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双胞悬案

　　古书画鉴定中，董其昌作品的真伪辨析是其中一个绕不开的重点与难点。传世董氏书画中不乏双包现象，其中最著者，当属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分藏的两本《烟江叠嶂图》卷。“澎湃新闻·古代艺术”前不久曾刊发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通过多年研究得出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烟江叠嶂图》系清代收藏家高士奇临摹的文章，并引发反响，本文作者通过文献等方面的考证认为，台北本确实疑点极多，也可能是高士奇摹本，但高士奇进赝则尚缺乏证据。

　　在上海博物馆“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大展”中，展出着潘奕隽、沈树镛、吴湖帆递藏的董其昌《烟江叠嶂图》（上海博物馆收藏）。这一山水长卷的质地、尺寸、构图乃至董其昌题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同名手卷构成双胞。此前，两岸学者对这一现象颇加关注，近日见凌利中先生刊布研究进展，摹本之说让人耳目一新。笔者试就《烟江叠嶂图》与高士奇的关系略抒管见，求正于方家。

　　一、高士奇收藏《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始末

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高士奇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超级董迷”。他收集的董其昌书迹超过一百种，画迹（卷、轴、册）十件左右。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高士奇收到王鸿绪寄赠的《董其昌烟江叠嶂图》，以诗作答。其《苑西集》（康熙二十九年刊本）卷十一收录了这首诗，诗题为“王俨斋总宪寄董文敏临王晋卿《烟江叠嶂图卷》，用东坡韵为答”。全诗如下：

　　龍舸春停浮玉山，一江翠靄生春煙。

　　北歸風颿疾飛駛，夢中猶飮中泠泉。

　　巖松谷樹忽寄贈，開卷恍對眞山川。

　　煙雲渺渺列危岫，細路只在荒墟前。

　　層巓綿邈接怪崿，峰勢峭勁如插天。

　　今人那見駙馬跡，文敏落筆眞爭妍。

　　請看沙邊秋蘆亂，洲嶼崖壑缺處藏山田。

　　君不見，華亭書畫號雙絕，名齊米芾將百年。

　　卷餘素練寫長句，簪花舞女同便娟。

　　寒嵐漠漠斷石壁，疑有隱士丘中眠。

　　簟紋似水北窻下，細尋畫理同遊仙。

　　璠璵瓊瑰比情重，獲此神物誠何緣？

　　相思相望託雙鯉，為君更賦煙江叠嶂篇。

　　高士奇将《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称为“神物”，并非泛泛之谈。按照王鸿绪的自述，《董其昌烟江叠嶂图》是“余家旧藏”，而且“余藏兹卷吝莫出，如龙抱珠潜深川”。王鸿绪出身松江大族，有着家学渊源；其父王广心（1610-1691）筑有兰雪堂，颇有董其昌书画精品。董其昌小楷十分难得，而传世《明董其昌楷书三世诰命卷》（今藏上海博物馆）、《乐毅论卷》、《楷书阴符经、府君碑卷》（今藏上海博物馆）都是王氏父子的递藏之物。

　　得到《董其昌烟江叠嶂图》未出半年，高士奇即遭御史郭琇弹劾。是年冬，高士奇休致回籍，移居平湖。第二年夏季，高士奇摹写一本《烟江叠嶂图》赠送给王鸿绪，而原迹则仍留在身边。康熙三十三年，高士奇复出北上，此卷随行。途经苏州时，另一位康熙时期的名收藏家、江宁巡抚宋荦受邀上船，纵览高士奇所藏书画，写下那首著名的“昭代鉴赏谁第一，棠村已殁推江村”长诗。在诗句里，宋荦称颂高士奇藏品，有“烟江秋霁两奇绝，气韵生动真天人”之句。“秋霁”是指《董其昌江山秋霁图卷》（今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而“烟江”就是《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就在船上，高士奇当即将“秋霁”送给宋荦。而“烟江”则随高士奇继续北上，之后伴他退养平湖。在晚年，高士奇曾两次题识《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文曰：

　　荏苒十年，對之興歎。山荆亡後，室無侍妾，南北往來，唯圖書數卷作伴侶。今日晚凉，秋蘭已放數十莖，用文三橋耕井硯重記。江邨竹窗高士奇

　　此戊寅秋日題，忽又兩度歲華矣。庚辰正月十一日對梅花重記

　　在晚年，高士奇还编订过一卷《明董文敏真迹》，即今日所见《江村书画目》的一章。这卷目录共记载董其昌书画 53 件，绝大部分是高士奇本人收藏的精品，其中就有《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与之相邻的是《项墨林墓志卷》（今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同时收录在册的还有《溪山深静图矮卷》（即《董其昌山水卷》，今藏南京博物院）。

　　二、台北本《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的藏印疑点

　　古人收藏有“好事”与“赏鉴”之分。鉴赏家收藏历代名迹，其装潢、题签、钤印、题跋皆有法度。米芾《画史》曰：

　　余家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箧”印、“宝晋书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绝品。玉印唯著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无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虽参用于上品印也，自画、古贤唯用玉印。

