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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城收藏圈中,赵庆伟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他在旧纸堆里发现了周恩来的信函、宋庆龄的批件、黄永玉绘画的插图原稿及米开朗琪罗的浮雕原作等各种珍贵资料。有人说他是“破烂王”,有人称他为“文化拾荒者”,还有人将之誉为海纳百川的“人民收藏家”。赵庆伟自己则说:如果收藏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话,我很愿意选择。在他看来,收藏绝不是纯粹的个人爱好或者利益驱动,而是历史的注解,文化的守望。
聊起十多年来伴随着国内收藏界跌宕起伏的纷纭变幻,赵庆伟的眼神淡定又平和:“十几年前出现的拍卖是国内收藏界新时代的开启。在没有拍卖之前,搞收藏基本都是地下式的,没有一个正式的公开场合,琉璃厂只能算是一个局部的买卖场所。而拍卖市场的出现则给了收藏界一个特别大的刺激,甭管是喜好还是投资,人们对于收藏开始有了具象的概念。当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记得1998年时,嘉德一个整场拍卖所得不过400多万元,还不抵今天一幅油画的价格。如今,收藏市场的规模在逐年扩大,几乎三年一个台阶,直至迅猛发展。”
那么,在十多年的收藏过往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面对笔者的追问,赵庆伟感慨良多:“总体来说,我觉得以单纯的投资角度切入市场的比例越来越小了,而出于对文化的追寻和尊重的人却愈来愈多了。就拿我步入收藏圈时接触的一些人来说,那时候真正懂收藏的人很少,相反有资金、有实力的收藏者却大都是门外汉,盲目的从众者,根本不懂何为收藏。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真空地带,使得一部分既有相当的资本支持,又肯于学习、钻研的人在坚持不懈中得到了实惠,他们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中积淀了很多东西。这批人一路走来,早已不拘于交易投机的园囿,开始有了想法,思考更高的层面,比如,建一个博物馆、美术馆。有很多人意识到他们最初的投资积累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是失败的,只有金钱的气息,却匮乏文化的血脉。”
“呵呵,这好像一个暴发户永远无法懂得什么是贵族。”笔者笑道。
“是啊,真正的贵族是一种文化上的优势和烙印。即使它现在不‘贵’了,远比不上那些当下被热炒的东西来得时尚、耀眼,但骨子里的高贵与气度不是时间可以湮灭的,它的文化内涵能够洞穿历史,照耀人类的心灵。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很多高端的收藏人士信奉这一点,文化修养和学术素养的欠缺,使得一部分民间积淀下来的很学术化的东西流失了。所以,这两年兴起的建立文化平台热潮让文化的盲点凸显出来,很多藏家开始打造文化俱乐部、博物馆、美术馆,可找专家评估时,遇到障碍了,他们收藏的东西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价值也很高,但学术性、文化性、历史性不足。这些东西是时下被市场追捧的对象,但没有代表性,缺乏连接历史的纵深感,还不够支撑起博物馆天棚的力度。庆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好转,很多新崛起的收藏家开始注重文化观、历史观和可持续性。比如,他们意识到了市场价值高不等同文化价值高,诸如瓷器、字画等高端藏品的交易投资并不能带来自我价值的实质性提升,他们试图以另一种身份出现——文化的保卫者、拯救者、弘扬文化的使者等等。反观现在一些收藏火花、烟标、门票、徽章等小东西,或是草稿、手稿等以往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因其稀有性、文献性、规模性以及历史代表性,将成为未来各种专题博物馆的‘座上宾’。”在赵庆伟看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是文化精神境界趋于成熟的转变。周春芽的油画《绿狗》价值百万元,但就文化层面,或者对于一个博物馆来说,周春芽成名前的一幅素描似乎更具有历史沉淀感。
赵庆伟认为,普通的收藏都是代代相传,而民间博物馆无疑是实现文化传播最好的方式,现在这个传播体系正在萌芽之间。抛却强烈的功利色彩,追寻文化的脉络,以文化的名义将收藏整合,这是现代文明对于历史和人文物质的敬畏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