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如果地球上的博物馆都消失 未来的博物馆如何重建
来源： Scope艺术客
柏林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柯嘉比博士 摄影/郭鹏在2019年初，《艺术客》编辑部拜访了著名的柏林当代艺术博物馆，并采访博物馆馆长柯嘉比博士（Gabriele Knapstein）。主编郭静后来在卷首语《艺术家是别人，艺术客是自己！》中写道： “柯嘉比馆长并非印象中那些装扮精致入时的欧洲中年女性，朴素而亲切的笑容缓解了偌大展厅稍显肃穆与冷峻的氛围。‘这里原来是候车大厅，因为原来的空间结构举架巨大，这里的光线与寻常的美术馆不同’，跟随着馆长的介绍，我们穿过规模宏大的柱廊，仰望精美的藻井，企图在玻璃天顶透进的柔和光晕中，追索着它的前世今生。”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博物馆内部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柏林当代艺术博物馆展现现场 2019 摄影/郭鹏位于德国柏林的汉堡火车站当代美术馆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特定的历史建筑空间成为后来许多当代艺术馆与历史遗迹结合的范例。从多元的馆藏到自身发展的思考都使它将当代美术馆的社会作用做出判定。同时，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站在世界美术馆的舞台，更以包容的态度接纳不同文化的艺术参与到其中。当全球化不断推动和相互联系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现在和将来的博物馆又会关注什么呢？当我们在憧憬下一个时代时，混合不同时间形态的当下如何着手建立的未来博物馆？又会从哪些要素来思考它与世界的互动呢？
在新与旧之间
撰文/杜蕊璇
1846年10月15日，德国第一辆火车从柏林驶向汉堡。出发站正是今天的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的名字让人常常对它的所在地有些误解，它是座落在柏林主火车站附近的曾经的铁路站，汉堡火车站这个名字见证了德国铁路的历史。曾经30个小时的马车距离，随着工业化在德国的发展到1933年缩短成为130分钟。由于所在区域摩崖比特（Moabit）区的城市发展，汉堡火车站在运行36年后，即1871年7月16日结束了它的使命。1905年火车站原址被改建成为建材交通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1944年，建筑左右翼被炸毁，战后柏林交通公司不愿处理炸毁的建筑，于1984年将其交还给柏林政府。40多年后，1996年11月2日，内部被全方位改造的火车站以当代艺术馆的新身份，成为德国国家美术馆中的一员。
每一次身份改变都带来建筑的改变，19世纪前卫的现代建筑俨然变成了今天的历史古迹，还好它容貌依旧，活力不减。建筑师约瑟夫。保罗。 克莱胡斯（Josef PaulKleihus）在艺术馆开幕时说，正如记忆常常牵动思考和行为，历史也可以带来理性的自由。于是，他不慕往不泯来，以 ”新旧之间“为建筑理念，“还原”了一个汉堡火车站。
新与旧的交替从来不曾停歇，让人惶恐的不是变化本身，而是每一次变化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何处，去哪里，这是当代艺术馆这个新的身份迎来的挑战，20多年过去，挑战如新。面对前路，它希望用开放的态度创造“全球博物馆（globalmuseum）的实验场域；回顾过去，它常常用展览和教育进行思考实验（thoughtexperiment）：如果冷战没有将收藏者的兴趣推向西方化一边倒，如果可以早一些与来自新德里，开罗，东京，墨西哥等等的策展人合作，如果更多的馆藏是多元化的作品，像电影，音乐，设计，装置，而不是绘画和雕塑，等等等等，是否今天的艺术馆会不一样？
对待新与旧的思考也许并不是只有在被迫改变的时刻，一个当代艺术馆的职责之一正式向社会提出这个样的假设： 如果。。。，那么。。。，对未来也对过去。于是，“在新与旧之间”的建筑理念，出乎意外的契合艺术馆的身份，这样的实验有时也许带来迷茫，当更多的是机遇。
柏林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大厅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柏林当代艺术博物馆展现现场 2019 摄影/郭鹏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博物馆都消失了，
未来的博物馆要如何重建？
——从汉堡火车站到全球博物馆
Somer/文 图片/柏林当代艺术博物馆
“有空可以去汉堡火车站转转！”如果你对当代艺术感兴趣，计划来柏林参观美术馆，很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建议。“汉堡火车站？这个地方和艺术有什么关联吗？”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都会这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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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火车站，德语名Hamburger Bahnhof，曾经的确是从柏林到汉堡铁路线的起始站。不过，它作为火车站的功能只行使了30多年，到1884年，便因为规模不够大，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铁路运输的需求，被位于它西南方向400米外的“Lehrter Bahnhof”，即今天的柏林中心火车站（BerlinHauptbahnhof），取代了它交通枢纽的职能。
