对毛泽东的极度崇拜，谈何邮票发行思想的根本转变？特别是“根本”两字的使用极其不当！胡白鸥先生的文中也谈及“大一片红”邮票，仅从“9.27”会议后修改的第一稿延续了“文”字邮票“大票幅”的设计思路看，就谈不上是“根本转变”。邮电部军管会根据“9.27”会议精神决定：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已经印刷未发行的邮票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可继续使用和出售。但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笼罩下，大小“一片红”邮票的设计仅是按“字面”执行了“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的规定，也只是邮票设计所采用的素材受到了限制，其设计思路及邮票发行思想并没有明显变化，谈不上“根本转变”。
虽然关于“文”字邮票的“转折点”之争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由于讨论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文”字邮票的特点及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集邮博览》2015年第2期第20-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