　　鉴赏家用印相当郑重。在探索书画递藏链时，考量收藏印记是否符合鉴赏家的用印风格是主要依据。至于印鉴本身，有流传后世为妄人追盖的可能。即使印记为真，也只能作为判断递藏的辅助依据。

　　在高士奇一生之中，在书画上钤盖过的印章多达百种。这些印章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陆续刻成的。早年，高士奇只有姓名字印和“苑西”印。康熙二十八年扈从南巡之后，高士奇刻成斋名、堂号、“竹窗”印、别号印。康熙三十六年归田以后，他刻成了“清吟堂”印、“高詹事”印和若干闲章。以上述两个时间为界，高士奇所用印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和印鉴分期密切相关的是用印风格。高士奇在画心上钤印颇为讲究，总是前后留下至少各一枚印记。在历代藏印累累的名迹上，高士奇印记总是见缝插针在诸多藏印之中；印面较小，不显山露水。而在历代藏印较少的书画上，高士奇印记则在边角位置。借用时下流行语概括，可以说他是低调地刷存在感。不妨取与“烟江”并称的“秋霁”（《董其昌江山秋霁图》）为例。

《董其昌江山秋霁图》，红点为印章位置

位置1：“竹窗”朱印

位置2：“萧兀斋“白文印、“高士奇图书记”朱文长印

位置3：“江村秘藏”朱印、“齅香斋”朱印

　　对照“秋霁”，台北本《董其昌烟江叠嶂图》“江村秘藏”一印孤零零得异乎寻常。图为台北本“烟江叠嶂图”红点位置-- “江村秘藏”印。

　　近30件高士奇所藏董其昌书画流传至今。兹将所见手卷的藏印、钤盖位置统计如下：

　　经过大样本量的对比，台北本的孤印现象更显突兀。在上海博物馆展厅的特大显示屏上，笔者对照了台北本与上博本的高清图片，发现台北本画面左侧存在极不自然的收尾，提示画心左侧经过切边。考虑到这一因素，此处印记的缺失尚可理解；但是，引首侧仅有高士奇一印仍然令人生疑。进一步将这枚“江村秘藏”与其他传世高士奇旧藏标准件比对，笔者发现“江”字存在差异，提示此印不真。此外，前述《明董其昌楷书三世诰命卷》三件董其昌书法长卷皆有王鸿绪父子印记，而台北本付之阙如，这是又一个疑点。

高士奇印（上）与台北本印（下）

　　三、高士奇进赝缺乏证据

　　高士奇是清代著名的鉴藏家，也是一个争议极大的人物。1924 年，近代学者罗振玉刊行《江村书画目》排印本，提出“高士奇进赝”的说法。此说影响极大，前辈学者都深以为然，这就是“前人云竹窗老人喜故作狡狯” （何惠鉴）的由来。数年前，笔者撰文指出：罗振玉排印本存在篡改，与《江村书画目》原件（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不符；《江村书画目》无法成为高士奇进赝证据。（《横看成岭侧成峰——解读<江村书画目>》，《美术史与观念史》第 16 辑，2014 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收藏家的作伪，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有的是为了进献，比如《清明上河图》与严嵩的故事；有的是为了获利，比如近代谭敬集团的造假。此类赝品一旦制成，总是即刻出手。台北本是被《石渠宝笈续编》收录的。也就是说，该卷入宫的时间不会早于乾隆九年（1744 年）。此时上距高士奇卒年已经超过 30 年。台北本系高士奇作伪进赝的推论难以成立。

　　至于新发现的王鸿绪诗题“澹人摹董画和东坡歌行相赠”，只是高士奇摹本曾经存世的佐证，且这个摹本为王鸿绪所藏，并不构成高士奇进赝的证据。

　　事实上，台北本的藏印疑点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乾隆年间书画商伪造高士奇印记以求牟利。以真迹配伪跋，或者以伪迹配真跋，乃是古代书画作伪的常见伎俩。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为证。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明杜琼《南湖草堂图轴》，两侧褾绫各有一则题跋。一侧署康熙甲戌六月北平孙承泽款；另一侧的落款为竹窗高士奇，下钤“士”“奇”连珠印和“高詹事”白文印，文曰：

　　余友退翁，多蓄古帖名绘，所制《庚子销夏记》传世。此帧为鹿冠道人作，暇日出示评赏，细玩跋语，甚有慕于渊孝之为人，不徒叹羡笔墨，可谓好古之深者。案头适缾荷作供，轩牖清凉，观花读画，恍对古君子也。

　　康熙甲戌为1694年，孙承泽早已去世。而孙承泽生前与高士奇并无交往。这两则拙劣的题跋显然出自奸商手笔。有意思的是，这件作品不仅为《石渠宝笈续编》著录，而且与《董其昌烟江叠嶂图》都藏于重华宫。