1906年，被搁置的汉堡火车站迎来它的第一次新生。普鲁士铁路局（Prussian State Railways）将它改建成了皇家建筑和交通博物馆（K?nigliches Bau-und Verkehrsmuseum）。皇家建筑和交通博物馆开馆后，吸引来大批的观众；1909年到1916年间，主楼左右两侧的建筑都被扩建。1944年，博物馆被德国敌军的炮弹击中，不得不关门。二战后，博物馆被划为东柏林的一部分，由东德国家铁路局（East German Reichsbahn）管理，进入了长时间的“休眠期”。
1984年，东德铁路局将博物馆整个建筑和藏品都交到了西德手中。博物馆当时的藏品是十九和二十世纪德国工业与科技发展的产物和见证——很多发动机和铁路上的各式车辆。这些藏品，成为后来的德国科技博物馆（Deutsches Technikmuseum）的前身。
1987年，柏林市参议院决定，在老的汉堡火车站建一座新的以当代艺术为中心的美术馆。美术馆收到的第一份捐赠，来自企业家Erich Marx私人的当代艺术收藏。时隔四十多年，汉堡火车站再次复活，这次的角色仍然是博物馆，只是主题从工业产品换成了由绘画、雕塑、装置、录像等等媒材组成的当代艺术作品。汉堡火车站从此成为柏林国立美术馆（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五座分馆之一，全名是“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博物馆”（Hamburger Bahnhof — Museum für Gegenwart）。
展厅一角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展厅一角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2
1987年，在柏林建城750周年庆典之际，汉堡火车站带着它“冬眠”四十多年后的第一个展览，“去往柏林的旅程（Die Reise nach Berlin）”参与了这场庆典。这场展览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交通工具和出行装备。展览结束后，空置的汉堡火车站正式开始它作为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新旅程。
2001年年末，在德国与中国官方合作的柏林亚太周·中国主宾国活动中，汉堡火车站承担起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任务，举办了群展“生活在此时：29名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家”（Living in time： 29 contemporary artists from China）”。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在海外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当时，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处于起步期，年轻的艺术家们还没有太多展览经验。而位于德国柏林的汉堡火车站，作为世界上最早聚焦“活着的艺术”（art of the living）的美术馆之一，从八十年代成立，便将目光投注到当代艺术的鲜活现场，观察艺术与时代之间的互动，试着捕捉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艺术家们正在尝试的、或已经找到的新的艺术语言，和这种语言背后艺术家个体的思考和所反映的时代现象。
“生活在此时”由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微博)副院长的范迪安和当时旅居法国的策展人侯瀚如担任策展人。展览前言介绍了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剧变：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城市化的加速与相应的大城市建筑的扩张、科技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巨大变化等等。策展人写道：“在中国，有一群对所处国度的剧变极为敏感的当代艺术家，试着作出回应。作为带有不同视角的个体，他们积极地与周遭的变化进行互动。他们试着打破艺术的边界，将自身置身在传统和（新的）现代的张力中，试着建立起一些关联：城市的景象和自然的经验、集体的热情和个体的自由、带有记忆的历史和与新媒体一同壮大的新生流行语。”
《生活在此时》展览现场，图片由参展艺术家杨勇惠允
前排： 杨天娜、尹秀珍、柯嘉比、卢昊、杨勇、侯瀚如、许江、施慧、顾德新、周铁海（右二）、 张培力（右一）后排：汪建伟（左三） 图片由参展艺术家杨勇惠允
这次展览，对当时中国的年轻艺术家们是一次重要的经历。近二十年后，参与展览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如今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大咖”级人物，比如丁乙、喻红、周铁海、宋冬、尹秀珍、曹斐、杨福东等等。
主要做影像的艺术家陈邵雄也参与了“生活在此时”展览。他的作品以广州第三大街的系列摄影为媒介，做成一个街头模型，是当时中国大城市日常景观的一个缩影。陈邵雄介绍自己的创作理念道，单张照片留下的只是瞬间，但是多幅照片组合起来，就形成了立体的瞬间。展览开幕后，《人民日报》记者孙东民在新闻稿《生活在此时》里写道。“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一切都在迅速流逝，他想把一些东西用更客观的形式，把流动的时间和空间留下来。这件作品摆在两个展厅间的走廊上，透过落地长窗，看到的是柏林街景，如同东西方街景在进行无声的对话。”
