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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股市大幅跳水，制造业举步维艰，出口下滑，消费不振，国家频频救市……如何在这场国际金融海啸中求生图存，是当前社会关心的最热点问题。前天的这场南都公众论坛异常火爆，而郎咸平以其特有的深入浅出，夹以嬉笑怒骂的方式，保持了一整天的论坛热度，让听者大呼过瘾。
在论坛上，郎咸平仍然采用近年来他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的分析方法、产业链阴谋理论以及“救市应先救制造业”等观点，对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做出了自己的评判。
运用他的二元经济分析工具，他认为国家去年11月提出的四万亿救市计划应侧重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否则，在宏观调控指挥棒的作用之下，必然继续导致银行从民营经济领域大量收回流动性资金，转投到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基础建设投资，其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倒闭越多，失业更严重。因此，最终保8（保持GDP增长8％）的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更贫穷。
他认为，通过改善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并向民营经济领域加大投资，可以使得民营经济在赚取利润后聘请更多的人员，并进行再投资，从而产生滚雪球的效应，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经济走势]春节过后才是经济寒冬
在真正的经济寒冬来临之前，立即套现，是郎咸平在论坛上给深圳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建议。
“今天中午吃饭时有人说———郎教授，我看到很多机会来了，很多上市公司严重低估，我去抄个底。你想，你都能看得懂，李嘉诚看不懂吗？他最近连续抛出上海的物业，我不能说他做的一定就是对的，可他肯定比你更老练。”郎咸平在论坛上说，虽然很多人觉得现在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但现在还只是秋天。而过了旧历春节之后，才会进入真正的经济寒冬。“如果你连秋天都扛不住，那你就要小心，因为真正的冬天还没来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经济萧条，而郎咸平认为，最伟大的企业是风险控制做得好的企业。只有经过两次大萧条之后能够屹立不倒的企业，才是本地区及本行业真正的翘楚。因此，在当前应抱有的保守心态下，低负债、高现金流、停止投资是最好的选择。
[楼市回暖]需待制造业复苏之后
过去一年多以来，深圳楼市均价从最高点的每平米1.7万元跌到了现在的1.1万元，单日最低时甚至已经破万。何时才能复苏？未来是否仍会下滑？
对此，郎咸平分析，有研究发现深圳的炒楼资金中只有7％是外资，而6％是港澳台资金，只有1％才是真正的外资，其它的93％都是内资。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二元经济现象作用之下，制造业遭遇到了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环境恶化的作用，最终选择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从而炒高深圳房价。
那么，深圳楼市何时才能复苏？郎咸平认为，分析楼市变动不能一刀切，高档楼盘与普通楼盘所承受的压力并不相同。从目前已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来看，政府的救市措施有些治标不治本，只会有短期效果。而从整体上判断，只有珠三角制造业全面复苏之后，深圳楼市才会复苏。
[产业升级]应从“1”进入到“6”
对于深圳乃至整个广东制造业的未来升级转型，郎咸平也根据他的“产业链阴谋”理论给出了建议。
“我们广东省要如何提高生产力？广东省制造业遭遇的现状不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家不勤劳，不是传统行业有什么错，我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只在‘1’（加工制造）里面下工夫。而真正该提高生产力的方法，无论传统行业还是高科技行业，都应该从‘1’进入到‘6’（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他说。
如何从制造业的“1”进入到产业链上的其它“6”个环节，并不是简单地收购物流、零售等环节，而是要走上一条“1+6”的高效整合之路，并赢得定价权。“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人可能没有机会在金融领域做到这一点，但在产业方面还有这个机会。”他认为。
郎氏经济观
●产业链阴谋 郎咸平认为，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六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被他简称之为“1+6”。其中，后六个环节是整个产业链中最有价值且能创造出最多盈余的一环。目前的国际分工现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处于附加值最低的，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剥削劳动最严重的加工制造环节，而欧美各国则掌握其它最有价值的环节。
●二元经济论 郎咸平认为，从2006年开始，中国经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同时过热和同时过冷的二元经济。过冷的部门是民营制造业，过热的则是国有企业和地方重点工程项目。在这种二元格局之下，中国经济同时过热，同时过冷。社会资源重点投向与建设有关的领域，比如地产、钢铁、水泥、金融等行业，与建设有关的领域过热，而其他与建设无关的领域都偏冷。
