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邮票取消发行
原计划于2015年9月15日发行的《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邮票取消发行。
20世纪早期中国爆发了一场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此次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分界，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是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本文就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实际，浅谈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
一、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民国建立之初．由于帝制倾覆，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解放，民主共和的声威大增，打破了政治舞台上沉闷的局面。人们以新为荣，以共和为高尚。虽然当时人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民主共和的含义，共和国的建立却激发起人们的参政意识、参政热情。资产阶级革命派把爱国、革命、共和的思想相结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阴谋称帝，反动势力大造复孔复古舆论，民国摇摇欲坠，使爱国者不能不认真地总结辛亥革命没有取得成功的教训，探求人们在共和政体之下，仍备受专制的根本原因，从而把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把它推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只推翻了一个君主专制政府，而没有通过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使国民真正觉醒起来。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1915年夏天从日本回国，于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以此为起点，一场势所必然的新文化运动卷起狂飙。
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向封建思想礼教发起了全面挑战，启发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民智”，促进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是此前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不曾做到的。
新文化运动又是一场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且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同新文学的形式结合起来，使新文学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富有时代气息，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如此，不仅由于 “文学革命”本身是构成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还因为新思想、新文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即语言、文风的更新。这场斗争的结果导致了封建主义旧文学的崩溃，促成了具有时代精神和风貌的新文学的诞生，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充分说明了文学革命及其实绩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反对封建专制愚昧,提倡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主题，民主和科学，是两个相互联系的课题。前者是后者发展的重要条件，后者则对前者给予促进作用。二者都是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状态的关键，成为飘扬在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前列的两面大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理解的科学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政治学说”，实际上同理性的概念相等同，事实正是这样。新文化运动严重动摇了封建统治思想,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先进的知识份子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之发展,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先进的知识份子改造国家,拯救社会之利器。前期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三、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五四运动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伟大的思想解放与民主和科学的洗礼,其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促进中国人的觉醒，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对五四运动爆发起了思想宣传动员作用，但新文化运动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范围小。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发起的运动，没有发动群众及广大的工农阶级。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力求贯彻他的学术上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思想，使北大成为思想解放的学术重镇。于是，蔡元培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还聘请了胡适、李大钊等不少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陈独秀就职北京大学后，也将《新青年》杂志迁至北大，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成为了该杂志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这一方面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的主要阵地，另一方面，对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使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运动的主要力量，而没有深入群众和广大工人阶级，以至于在五四运动初期的领导阶级任然局限于青年知识分子，没能为广大群众及工人阶级所知。
（二）、过于偏激。这次运动的发起者们彻底的批判了孔孟思想，把孔孟思想一棒子打死了。没有认识到孔孟思想的优点，否认了事物两面性。新文化运动高举明主和科学两大旗帜，以进化论和人性解放为武器，猛烈抨击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提倡新思想和新道德，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推崇民主与科学。即是如此，不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新的民主与科学观念就难以立足。因此，陈独秀认为，儒、道、佛三大“学说之为害”，是与“专制君主之流毒”与“统一之为害”共同造成国民“根性薄弱”的三个祸源。针对袁世凯时代制定的《***约法》中尊崇孔教的条文，陈独秀认为“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因毁全国已有孔庙而罢其祀。”这实际上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后来易白沙、吴虞等人也纷纷对孔学进行了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提倡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
