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东北抗币 在刀影中闪光的钱币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遍了白山黑水。不甘屈服的东北人民、志士仁人纷纷组织成立了抗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和救国会等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斗争。为了解决抗日斗争所需的军事、行政费用，这些散布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和团体，大多在其所建立的根据地范围内发行过流通券、救济券，这些货币成为14年抗日斗争中最早出现的“抗币”。（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简称）。目前，根据相关资料和现存货币实物研究成果，初步判定东北抗日根据地至少发行过十余种货币。其中影响较大并且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还偶尔得见的，有邓铁梅部发行的“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邓司令部监制铅质代用币”，唐聚五部发行的“辽宁民众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辽宁民众银行券”等。这些货币的共同特点是发行时间短、流通范围小，通常仅限用于根据地内部。加之日寇的查封和销毁，因此留存难度极大，今日收集已非易事。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有力地保障了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和行政支出，为抗日武装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深受欢迎的“司令票”“老邓票”
邓铁梅（1893-1934），辽宁本溪人。1931年10月，邓铁梅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1932年3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 1934年5月30日晚，邓铁梅不幸被捕。同年9月28日夜，日寇在百般劝降无效下，将其杀害。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中，称邓铁梅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1988年，邓铁梅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邓铁梅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邓铁梅部发行的货币始于1932年，其目的为促进抗日根据地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并解决自身的军需供给。为此，邓铁梅特意请来丹东凤城南大街刻字铺——“铁笔山房”的老板董汲忱，委派他负责纸币的设计并管理印刷局工作。董汲忱冒险进入已为日寇占领的丹东、本溪等城市，买来一台石印机和印钞必备的其他材料，并联系到一位李姓印刷工人。在邓铁梅的安排下，董汲忱来到司令部所在地——今岫岩大营子乡，成立了抗日武装根据地印刷局。印刷局前后工作了近一年半的时间，1933年5月，日寇占领根据地后，将印刷局所有设备全部掠走。
邓铁梅部发行的“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目前发现存世有贰角、壹圆、贰圆等3种券别。全部为单面印刷，背面既无文字也无图案。纸币正面主要图案是居中站立的两个人物，其中一人为农民形象，手握锄头，另一人为军人形象，持枪站立，寓意应为“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票面两侧面值下方分别盖有红色方形印章，文字内容为“东北民众”和“总司令部”。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主要由根据地内龙王庙商会会长、中和祥杂货铺老板潘天相负责发行。在当时市面上，可以与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各种纸币等值流通。邓铁梅部发行的通用钞票在当地信誉很高，可以随时兑换成银元，且币值稳定。因此，深受群众欢迎，被亲切地称为“司令票”或“老邓票”。据辽宁钱币研究者和收藏家的相关文章披露，邓铁梅部在日寇掠走印钞设备、材料后，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物资交换的困难，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采用手工打制和机器压制相结合的方法，铸造了一批“邓司令部监制”的铅质硬币。该批钱币总体上呈椭圆形，上部有圆形穿系，看起来有点像古代士兵的盾牌。其流通范围极小、使用时间也非常短。
印在钞票背面的《后出师表》
唐聚五（1898-1939），出生于吉林双城县（今哈尔滨市双城区），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曾担任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辽宁省代-理主席、东北游击中将总司令等职务。抗战期间，唐聚五多次率部与日寇激战，屡立战功。 1939年5月，唐聚五率部在河北迁安平台山一带与日寇血战，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1940年2月18日，延安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唐聚五将军是‘九·一八’后揭起抗日旗帜的民族英雄之一”。
唐聚五部发行的货币比较繁杂，大致归纳起来为三类。 1932年4月上旬，唐聚五率领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本溪桓仁发行了“辽宁民众救国会流通债券”，俗称为“桓仁版”。面额分为贰角、壹圆、贰圆等3种。由于时间仓促加之印刷条件简陋，“桓仁版”纸币正面下方没有印刷机构名称，背面未加盖“辽宁救国会璧”印章。 1932年4月底，唐聚五部攻克吉林通化县城。随后发行了“辽宁民众救国会流通债券”（通化版）和“辽宁民众银行券”。“辽宁民众救国会流通债券”（通化版）目前存有壹圆、伍圆和拾圆等3种面额钞票。票面显示，这些钞票均由通化教养工厂（后改为“财务厅印刷局”）印制，背面均加盖了“辽宁救国会璧”方形印章。值得一提的是，“辽宁救国会璧”的方形印章内雕刻了一篇古文，而这篇文章的作者竟然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诸葛亮！原来，唐聚五将军非常欣赏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便将其雕刻在“辽宁救国会璧”的印章上，并加盖在钞票背面。这既符合中国近现代民间金融机构在其发行的纸币上、印刷古诗文用以防伪的传统，又表露了唐聚五将军的抗日决心——文章中既有开宗明义“汉贼不两立”的抗日宣誓，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更有“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豪迈胸怀！
