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对这次
汶川大
地震确实没有实现成功预报，感到很痛心。”近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钅宏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语气凝重。
“预报”和“预测”
面对质疑之声，地震系统一直坚持“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的态度，并呼吁世人要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
然而，在痛苦与辩解之外，也有一批业内人士从地震预报的制度层面进行反思。
据孙士钅宏介绍，事实上，四川省地震局在今年早几个月，曾做出了一个分析，表示四川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将有大震。这一材料，上报给了四川省政府。
“但这个并不是地震预报。”孙士钅宏强调，这个材料只是背景性的材料分析，给四川省政府当局做决策参考之用。
这样的预报流程，是依照国务院《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来执行的。在这份1998年10月17日发布的条例中，详细规定了地震预报的整个环节。
依照条例规定，一次完整的地震预报要走三个程序：形成地震预报意见——针对地震预报意见进行专家委员会评审——发布地震预报。
其中，对于地震预报的发布，该条例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全国性中长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而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内的地震长期、中期以及短临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而已经发布短期预报的地区，如发现明显临震异常，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管理地震工作机构和中国地震局报告。
事实上，“在我的经验里，国家层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次短临预报的评审活动。”孙士钅宏表示。
规定虽然清晰地勾勒出地震预报的“三部曲”，但往往到了地震预报发布这一阶段，就遇到现实问题的纠缠。
“就拿
汶川地震来说，四川省政府没有收到四川省地震局的明确的预报意见，即没有预报具体时间，也没有预报具体什么地方，缺乏地震预报的三个要素构件。”孙士钅宏表示。
对于震情预测，各级地震部门每周都要集中专家会商，从地震学、地形变、地磁、地电、重力、地应力、地下水、动物异常等各个方面去判断，经常是“口沫横飞”，意见不一。
即使最后“投票表决”形成明确的会商意见，肯定会写成“有发生几级以上地震的可能，但是也不排除不发生的可能”，然后向政府报告。
如果是拿一个模糊的预测意见，政府在决策时自然很为难。地震预报是一把双刃剑，你报了它不来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针对这种可能性不大的预测，地方政府一般采取“外松内紧”措施来处理，比如加派执勤警力和完善医院配套措施等。
因此，有地震预报专家表示，中国的地震预报或可参照欧美国家的做法，在制度设计上在“预报”和“预测”之间有一个宽松的尺度。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相信对于科学家来说，做出预报时就没有那么艰难了。”中国地震局系统内一位资深专家表示。
从“可以”到“很难做到”
政府部门面对地震预报时的欲言又止，完全是因为目前地震预报的低成功率。
目前，在国内地震学术届，绝大多数人都持有“地震预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尤其是短临预报，短期内还无法实现”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3年，中国科学院就设立了“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由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任正副委员，开展包括地震预报在内的研究。
而中国地震预报的大发展，则肇始于1966年邢台大地震。据专家回忆，当时地质部、石油部、测绘局、水电部，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以及北大、科大等大专院校到邢台地地震现场去进行试验研究。
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宗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回忆起当时的一个有趣的细节：邢台大地震发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说，大家争取解决这个问题，科学院召开了一个全院大会，动员各个学科，都去帮助解决地震问题。生物研究所把试验的动物搬到了邢台去，看猫的胡子什么时候波动。
而1996年11月，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地球物理联合会在伦敦召开“地震预报体制评估研讨会”。在对地震预测几十年的研究以及对各国地震预测考察后，包括盖勒、杰克森在内的三名地震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联名在美国《科学》刊发了一系列的论文，标题就是“地震不能预测”。
此后，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地震预报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主流。
“对于地震预报来看，全球学者基本上是处于失望的状态。美国、欧洲、加拿大是不做地震预报，日本有些人还用地震预报这个词，但实际上做这个工作的人不多。在北美和欧洲，地震预报这个词已经不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词了。”中国地球科学促进会成员、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王克林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据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长江学者陈永顺教授介绍，目前，中国在世界地震预报领域中起到一个顶梁柱的作用，“只有中国有一个固定的机构，有经费，常年坚持不懈的对这个问题研究观测”。
即便如此，中国地震学界的主流声音对地震进行短临预报已从过去认为“可以”转变为现在的“很难做到”，很多学者也从过去的地震预报研究转向了救灾减灾研究等。
而少数坚持地震预测研究的学者，多是独自进行研究，且在地震预报决策层无太大影响，被地震界称之为“非主流派”。
汶川之后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系统立即采取了行动。
据了解，地震发生之后，四川、甘肃、陕西、重庆、湖北、云南、青海省地震局，以及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都派出现场应急工作队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工作。中国地震局向所属各单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迅速收集灾情，做好应急处置。
位于北京三里河的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成为最繁忙的地方。
不久前，在这栋大楼的地下三层，进行了一次高规模的内部震情会商。主要是三个议题：一个是对这次汶川地震及其西部的震情分析，重点还是介绍一下汶川地震的情况，序列的衰减情况，地质构造的特点；第二，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对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地震形势做出一个相应的判定；第三，对于首都地震圈地区的判定。
“对后两个议题涉及的很少，重点还是第一个。”参加该会商会的一位专家表示，“这个会不是预测预报的会。主要讨论现在我国地震严峻程度；我们主要应在哪些方面努力，例如哪些地方要增加一些流动观测等。”
5月1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在中国地震局主持召开总指挥部会议时，明确提出“地震部门要加强余震监测和趋势分析，加密、强化现场流动观测，把握震情的发展变化，及时提供可靠的预警信息，做好余震防范工作，防止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同时，要统筹安排力量，科学部署，做好全国其他地区的地震监测工作。”
更有地震专家建言，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中国地震预报工作。
比如说，重拾“专群结合”的地震预报经验。还有一些学者，呼吁改革目前地震局系统内部实行的双重领导的机构设置。中国地震系统，省一级归国家地震局垂直管理。省以下的地方地震局实行双重领导，工资是由地方财政支付，业务上归口省地震局管理。
汶川地震发生时，孙士钅宏正在云南考察地方地震局的建设，下到了保山地震局、龙陵地震局，这些地方机构反映地方地震工作开展起来还是很难。“解决地方地震局的工作积极性的问题，主要还是取决于体制的理顺。”他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