（三）、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定位不对。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人们，把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定为目标。但后期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实际上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先前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场启蒙运动依然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倡导者们还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提取兵器，但却表现出较之他们前辈更为猛烈和彻底的战斗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喊出了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制度的口号。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实质上还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新学”的范畴。但运动的倡导者表现出较之他们的前辈更为彻底得多的反对封建精神，因而使其运动具有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沉重地打击了旧思想、旧文化，加速了封建主义精神堡垒的瓦解。同时，这种“补课”决不仅仅是“继往”或“承先”，从而完成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未尽之业;它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开来”、“启后”的作用：只有彻底砸碎封建主义的精神侄桔，猛烈鞭挞愚昧和迷信，广泛传播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才会造成革命精神的昂扬和信仰科学、追求真理的热潮，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新文化运动有其历史的局限，对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分析，往往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准则，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作用。但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无疑是不可磨灭的。它开启了国人的心智，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帜在中华大地高高飘扬，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一一是对它的确切的、科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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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
这一百年来，传统文化经历了评价上的大起大落，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
改革以后，我们一度认为中国的专制、愚昧都和传统有关，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人又把它叫做新启蒙运动，当时打的旗号就是要继承五四的传统，认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做得还不够。
到了90年代，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了所谓的保守主义复归这样一种思潮。这股思潮刮得越来越厉害，以至于不仅是官方，包括民间思想界，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又很高了。相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却越来越厉害。去年，《东方历史评论》召集了一次纪念五四的会，这个会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夭折的宪政，倒退的五四”。关于倒退的五四，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五四是好的，我们现在从五四的立场向后倒退了，应该克服这种倒退；另一种意思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指的是哪种意思？当时发言的几位都说五四运动本身就不是好事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宪政派，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宪政的受挫，感到惋惜。其中多数人将宪政夭折的原因，归到了新文化运动上。
但是，今天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还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新文化运动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该彻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过了，但在应该彻底否定的地方，却又没有否定掉，或者说没有注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其实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反传统文化很极端，但对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即使是鲁迅这样一个“极端的西化派”，骂儒家骂得很厉害，也说过很多秦始皇的好话。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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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迁到北京，1926年7月停刊。以《新青年》为主要舆论阵地的新文化派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新文化派以文学革命为起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被称之为新文化运动。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新文化派，我们需要承认，新文化运动确实给当时中国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让科学、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从而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并且这种影响就是在今天，还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科学、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深入人心，并非只是新文化派的功劳，事实上，就是当时被作为保守派攻击的学衡派，也是支持这些观念的，只是他们二派在对待传统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出路方面所持的观点不同而已，这一点，到现在也是被人们所忽视了的，这种忽视，在今天，又加到了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身上了，诬蔑他们要将人们带回到所谓的封建社会去）。但是，其消极影响，也是伴随而至，直到今天，流毒不绝。
