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冰火交“炙”书法行情何时抬头(组图)

　　书法，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可谓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与之媲美的。书圣王羲之的名字，可能比画圣吴道子的名字要响亮得多。然而，在历来的书画市场中，它却始终处于位高价卑的尴尬处境。相比较而言，中国画，好像总是以其“赏心悦目”的“形象”撩拨着收藏者和投资者的出手欲，甚至就连“不起眼”的印章艺术——虽然收藏者十有八九不解其堂奥，却因其系田黄、鸡血、封门青等“质地”因素，在一定的市场角逐中竟也与国画作品平分秋色。

　　近十年来的市场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古代名家书法名迹才会偶尔露峥嵘，尤其是在去年秋季，成绩最为辉煌，如：张怿伯手稿《镇江沦陷记》在匡时以1198万元成交，董其昌的手卷《草书杜甫诗》以1232万元在北京荣宝2007年秋拍成交，王铎的《草书诗卷》在西泠印社2007秋拍中以1691.2万元成交，成为西泠印社拍卖史上价格最高的作品，并同时成为2007年国内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书法作品。而现代书法家（多半是书画兼长的画家）基本已经谢世，如郭沫若、弘一、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溥儒、沈增植、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启功等人的作品，价格指数一般都维持在数十万元之内，其中又多半在数万元及至数千元之间振荡。当代书法，虽时有“佳绩”，然皆因人为因素甚至不乏自我炒作之嫌。因之，书法这一高雅得不能再高雅的艺术就这样在书画市场里不得已的扮演着别别扭扭的角色。


　　“佳书不如孬画”潜意识不可低估

　　“佳书不如孬画”的潜意识在艺拍市场的作用力不可低估。所谓“佳书不如孬画”，在人们的欣赏意识里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这是人们对书法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有待提高”，过分地“埋怨”收藏者的收藏意识和收藏品位，可能对激活人们在偏爱国画的同时重新认识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死结”会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适得其反的负面作用。

　　如果拿林散之、启功二位先生为例，他们都是以其书名享天下，虽然他们的书作为收藏家所青睐、所追捧，然在人们的收藏意识里，如果面对他们的画作可能会义无反顾地加大筹码去收藏，甚至在收藏家的潜在心理上，与其花钱投资其书，不如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价位收藏其画，这是无可厚非的。终究画作的艺术元素符号较之书作的元素符号更能撩拨各阶层人的审美感悟。尽管这与我们在梳理书画篆刻艺术史时“得出”的百年之内可能会出现百余位可以享大名的画家，不见得有数位能经得起“死亡淘汰法”淘汰的书法家的“结论”相违背，但是，人们“重画轻书”的收藏和投资意识是难以改变的。

　　也正因为市场因素和人们的“重画轻书”的潜意识作用，很多原先以书、印名享天下的书法篆刻家也拿起了画笔，继而又享有画名，如韩天衡、王镛等。

　　这，不足为怪。历史上的吴攘之、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诸先贤，又有哪一位不是以其雄厚的书法、篆刻艺术的修养构筑了他们后来杰出的绘画艺术的审美体系？又有谁能强求收藏家对以上书画篆刻俱能、皆精的书画篆刻家的书、画、印作品作等价收藏？

　　诚然，书法，作为一种承传千余年的国粹艺术，它的内涵和意蕴自古以来并没有失去其应有的欣赏者，“高处不胜寒”的特殊位置，又使得它自始至终没能像绘画那样拥有广泛的受众。就像国粹京剧，其唱、练、做、打，一招一式无不功深百练、奥妙无穷，但它的自发的“票房指数”较之其他演艺形式却相形见拙得多。对此，我们能说我们的观众没有艺术品欣赏力吗？

　　书画艺术面临新媒体艺术挤压

　　不同的时代构成不同的时风，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有人说，绘画在21世纪已经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艺术领域了，即使在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除了里希特、佛洛伊德等有局部突破之外，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前途。21世纪最有前景的是新媒体艺术，这在国际艺术界几乎是一个公认的常识。因此，很多重大的国际艺术展也已经不将绘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了。绘画艺术都面临着新媒体艺术的挤压，书法艺术的前景也就不难想象了。