2016年，汉堡火车站作为当代艺术美术馆已经二十周年，这一年，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大型回顾展“汉堡火车站的二十年”（20 Years of the Hamburger Bahnhof）。20年来，得益于附近Rieckhallen的并入，汉堡美术馆的展馆规模扩大到最初的两倍。而Erich Marx家族与FriedrichChristian Flick家族大量的私人收藏捐赠，也极大丰富了汉堡美术馆的馆藏。汉堡美术馆逐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收藏1960年之后艺术的美术馆之一。
东西方的对话仍在继续，如果说西方艺术已经是一个历经风雨的“成年人”，那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地区的艺术还处在婴孩期。2016年年底，柏林国立美术馆主办了一场公共研讨会“关于全球博物馆的构想”（Conference： The Idea of the Global Museum），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博物馆从业者们来参与讨论：在全球化的今天，博物馆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如今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对博物馆的工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弗莱卡·哈利蒂（Flaka Haliti），Ars Viva Preis 展览现场 ， 2016 ， Photo： Andy Keate
麦可·波特勒（ michael beutler）展览 Moby Dick3
“关于全球博物馆的构想”的研讨会，是柏林国立美术馆新项目——“全球博物馆”（GlobalMuseum）项目的起点。美术馆希望通过一种全球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博物馆。
“全球博物馆”缘起于柏林的美术馆对自身以及当今世界美术馆收藏的观察和反思。因为历史的和政治的决裂，美术馆的艺术收藏都是以西方为主导的，重点聚焦在北美，还有日渐增加的战后东西德的艺术。如果带着博物馆的概念和起源的一种全球性的理解，今天的艺术收藏应该包括什么？这种视角的转变伴随着什么样的挑战，这种被越发全球化的世界持续加深的互联性激发的视角，将会如何影响博物馆的今天和明天？
2018年八月，汉堡美术馆举办了“你好，世界，调整收藏”（Hello World。 Revising a Collection）展览。这次展览的同名出版物绘制了一幅从十九世纪末到今天的“跨国度、跨文化的艺术交往地图”，包括德国艺术家Heinrich Vogeler的苏联之路，来自日本的达达主义艺术家Tomoyoshi Murayama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柏林的逗留，以及阿根廷艺术家Nicolás García Uriburu和德国艺术家Joseph Beuys之间的合作等等。
几年来，越来越多机构加入“全球博物馆”（MuseumGlobal）项目，参与者的身份背景也如发起人的期望，越发全球化和多元。
由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主办，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German Federal Cultural Foundation）赞助的系列活动“Museal episodes”，也是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博物馆为主角，来自“南方”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者，以他们的博物馆作为主场，发出他们的声音。2015年，第一期“Museal episodes”在巴西的萨尔瓦多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of Salvador）举行，主题是“把你的博物馆带到我的博物馆（Bring your museum to my museum）”。第二期在玻利维亚的几座城市举行以“博物馆作为工作坊：链接社区和非城市空间”（Museum as workshop： connecting communities andnon-urban spaces）为主题。
“Musealepisodes”假设了一种极端的环境：地球上所有的博物馆都被毁灭了，所有的藏品都消失了，一群来自非洲、南美和欧洲的策展人和博物馆馆长发现他们身在一个反乌托邦的场景中，必须共同讨论迫在眉睫的危机：要不要重建博物馆？如果要，如何从零开始，重建博物馆和收藏品？在这种全新的情境下，要展出什么？谁会是观众？谁是被观察的对象？未来的博物馆会是什么模样？
柏林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厅 2019 摄影/郭鹏
