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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11日 澎湃新闻
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的三个国家之一,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皆处于大高加索山脉以南,西临黑海、东接里海。格鲁吉亚在黑海之滨,首都第比利斯市中心,在穿城而过的库拉河东岸,树木掩映中隐藏着一座并不太起眼的建筑,这里便是格鲁吉亚国立丝绸博物馆(State Silk Museum)。虽从知名度和体量而言,国立丝绸博物馆不足以和格鲁吉亚的国家博物馆或国家美术馆匹敌。但是她在第比利斯的文化景观中却是极为别致的。在不大的机构和零星的人员背后,掩藏着绵长的历史与崭新的视野。灵活性为丝绸博物馆带来了历史感与当代性的互动,使其既与一般的国立历史类机构不同,亦不同于纯粹当代的艺术空间。
格鲁吉亚国立丝绸博物馆的建筑始于1887年,完工于1892年,由波兰建筑师Alxander Shymkevich操刀,如今已经是国家遗产的重要部分。实际上这座博物馆本属于一片名为“高加索养蚕业工作站”(Caucasian Sericulture Station)的综合设施,由俄国生物学家Nikolay Shavrov(1858-1915)参考欧洲的博物学经验与先例构想并建设,他也成为了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整个工作站的设施在穆诗塔德花园(Mushtaid Garden)内,本有23栋建筑,负责实验、研究、养殖与教育等,如今实际功用不再,多数建筑拆除,仅保存了一栋宿舍和博物馆。保存下来的这座博物馆,自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且少有的专注于养蚕及丝绸文化的博物馆,时至今日仍全面呈现了丝绸生产的各个步骤,从蚕的科学养殖到最终的丝绸制品。
博物馆体量不大,但气势恢宏,宫殿式的造型以暗红和米白为底色,时间剥落了建筑立面的涂层,显出砖石原有的灰底,透出历史的分量和韵味。无论是历史与地缘上的巧合,还是设计师的精心营造,博物馆的建筑无疑体现了多重东西方风格的融合。整体而言,建筑设计无疑是以俄罗斯帝国时期风格为基底,上承古典主义和哥特式风格,又佐以一些伊斯兰风格的样式。内部设计与装潢同样古典而文雅,传统纹样的木质地板,专门设计制作的展柜,分门别类呈现丝绸相关的用具和作品。回望历史,博物馆的建筑也见证了格鲁吉亚的独特状态:处于中西之间,历史上受周边各个帝国(波斯、土耳其、俄罗斯)的影响,在20世纪又归于苏联统治,90年代再次独立,新的情势再次出现。无疑,本馆属于格鲁吉亚19世纪的建筑景观,在如今的第比利斯老城(Old Tbilisi),我们亦能看到很多类似风格的建筑。但环顾其四周,附近也有苏联时期的典型风格的建筑,以工业感和功能性为主,四四方方,几无趣味;出现在博物馆一旁的,是一座现代体育场,只需一瞥,便把19世纪的观感瞬间拉回现实。
博物馆内,丝绸科学与文化的陈列主要在建筑的二层,这里有一个主厅和两个辅厅。主厅一面呈现丝绸生产的过程,如桑蚕养殖生物学和研究实验器材,另一面陈列多样的丝绸制作和最终的丝织品成果。这里有着最早的世界各地的蚕茧收藏之一,有设计精美的运输蚕茧的纸盒;丝绸成品更是精美,有受到波斯影响而最终地方化的高加索织品(Caucasian Jejim),还有从其他国家搜集来的不同纹样的丝绸。
博物馆的辅厅是一间图书馆和档案室。出乎意料的是另一间辅厅是当代艺术的展厅。这里约有50平米,却一片荒寂没落的凋零感,或让人想到日本美学,便可以形容其为一种时间侵袭后的侘寂。这个长方形的房间,一面是窗,自然光打下,另外三面为展墙。墙面的涂料剥落,日光打下,映出斑斑点点。墙面的剥落状态,看起来像是之前有墙纸,后来撕下留下的样子。墙面上还有长方形的框格,像是之前有画框钉于其上、后又取下的痕迹。除了斑驳,墙面的一些角落还有无名者的炭笔画,也许是贴墙纸之前便画上去的。现在看来,没人知道墙纸何时贴上、何时揭下,于是更不知这背后的涂鸦来自什么时代了。从博物馆外看,似乎不会有人期待这一19世纪的老旧建筑内,会允许或支持当代艺术空间的存在。与预期不甚相符的,在国立的博物馆内,竟也能开展实验性的且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创作,内心觉得艳羡,好奇这如何能够实现,甚至不觉想这样的实践是否在我国可被借鉴?