1932年7月29日，唐聚五部在通化县城南门里（今吉林通化市光明路）原中国银行旧址，创立了辽宁民众银行。所发行的货币，目前所见有壹角券和贰角券2种，其中贰角券是利用“临江八道江镇流通债券”加盖“辽宁民众银行发行兑换军用票”字样改造而成。1932年10月，日寇大举进攻通化，唐聚五将军率部转移，所发行的抗币遂停止流通。
让日寇又恨又怕的“马大洋券”
马占山（1885-1950），吉林怀德（今吉林公主岭市）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江桥抗战打响了抗日第一枪，被称为“抗日英雄”。
1931年11月下旬，日寇攻占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遂查封了黑龙江省官银号总号。次年4月，马占山部抵达黑河后，将黑龙江省官银号黑河分号升为总号，委任省财政厅厅长郎官普为官银号总办。为了解决黑河地处边陲、抗日武装军政费用不易筹集的局面，马占山命令以黑龙江省官银号的名义发行大洋兑换券。这些钱币流通于黑河、嫩江及其沿岸地区，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马大洋券”。“马大洋券”由黑河鼎新书局印制，票面下方有“***廿壹年印”字样，目前仅发现拾圆券一种。但查阅相关资料可以得知，当初“马大洋券”发行总额高达一百六十余万元，票面面值也绝非仅有拾圆。那么，为何“马大洋券”存世如此之少呢？这还要从1932年底马占山部被迫退入前苏联境内、日寇武力占领黑河说起。当时，伪满中央银行已经建立，日寇强迫东北民众使用伪满中央银行货币，并禁止其他货币流通和使用。日寇对“马大洋券”又恨又怕，恨的是，它阻碍了日伪当局推行“金融统制”的进程，使日寇有如芒在背的感觉；怕的是，它的发行单位是黑龙江省官银号——具有货币发行权的合法地方金融机构，无法直接宣布其为非法货币！于是，日寇转而在货币兑换上动起了歪脑筋。首先，日伪当局玩弄流氓伎俩，宣布“马大洋券”为所谓的“特殊货币”，指责其“既无发行准备金又不兑换”，“政府（日伪政权）在法律上不负有回收义务”。然后，又把自己打扮成大善人的样子，说“为了救济被强制使用（马大洋券）的群众”，愿意清理回收。最后又露出狰狞的嘴脸，推出的兑换条件是“马大洋券”4元兑换伪满中央银行纸币1元，且兑换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兑换期结束后，日伪当局将“马大洋券”分别在齐齐哈尔、黑河和讷河三地销毁。因此，留存至今的“马大洋券”少之又少，十分珍稀！
东北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其他货币
1932年4月，岫岩公安局局长刘景文率部抗日，被任命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56路军司令。据资料记载，刘景文部曾发行“地方流通券”，由岫岩“山城玉石印局”印制，共有7种面值。1933年11月，刘景文部战斗失利转为游击斗争后，该流通券遂停止发行和流通。
1931年12月，东北军军官李纯华组织成立辽南义勇军，后经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改编，李纯华被任命为第二军区代-理军团长。 1932年，李纯华的下属、第二军区七路军司令闫华山在辽阳地区发行了“辽阳县第五区食粮救急券”。这种食粮救急券实际上是战争年代为了简化粮食与货币的交换环节，而发明出来的特殊“实物有价证券”。它既解决了种粮农民的经济困难，可以作为现金使用，又为辽南抗日武装提供了充足的食粮供给，防止了根据地内部的粮食外流。如今，这种食粮救急券仅存伍角券实物。
1931年11月，绿林出身的“老北风”张海天和项青山组织起抗日队伍，后被编入第二军区，番号为“辽南三路军”，张海天任司令。为了筹措军费，张海天在报经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同意后，以“辽河地区前敌指挥部”的名义印制发行了“辽河抗日军用流通券”，据记载共有伍角、壹圆和伍圆等3种面值。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加之日伪特务破坏，“辽河抗日军用流通券”发行不久就停止流通了。
此外，原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步兵训练处少将处长高文彬领导的第五军区辽北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8月发行了“通辽地方扶民现洋票”。其特殊之处在于票面上有汉、蒙两种文字。10月，又发行了“第五军区军用现洋票”，目前两者均仅存壹圆券实物。原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李杜成立了吉林抗日自卫军，自任总司令，于1932年1月发行了“依兰金融救济券”，目前仅存壹圆券实物。后又于1932年下半年发行了“密山县地方财务处金融流通券”和“密山县地方财务处金融救济券”，目前仅存“流通券”的伍圆券实物。原吉林省虎林县自卫团总队长高玉山，于1933年初成立了国民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同年发行了“虎饶抚流通救济券”。“虎饶抚”即虎林、饶河和抚远三县的简称，特别之处在于该套救济券中存在“叁元”面值的券别。
目前，东北抗币的研究者还会面对一些已经无法确定发行机构的“待考抗币”。这固然与当年抗日武装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无法留存货币发行的原始资料有关。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货币的无比仇视和疯狂破坏。因此，当今天的我们在收藏市场见到那些皱皱巴巴、遍体毛茬、印刷粗率、图案简单的东北抗日根据地货币时，是否会想到当初曾紧紧攥着它们的一双双手。那是抗日志士的手，那是东北善良百姓的手，那是在生死考验前仍保有民族气节的手！正是他们，带着这些东北抗币逃过了日寇查封销毁的魔掌，躲过了炮火硝烟，穿越了漫长的苦难岁月，将它们留存至今，让后世子孙瞻仰、珍藏！
（作者为沈阳金融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著名钱币专家）□刘磊
下期预告：1931年9月20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伪奉天市市长，同时改沈阳市政公所为奉天市政公所。然而，土肥原屁股还没坐稳，就在一个月后被免去市长职务。土肥原的市长为何只当了短短一个月？这其中掩藏着日本人怎么样的心机？请看下期 “松花江上”——土肥原为什么只当了一个月的 “奉天市长”？
唐 聚 五部发行的通化版纸币背面，上有“辽宁救国会璧”方形印章。
抗战时期马占山发行的黑龙江省官银号拾圆券，即“马大洋券”。
唐聚五部发行的 “辽宁民众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壹圆券”。
抗日名将邓铁梅发行的 “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 钱币照片均由刘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