　　此前，多位学者认为台北本《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笔墨并非董其昌所绘。如今以鉴藏印记作为证，当可说明台北本乃是另配而成，并非王鸿绪、高士奇递藏的原物。

　　四、《董其昌烟江叠嶂图》散出高家的线索

　　今台北本《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后幅有两则高士奇题跋。在题跋前钤盖了一枚“华原草堂”白文印。这是一枚罕用的藏印，此前归于高士奇。《文征明桃园问津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有此印；还有一枚文字相同的朱文葫芦印见于《张渥竹西草堂》（今藏辽宁省博物馆）。除此之外，尚未发现其他高士奇藏品有此印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画作都有高士奇孙女婿张照的题跋。摘引如下：

　　（《文征明桃园问津图》）康熙癸巳五月，张照观。

　　（《何澄画陶潜归去来辞张仲寿书》）余叔家藏唐六如先生归去来辞图。笔意萧爽，无人间烟火气。康熙癸巳仲夏，砺山舅出示此卷，觉六如卷逊一筹矣。靖节高风，披图想象，宛在今日。往余有绝句云：

　　百花老去红辞树，众草新浓绿满床。

　　只有渊明诗一卷，引人清梦到羲皇。

　　今观此画意，亦不在无怀葛天后也。董思翁当炎暑便染翰写雪赋，谓顿令心地清凉。

　　余谓此卷极合在京洛尘坌中观。

　　砺山舅指的是张照妻弟——高士奇的长房长孙高岱。

　　康熙癸巳（1713 年）三月，是康熙皇帝六十寿辰。清廷在北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庆祝活动。高士奇长子高舆率领三百余名江浙耆老抵京祝寿，其子高岱和大批高士奇旧藏书画随行入京。高舆忙于事务，书画交由年仅 16 岁的高岱管理。姐夫与他共赏书画之外，还有外人慕名而来。王澍（1668-1743）曾在家书中谈及当日见闻，其札曰：

　　……江村所藏董迹凡百余种，皆得见之，以《舞鹤赋》、《兰亭诗》及《千文》为最。……比于江村家见汉铜印二十小柜，计三千方，已印得谱，借隔远无由相共，想闻之亦当艳羡也。……

　　涉世未深的高岱并没有意识到，书画藏品是不能轻易示人的。他很快遇到了一次挫折。《潘氏三松堂书画记》有一段癸巳五月高岱题跋，文曰：

　　（《董文敏临各体书卷》）此卷于北京偶借人观，为彼割去董书一段，又去先大父文恪公跋一段，不胜愤愤。今查董迹共七接，连硬接在内计字一千二百八十二字，特记于此，以防后患也。

　　显然，被截去的董其昌书法和高士奇跋文拼成了一件崭新的书画商品。话说，台北本后幅除了“华原草堂”印记之外，未见其他高岱印记。而《文征明桃园问津图》和《何澄画陶潜归去来辞张仲寿书》都有高岱的名章。此外，高岱递藏的董其昌书画在《明董文敏真迹》中皆有注释，而《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却在此册中没有注释。这意味着《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很可能自康熙五十二年以后不在高家了。

　　有意思的是，《潘氏三松堂书画记》出自潘奕隽（1740—1830），而上博本《董其昌烟江叠嶂图》最早的一枚藏印正是出自此人。

　　五、关于高士奇摹本

　　借助信息技术和影像技术，如今鉴识董其昌书画有了许多便利的条件。收藏于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大量亮相，辨别真赝要比过去容易些；不过，想要进一步研究赝品就有点困难了；至于要查出赝品的真实作者，那就难上加难了。康熙年间的高士奇摹本，会不会在乾隆年间变成董其昌真迹？这个课题极有话题性，但技术难度也是有的。毕竟，鉴定方法仍然是上世纪的老办法，选取标准件进行比对。

　　高士奇的绘画参考品少之又少。据《山静居画论》记载，高士奇“仿文待诏《湘君湘夫人图》、拟徐润文《枯木竹石》，皆能臻妙”。其邑人葛氏说他“天资绝人”，仿《宋仲温山水轴》“秀气灵光纷披楮墨之外”。可惜，这些绘画恐怕都亡佚了。

　　凌先生列举的有《秋山客话图》扇面，款题文辞有不通处。此外，《慈溪古今书画作品集》收录一件高士奇款山水立轴（目前有图片可见）。此外，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更多高士奇绘画的标准件？

凌利中文中将高士奇书法与台北本题跋书法的对比

　　对此，凌先生想必有所考虑。《董其昌烟江叠嶂图》跋文有数百字，将高士奇书法与两件双胞作品进行比对，确实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编者注：就台北本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者此前也承认是摹本。）高士奇书学董其昌，但气息、风格与董其昌仍存在一定差距。如此前部分学者所言，台北本的题跋书风确实一般，与董其昌标准的书风有着差距，而凌利中文中又将台北本上的部分书法与高士奇书风对比，确实也有一定相似度。

　　无论如何，敢将台北本定为高士奇摹本，想必凌先生胸有成竹。聊涂数笔，以作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