　　尽管我们为中国的传统书法走向世界做过很多很多的努力，而且欧美各国博物馆也典藏有大量中国古代书法精品，甚至欧美也不乏深入细致研究中国传统书法的专家学者，可事实上，中国的传统书法就像一个远古生命的“化石”，珍贵而不复再生，这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书法，只有中国人能欣赏。所谓“只有中国人能欣赏”，就其实质是因为中国书法艺术未能被各国人民广泛接受和普遍“运用”的别样的自我安慰。中国书法这一曾经辉煌的“民族的”艺术表现形式，最终没有验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我们重复了很久的名言。

　　书法艺术怎能让官说了算

　　任何艺术形式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其创作理念以及表现形式要符合现如今人们的审美需要。相对于绘画而言，当代书法的语言符号却显得不是“与时俱进”，承传派和革新派的无序“交火”，“死寂”和“怪诞”、“学究”和“无知”充斥着书坛。可品、可读、可赏、可藏的书法精品难以产生。

　　更为糟糕的是，当代书法艺术在“官本位”隐形“权力”的作用下，它被“奸淫”的满脸晦气，而市场对“书法价位”的认知竟形成这样一个荒诞的格局，即：书协职位越高，书法作品价位也随之增高。这一源于“位高权重”的官场恶习的“位高字贵”现象，其侵蚀的恶果使得书法艺术在如火如荼的艺拍市场的尴尬处境就越发凸现出来。

　　在市场社会中，官场腐败的“磁场”作用对学界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也是不可回避的，终究，“主席”、“院长”等艺术官位相对于中国数百万书法大军，还是极为稀缺的。所以一些拥有那些显赫地位的人也就随之成了“权威”、“大师”，这就是我国现行体制所衍生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的怪胎。殊不知，怪胎就是怪胎。怪胎的再度繁衍，其结果只能是大量繁殖弱智和低能儿。

　　书法艺术岂能游戏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在中国艺术文化史上，中国的书法艺术地位是非常之高——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自从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需求进入现代化以后，中国书画艺术意蕴与西方世界艺术趣味的冲突却日益加大。有人将眼下的中国书法处于一种逆境（正在被不断贬抑和自我轻视、在当代生活中与西方流行文化相比似乎无足轻重）的责任归咎于西方一体化的文化偏见，我以为这是不客观的自我推卸责任。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年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什么书法艺术会变成了专业书家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一种“自淫”的努力以及诸多离、退休老人安度晚年的“夕阳红”的游戏玩意？这般的“两个极端”能不使得书法艺术的内在的文化精神失传和落空？书法艺术在当代文化转型中能不遭遇到这样的价值判断和贬值？

　　容我直言，把传统的书法艺术仅仅局限于艺术范围内或寄希望于协会、展览等等活动，那将是一种狭隘文化视野的表现。

　　传统书法艺术，历来都是文人墨客的余事，虽说历代书法家（所谓“书法家”也只是民国以来的说法）在实际书写的同时不断提炼汉字书写的法理、意趣，但大多是（除“宫阁体”外）自我的修心养性，而非为了谋取“主席”、“常务理事”等“官位”。“余事”的属性，使得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业余”的书家。

　　应接不暇的书法展览、比赛，无一例外地引诱和刺激着想出人头地、成名成家的书法大军。这一看似可以推动“书法艺术发展”的活动，实际上是在加速着“书法艺术”的死亡。

　　传统书法艺术冰火交炙

　　应该说，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今天看来，无疑正处在一个冰火交炙的历史时期。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背后，正凸显出书法趋向低俗、荒诞的灾难期。长此以往，书法艺术的法理、意趣必将被践踏的荡然无存。概言之，真正的书法艺术不是“展”出来的，也不是“赛”出来的，而是通过积累与之相关的文、史、哲、美学知识“养”出来的。

　　随着沈尹默、于右任、白蕉、高二适、林散之等为数不多的几位书法家在20世纪相继离去，21世纪的中国书坛还没有看到可续前美的迹象。

　　因此，对当代书法家而言，要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识——书法是高雅的艺术，而不是庸俗的杂耍。

　　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使书法艺术在高雅的前提下完成适应新世纪人们的审美需求的转型。这，当然是一个不短的磨练过程，需要从事书法艺术的人群潜心研究和苦练。

　　磨刀不误砍柴，只有敬畏书法艺术，才有可能培养书法艺术的市场群体以及构筑新的市场空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严峻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