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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韩杨
3月24日,北京奥运会的圣火将在希腊点燃,这标志着奥运会准备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奥运医疗保障在整个奥运保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涉及到北京市卫生局、各区县卫生局、各个医院、七个联办城市,以及火炬传递沿途的各个城市的相互协作。如何确保各机构、部门有效沟通协调,如何确保赛时百姓就医不受干扰?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副部长戴建平。
奥运医疗保障完全顺畅
《21世纪》:奥组委、北京市卫生局、各区的卫生局、定点医院几个方面在奥运保障工作上怎么分工合作?
戴建平:奥组委本身是组织委员会,更多是来完成对国际奥委会的承诺。整个资源调动和筹集是奥组委通过城市来达到的。
从医疗服务来讲,一届奥运会决不希望有医疗事故。整个医疗工作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赛事层面。由于有证件、安检这个特殊要求,奥组委医疗卫生处使用城市资源来做赛事工作。另外是城市工作层面,比如赛场周边的工作,由北京市和各个区县来完成。
如果是在北京以外,则由奥组委的当地分支,或竞赛协调小组来做赛事层面工作。火炬传递过程中的医疗保障工作,更多是沿途城市来做。而火炬团队的保障,奥组委要有人参与,不过更主要是依据当地力量。如果出了国境,奥组委团队中设置了随队医生,负责该团队的医疗保障工作,同时也和当地城市做好联系工作。
赛事卫生医疗工作也是城市卫生工作的一部分。从大卫生角度来讲,出现突发事件的时候还是在城市的统一指挥下来完成。
《21世纪》:整个保障工作将如何应对突发事件?预案有哪些?
戴建平:突发事件主要还是依据整个城市的预案。奥运会只是一种大型活动,奥运预案只是作为城市大型活动的预案之一。
应该说,赛事医疗是城市应对大型灾害的一个触角,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分支。虽然第一线在场馆,不过,我们还是会依据整个城市预案来做这件事。换句话讲,城市提具体方针,我们再细化到某一个场馆上。
《21世纪》:保障方案实施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各个环节如何配合工作,对接上有何问题?
戴建平:奥组委的大量工作放在资源整合上。您看一下我们医疗保障领导协调小组的构成,就会发现,我们的协调工作进行得很顺畅,组织上易于保障。我没觉得在协调过程中有多大困难。
从方方面面来讲,奥运是圆中国人的百年之梦。我们3000人的医疗志愿者都来自医院和医疗机构,急救车是从各个医院抽调出来的。不协调怎么能组成一个队伍呢?我们不仅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也在实践这一梦想。
普通病患亦有保障
《21世纪》:保障奥运有人力、物力的投入,那么奥运期间普通病患的正常就诊如何保障?
戴建平:从老百姓的利益来讲,无论当前还是未来,都会有很好保障。
从医疗模式上来讲,抽调了医院员工做志愿者,主要还是为了把赛事可能出现的病例就地治疗,这正是为了把医院腾出来给当地老百姓以及外地病号就诊。
奥运医疗保障有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不仅满足奥运需求,同时也不干扰整个城市的医疗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了创造更和谐的环境。比如我们在奥运村里建立了临时诊所,希望奥运村内的16000名居民,有90%的伤病在奥运村临时诊所就诊,以避免对城市整个急诊、门诊等医疗系统造成干扰。
再有一点,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健康的盛会。运动员体质很好,不大可能干扰老百姓看病。
《21世纪》:医疗工作人员和定点医院的选拔有什么标准?
戴建平:定点医院选择的基本原则是就近,第二原则是人手充裕,医院能抽出人来。
3000多人的医疗志愿者,都是从医院抽出来的。而定点医院的含义,不是说患者一定要去这20多家医院看病,而是指奥组委要用这些医院的资源来协调。定点医院的确做了大量工作,但抽调人员的前提是,保障医疗不受影响。
另外,奥运有其自身特点,那就是既要过语言关,又要对运动有所了解。
《21世纪》:整个奥运医疗保障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戴建平:主要分为场馆医疗站、综合诊所、定点医院几个层级。
医疗站设立在场馆内,主要服务对象是看台上观众和休息室里的运动员。在看台上,观众挥手致意,医务志愿者就能过来。
医疗站像是中枢,它最贴近运动员。如果发生伤病情况,在医疗站进行行医就诊后,来决定下一步走向。如果是大病,需要住院,则转入相关定点医院。如果是小伤,在接受完医疗人员的服务之后,可以回家养病。别忘了,除此之外,各个国家的运动代表队还有专职队医。他们会和我们详细配合。
整个模式也是社区医院的概念。医疗站和综合诊所的关系,就像是社区和社区中心的关系。医疗站像是触角,在这里初步诊断后,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综合诊所。如果在综合诊所诊断为小病,则可不住院。
在这个模式下,加强巡诊,以及加强与队医之间的沟通,会变得更容易一点,这也并不会占老百姓的床位。
基于这个系统的实施,整个雅典奥运会期间,与奥运有关的住院人员一共就80多人。这个系统核心就是保障运动员不住院,不去分老百姓的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