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的春节比较晚,2月15日才是大年初一,那年我队的十来个知青几乎春节都回北京了,春节过后我特别着急回陕北,但大多数都想三月底春耕开始再走,我是队里第一批回去的,原想赶在学校开学前到达,我还想继续在二圪台当老师。我特别喜欢教师的职业,感觉自己之前干的不错,县里、公社和学校领导以及周围知青、孩子们反映也都认可我是当老师的料料。
但我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了,学校已经开学了,我也非常想念我的那些学生,于是到队里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了,外边雪停了、天晴了,但路上处处是积雪。我塑料底棉鞋的底子磨光了,很滑,我独自踏着积雪,唱着歌,一路跌跌撞撞、迫不及待地赶赴十里外的二圪台学校。
刚一进院子里,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炊事员都热情地把我围住问长问短,尤其是我的那班学生问我还教不教他们?说希望我还带他们班,他们那学期就要小学毕业了。那一刻我的心里感到暖哄哄的,之后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校长把我领进了他的办公室。
校长对我说:“我们虽然很认可你的教学工作干得不错,上上下下对你教学反映都很好,但学校是公社办的,教师是各队轮流派人来,所以你走后又从别的队抽掉了教师。真是对不起,没有你的岗位了,你要是还想来,我们和公社反映反映。”
我那时思想太幼稚了,我走了一学期了,学校有新的老师接替了我的工作,我当时感觉被浇了一盆冷水,头蒙蒙的。
稍稳定一下情绪后我说:“没关系,那我就把抽屉里的东西拿回去吧。”
校长指着地下的一个纸箱子说:“上学期开学后,新来的教师要用办公桌,你又在北京,没办法,我们只好把你的办公桌撬了,东西都放在这个纸箱子里了。”
我赶紧蹲下一翻,我在北京一直最担心的、最喜爱的集邮册没有了,连忙问校长看见没有,想着是否他给我单收起来了。
校长说:“没有看见什么集邮册呀。”
我一听就急了,我走的时候,抽屉锁得好好的。校长找来了教导主任和总务老师都说没看到。
校长又说:“这个纸箱子放在这里很久了,门从来不锁,老师和学生谁都可以随时进来,也许被别人拿走了,我们几个领导是不会要的,你再仔细想想,是否放在别处了?回队里到箱子里再找找看?”
想什么、找什么呀,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中间的抽屉锁着,那是我最大的一个物件,怎么会看不见呀,那时我常拿出来给大家观赏,全校领导老师都看见过的。
我从上学时就喜欢收藏邮票,糖纸、剪纸,还带到了陕北,但在北京时家里收到的信很少,使用过的邮票也不多,我插队以后,每月都能接到爸爸、妈妈、姐姐的信,同学们有去内蒙、云南兵团的、分北京工厂的、有回乡插队的,随父母去干校的,那些各地同学的来信每月都有不少封,邮票当时是我插队时最大的一笔支出,每次都小心翼翼把邮票取下来放在集邮册里,那时妈妈、爸爸、姐姐都知道我集邮,发现有纪念邮票也会给我买了寄来,所以那册里还有许多没使用过的邮票,我有时缺哪张想要的邮票,就给人家夹在信里寄过去,让人家写回信时再给我贴上寄过来,也是怕有的人家生活困难买不起邮票不给我回信,因我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插队时生活很单调,收信也是当时的一大乐事。
我在二圪台那里的一个学期,一直把集邮册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精心收藏着,根本没放在队里。队里的箱子锁得好好的,到队里当天就打开了,剪纸、糖纸都在红旗杂志里,什么都没有丢。
我的心那一刻真是跌到了深渊,集邮册那是当时我最喜爱的物件,可也没办法。我对校长哀求,希望他继续想办法帮助我寻找那本邮册,找到后给我捎个回信,我会立刻来取,还会感谢他!
(后来我去公社路过那里都会去问,一直也没找到,这件事我后悔了许多年,那里都是文革邮票,八个样板戏的都有,当时到县里时犹豫了一下没带,想着我报到晚了,可能招工录取不了马上就会回来,学校当时期末工作还没全忙完,我真应该把它带在身边。直到现在想着还遗憾)。
那一天,我是昏昏沉沉、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队里的,虽然明知不在箱子里,还是把箱子翻了一个底朝天,当然一无所获。
我原以为我也许有可能还会在大队当老师,但队里夏姐去干校后,新并队来的男四中的知青陈泽宏担任了学校的教师工作,他酷爱数学,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教学方法,学生反映他讲的数学课很好懂,上级领导也很赏识,他后来考上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后到深圳大学当了教授,直到今年退休。他乒乓球打的很棒,曾拿过延安地区的冠军。
我回队里当老师的想法也不能如愿了,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72年我从春到冬在队里又整干了一年的农活,生病痛苦时也曾后悔过没有办理病退。
我喜爱当教师的愿望只是招工出来后才得以实现。
那本丢失的邮票也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个痛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