消极影响之一，就是历史的、文化的虚无主义。
我们知道，世界任何民族的起源历史，其一大特点就是具有神话色彩，神人不分，比如罗马起源始祖，据说，就是由狼喂养成人的。中国的三皇五帝史也是如此，这本不奇怪。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以堪称愤青鼻祖的顾颉刚、钱玄同为首的“疑古派”派，对中国上古史全盘否定，称“三皇五帝”史为伪古史，夏也是不存在的（“大禹是条虫”就是这位老先生的杰作），殷商王朝若非安阳甲骨资料的出土．也几乎难逃被抹煞的噩运。甚至西周初年也被看成是“本无信史””的传说时代。流毒至今，仍然有人否认夏代的存在。既然这些历史是不存在的，那以此为基础产生的《诗》《书》诸文化经典也就是伪经典了。我们来欣赏一下“疑古派”的一些结论：
“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
“至于《左传》，……这部书底信实的价值，和《三国演义》差不多。”
“从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
就连以 “小心求证”求学术的胡适，也说，“东周以前的历史没有一个字是可信的。”这里，我们看到的只剩下他的“大胆怀疑”了，而“全盘西化”就是这位“小心求证”的胡适老先生提出的。
在这种学术气氛下，可想而知，作为传承中国文明精髓的诸经和其建立的历史实践基础的被打倒，中国人的精神，就失去了其自强不息的源头动力了，经典失去了其解释系统，其存在不过是活的化石而已，只能让人欣赏。而经典及其历史实践的被打倒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倒下了，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往往会产生对其它文化盲目崇拜。于是，出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者，居然闹出了将孟子当外国人崇拜的笑料。
消极影响之二，以偏激代替理性。
新文化运动，标榜科学和理性，要求以理性与科学判断一切，但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挟庸俗的进化论观点，宣扬优胜劣汰，偏激偏进，几无理性可言的。
新文化运动标榜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反对儒家，歌颂法家。而鲁迅，被时人歌颂为中国的尼采。如果说，儒家专制的话，法家思想起码比儒家专制的多，历来为人所垢病；而尼采本人，后来被视法西斯理论的先驱。理性何在？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号称“文学革命”。后来，这种否定和怀疑的思潮，发展到否定中国的一切所谓旧的东西（和文革何其相象！），甚至于中国人。阿Q就是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代表。我们来看看新文化派的主张：
一、废除汉语
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三、废除中国戏曲
四、废除中医中药
五、文学革命
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首先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代替仿古文学。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改良变而为革命，标榜所谓国民文学，将传统的文学等同于贵族文学，封建主义的文学。陈积极鼓吹他的所谓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即：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这种对文明及其载体贴标签，一棒子打倒的做法，和后来的给人随便戴高帽，无限上纲之间，是否有某种冥冥中的幽暗通道在沟通着？
六、……
七、……
废除！废除！废除！……
打倒！打倒！打倒！……
这种疯狂，真叫人怀疑，是要拥抱文明呢，还是自绝于文明？倘若这些个废除都彻底实现了，中国还剩下什么？我们中国人恐怕真不认识中国人了！但是倘若没实现或没完全实现呢？那新文化派就有话说了，你做的还不够彻底！
这种偏激带来的另一大弊端就是造成学风轻浮，学者追求轰动效应，广告效应；而文学革命，带来的就是革中国文明的命，几千年文明的积累，毁于一旦，文丧道绝。1912年，蔡元培废除了小学“读经科”，1920年，小学语文科全部改成了白话文。今天，能读懂文言文的国人已经少之又少了；而读文言文的人，多数也只是将其当做一种个人爱好，抱着欣赏的态度读的。中国文明失去了发展，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永远的停留在了过去，成了无生命力的东西。
消极影响之三，反道德主义。
新文化派反礼教，打倒孔家店。在鲁迅看来，中国的书中，就三个字――“人吃人”， 藏在仁义道德的缝里。中国几千年唯一不变的就是道学家虚伪的仁义礼智。新文化派还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光明灿烂的博爱的新道德的社会，以便让人们认清所谓狭隘的旧道德的社会：
“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这种墨子先生兼爱的老调，早已经证明不合人性了，反倒成了新文化派手中的宝贝。雷锋精神可谓博爱之至矣，国人也学习实践多年，反倒是这个社会时时出现孟子批判的“率兽食人”现象，人给狗下跪的事时有耳闻。
道德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只有深查人性的微妙，从符合人性的的路径出发，才能真正实践道德。不合人性的道德，必将不能长久。
子贡是孔子的弟子，名赐，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有一次，他赎回了一个沦落在国外为奴的鲁国人。根据鲁国的法律，国家是要给赎买人相应的赔偿金的，但是，富有的子贡却没有去领取自己应得的赔偿。他认为，君子应该扶危济困，况且自己又有钱，这点赎金算得了什么呢？
子贡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赐，这样做，就是你的过失了。”子贡有些诧异，问为什么？孔子说：“从官府取你应得的赔偿金，并不会对你的德行有什么损害。你不取赔偿金，就会暗示别人，取赔偿金是道德不够高尚的表现。我担心，从此以后，鲁国人不再赎自己的同胞了。”孔夫子可谓至察矣！
当人们把道德标准提高到需要人仰视才能看得见，做得到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道德实践，就只能被人阳奉阴违了。
鲁迅先生有一个马甲的比喻，说旧马甲没有穿破，人们也可以做一个新马甲来穿穿。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倘若新马甲还是一个画饼的时候，旧马甲也是可以不用丢掉的。
否定的终极，就是否定否定自身。如今，否定所谓封建的道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到了否定当初那些鼓吹否定道德的人所鼓吹的道德的地步了。“不要拿道德说事”，已经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
上面三点，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主要的消极影响。讲这些，并非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虽然它应该在某些方面，并且是很重要的方面被否定，而是希望，在建设新的文明的今天，我们能够抱着“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王者不却众庶”的宽广胸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自主的、当代人的、有生命力的新的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