正是在这样的有历史凋敝感的空间中,演绎起一幕当代艺术的展览。艺术家小组Pejvak(Rouzbeh Akhbari和Felix Kalmenson)年初曾在博物馆驻留月余,期间他们围绕博物馆的馆藏和档案进行研究,并将他们近些年的艺术创作方法融入其中。来到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实际上源于两位艺术家对具体的历史现实、地理地貌以及寓居其中的人的关注。在进行为期两年的几部电影项目的同时,他们将即时即刻的观察转译为特定空间的研究性展览,本次丝绸博物馆中的展览便是一例。
展览题为“在此地,只有钢铁”,作为整一的项目对空间进行改造,以装置、建筑、布面作品和现场表演,进行历史事件与当下问题的对接,也在具体的空间中进行跨越古今的形式对话。展览的灵感一方面来自于从外高加索关于桑树的各种社会文化习俗。桑树的木材曾用于制造名为“塔尔琴”(Tar)的古老弹奏乐器,传统中,乐器也使用桑蚕的丝线作为弦。最初由伊朗发明的这一乐器在18世纪70年代后期由阿塞拜疆竖沙镇(Shuasha)的琴师Maestro Sadiqjan发展为今天阿塞拜疆特有的塔尔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竖沙镇因其丰富的音乐文化和著名的音乐学校而闻名。但是,苏联解体以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爆发武装冲突之后,竖沙镇经历了重大破坏,导致丝绸业和音乐学院彻底崩溃。展览中关于桑树、关于塔尔琴的隐喻,以及开幕的塔尔琴表演,是对历史伤痛的反思和对文化延续的渴望。展览的另一个要素追溯了苏维埃时期现代化的丝绸之作,尤其关注了亚美尼亚的埃里温丝绸公司,展览中的一些作品,便使用了已经停产的埃里温丝绸厂最后一批产品,在创造出现代化工业感的空间特质的同时,也用软软的丝绸织品柔化了历史的硬度。
附:格鲁吉亚国立丝绸博物馆馆长Chuka Kuprava和策展人Mariam Shergelashvili访谈:
Q:请问二位何时加入博物馆,并请大致介绍一下你们现在的工作?
Chuka:我本来是艺术家,主要做纺织品艺术。我们还有一个艺术小组名为“格鲁吉亚纺织品小组”。后来由于在这个领域创作的关系,也因为博物馆2005年进入新的阶段,我于2007年受邀加入了博物馆,负责展览和活动的内容。这个过程我也跟前馆长习得了管理。在2015年,我被任命为馆长。
Mariam:我在博物馆是负责展览和教育项目的策展人。大学和研究生我学习艺术史、理论和当代艺术。在大学期间的2013年,我参与了当时由Chuka组织的第一期实习生项目。后来,项目中的不少人如今都成了同事,跟着Chuka一起工作。
Q:我读到关于博物馆的历史都是建馆之初的,也就是19世纪末期的,这之后的百年间,包括苏联时期,有什么比较显著的阶段性历史吗?
Chuka:坦诚而言,我们对这百余年的历史还是缺乏全面的了解,无论是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还是研究的实践。这百余年间的确经历了很多,从俄罗斯帝国的倾覆,布尔什维克革命,到苏联解体,都多少对这里有影响。比如,我们了解到,在1929年的苏联时期,这个丝绸工作站改了名字,成为了一个协会。一度,这里隶属了农业部,也停止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的正式定名是在2006年,我也是在这个新阶段才加入进来的。我们深知,了解过去、瞩目未来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也希望能逐步填补一些历史的空白,也是因此,我们发起一些项目,开放自己的档案给当地和外国的研究员与艺术家,由此获得他们的帮助。时下,博物馆也计划进入维修更新的阶段,所谓“复原计划”,这个过程中,以及之后,都会有持续的项目。
Mariam:确实,很多文献也不全或丧失,比如19世纪末的档案中,工作站的科研报表很齐全、也常更新,月报、年报等等,但是到了20世纪,这些报告也没人撰写了。我想,自Chuka加入博物馆,我们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算是走上正轨。而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以一种灵活的模式探索。
Q:“复原计划”具体是什么?谁来出资?博物馆的其他项目,资金方面,又是谁来支持?
Chuka:“复原计划”是因为我们是国家遗产,所以包括国家的发展基金和市政府会出资支持我们的内外空间、基础设施的改造。2015年这个计划就提出来,有一些周折,缓慢进行,现在可能预计今年9月能够开始。我希望复原和维修能持续久一点,大概两年半。慢慢来的过程中,我们自己才能控制进度,目的是不让我们的项目中断。
Mariam:我们的资助比较有限,国家会支持一些,包括文化部。我们和欧盟的一些组织也有合作,比如“创意欧洲项目”,支持几个特定国家之间的合作项目,我们成功申请到了资金。在第比利斯,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外资助,比较活跃的有瑞士的基金会(Swiss Cooperation South Caucasus),我们也希望能借助国外的资源获得一些国际的知名度。
Q::博物馆现在有多少员工?如何分工?长期陈列的研究、展览,以及当代艺术的活动,有什么不同安排?
Chuka:我们有13人,有负责展览、教育、收藏、行政、财务的,大家分工合作,互相知晓。长期陈列的丝绸部分其实基本完整延续了19世纪末的状态,我们也希望能保留原状吧!围绕丝绸文化,我们举办不同的论坛、活动、公教,作为一种激发。当代艺术的呈现,主要专门的一个固定空间中。
Mariam:这个固定的空间就是你看到这间有点年久失修、墙面剥落的房间,我们甚至考虑在“复原计划”中也能保持它的原样,虽然破败,但这样更适合当代艺术一点。支持当代艺术的跟Chuka很相关,她自己是艺术家,所以她很支持后辈和活跃的创作,用以激发博物馆的档案和收藏,也是提升博物馆知名度的方式。我们2016年在这里有了第一个当代艺术的展览,后续还有很多驻留项目,不少国内外的艺术家来,和博物馆产生联系,生产在地性的作品。当代空间也做了很多期展览了。
Chuka:当代的实践,我也受到其他人的鼓舞,比如就有研究员和艺术家主动接触我们,因为对我们的档案有兴趣,为何不帮助他们呢?与此同时,一些苏联时代的老专家,在博物馆领域实际上思维比较固化,我不希望这样。在这个较小的机构中,我有灵活度进行创新的实验,延续历史,还要做一些当代的。这才比较有意思。
Q:未来有什么计划?
Chuka:不得不说,有时政策是朝令夕改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任何时刻都努力,一步步来,保藏好馆藏,也和当地、国际艺术家保持沟通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