在第二期“博物馆作为工作坊”的论坛中，卢布尔雅那现代艺术博物馆（Directorof the Ljubljana Museum of Modern Art）的馆长Zdenka Badovinac提出“博物馆作为一家混血机构”的构想。她指出，一家混血机构不应该是一家单一主题的博物馆，单一主题意味着特定学科的概念和劳动分工。以二十世纪的现代美术馆为例，它们对自己的学科规则（现代艺术）十分忠诚，甚至完全照搬了最初的白盒子（white cube）这种建筑形式。同样地，今天的现代艺术美术馆也追随着这套规则。但是，当代艺术已经变得高度跨学科化，投身到过程中，投身到各式各样的交流互动实践中，投身到社区里。。。。。。不再是一个自成完满的艺术的客体。Badovinac问：“如果当代艺术，在它自身的媒介和美学语言上已经变得不再纯粹，一家美术馆如何要适应当代艺术，同时持续原来的角色，做一个忠诚于某种固定的概念的中立的空间，在那儿，艺术只与自身交流？”
对这一问，ZdenkaBadovinac结合她几十年的策展经验提出她所设想的未来的博物馆可能的模样，“混血博物馆不再是基于专家知识，而是不同的社会经验混合，共同组成它的内容。艺术家、博物馆员工、赞助者、观众、社区和游客都参与其中，一同创建博物馆内容。。。。”在Badovinac的构想中，混血博物馆不是一种定义明确的新的博物馆模型，它为不同类型的交流与平等合作提供条件，而它自身，则是一直处在一种建构和结构过程中的，非制度化的，“成长中”的机构。“混合博物馆不是一种简单的东西，而是通过杂质而不断产生的东西。它与非殖民化进程密切相关，拒绝接受来自“上面”的任何形式的束缚。
Zdenka Badovinac提出了关于未来的大胆设想，而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Prussian Cultural Heritage Foundation）的主席Hermann Parzinger则是从柏林视角出发，带领人们进行了一场探寻博物馆历史起源之旅。在他的报告《如何将一家博物馆民主化/去殖民化？来自柏林视角的一份简短历史报告：从“好奇柜”到洪堡论坛》（How to democratize / decolonize a museum？ A shorthistoric report from the Berlin perspective： from the “Kunstkammer” to the Humboldt Forum）里，他提到博物馆最早的雏形——柏林宫殿里的好奇柜（德语Kunstkammer，英语译为the cabinetsof curiosity）。从今天来看，那时的”好奇柜“似乎带有一点Badovinac提到的“混血博物馆”的气质，除了艺术作品外，动物标本、历史老物件、家族纪念品等等，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会被放到“好奇柜”里头，丰富的藏品，是一个家族富裕与博识的象征。
此后，人们对艺术与收藏的理解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到二十世纪初，柏林美术馆的总负责人威廉·博德（Wilhelm von Bode），提出将民族学的收藏建设成一个某种程度上与欧洲艺术同等的艺术博物馆，第一个项目是在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上建立一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也就是今天的博德美术馆（Bode-Museum），地理距离上的拉近，是为了让伊斯兰艺术能够和欧洲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进行直接对话。此后，博德计划在柏林西南部的Dahlem，为亚洲、非洲、太平洋和美洲大陆各建立一座美术馆。这一计划因为战争的缘故而中途废止了。
托马斯·萨瑞西诺（Tomas Saraceno）个展布展现场
卡斯滕·霍勒（Carsten H?ller）展览 SOMA
二战结束后，柏林分散在各处美术馆再次联合起来，一场新的美术馆改组运动正式开启。到二十一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开始兴起有关陈列与处理非欧洲艺术藏品的反思。2002年，德国议会决定将柏林宫（Berlin Palace）的一部分进行改建，成立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用来展示民族学和亚洲的艺术收藏，将这些置身于文化中心的藏品，融入到新的全球多文化的对话中。
回顾完博物馆历史，Hermann Parzinger提出他对未来博物馆的设想，“一家民主化的、去殖民化的博物馆不再是一座沉默的”知识与沉思的圣殿”（temple of contemplation and knowledge），而是一个论坛、一间实验室，一所开放式的大学，它欢迎人们来这里学习关于他们自身和世界互动的知识。”Parzinger提出几个要素，“各种各样的游客（尤其是观众）的积极参与、策展权力的分享（多元的视角）、关于收藏史的最大化的透明度（共享的历史）以及旧的阶层化知识的去除（共享遗产），这些因素对于未来的美术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或许，人们需要好好地回顾历史、审视当下，以便更好地应对今天与明天的挑战。Hermann Parzinger演讲时引用了十九世纪晚期德国学者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话，“让我们看看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river Orinoco）上的那些原始部落——那些最偏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对我们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有个至关重要的价值。”亚历山大·洪堡或许是那个时代最早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人之一，他的视角，对于今天的博物馆实践仍然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