作者：华昕 交银施罗德研究总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经济数据急剧恶化，11月的出口出现自2001年6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11月下滑至5.4％，已低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低点7.2％，而9-11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6.6％，为2000年以来最大降幅。
中国经济急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从10月份开始，美国次贷危机升级，急速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去杠杆化的进程并且造成了流动性危机，由此全球需求突然极度萎缩，使得中国的出口订单急剧下降。并且随着需求下降，原材料和工业产成品价格也大幅下挫，中国企业库存增加，为了消耗库存，许多企业减产，并且产品价格的下跌和高价存货的减值大幅压缩利润率，使得工业增加值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下降。另外，生产企业的增值税改革将从2009年1月1日开始执行，届时购置机器设备的增值税可以抵扣，许多企业都将机器设备的投资推迟到2009年，从而也影响了工业品的销售和投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存货占比并不高，2007年底存货占GDP比重仅为2％，大幅低于1998年的5％，而且企业及时的减产措施已经见效，工业企业库存11月增速已明显下降, 产成品占收入比已接近历史低位, 因此我们预计去库存化的过程将很快结束。事实上，一些小型的有色、钢铁企业最近已恢复生产，大型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正在回升。值得注意的是，12月的发电量降幅有所收窄，领先指标PMI指数已略有回升，产成品库存下降，特别是新订单和出口订单两项领先指标的改善可能预示着拐点的出现，中国经济最坏的时刻或将过去。
美国战后长期储蓄率一直维持在5-10％的水平，只是从1998年以后随着消费信贷的大幅扩张，储蓄率降至0％左右，同时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7％上升至72％。此轮次贷危机将深刻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习惯，信贷泡沫的破裂和消费领域的去杠杆化使得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增加储蓄为自己提供更多的保障，个人储蓄率很有可能回到长期储蓄率5-10％的正常水平, 同时消费占GDP比重将下降， 因此美国经济的复苏也将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美国长期以来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不得不改变。
而且，中国最近几年主要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也不得不改变, 启动内需，特别是启动消费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相对于欧美国家的高负债，中国经济中的债务比例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信贷占GDP的比例和银行的存贷比近年来不断下降，目前国债占GDP的比重不到20％，大幅低于欧美国家的70％，而家庭负债占GDP的比重为13％，远低于欧美的近100％，因此中国在提高杠杆刺激经济方面有很大的空间。比如，政府、企业、银行及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都非常良好，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再杠杆化如发行国债、增加银行信贷、增加货币供应等来刺激经济，同时中国较为强势的中央政府可通过行政手段有效而及时地采取措施应对经济的下滑，比如近期推出的4万亿刺激经济的方案将预期有效地抑制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
但是4万亿刺激经济的计划主要集中在基建及相关领域的投资，预计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只能维持1至2年，因此201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国内消费的启动，好在政府对此已有充分的认识，最近出台的七项扩大消费的政策将有助于拉动农村消费, 扩大城市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我们预计政府将推出进一步刺激消费的措施，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保的投入，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和增加农民收入等。随着政府经济转型决心的加大，刺激消费政策的不断出台，内需和消费将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中国经济也将实现与欧美经济一定程度的脱钩。
政府对房地产的政策最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房地产的政策，振兴房地产已成为启动内需和消费的重要手段。而且，随着房价的下跌和央行连续的降息，中国居民的实际购房能力大幅提高，特别是月供今年以来平均下降约25％，全国平均月供收入比从07年底的近50％大幅回落至目前35％以下，已经到达一个相对合理的支付能力水平。与此相关，房地产市场近来也出现复苏迹象，继11月份成交放量后, 12月房地产销售淡季不淡，存货消化周期下降, 供需状况改善，在一线城市中，上海和广州的商品房住宅存货消化时间已不足半年。
一方面，出口的急剧放缓和工业企业去库存化过程导致了中国经济短期出现了硬着陆的迹象,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加速下滑也将缩短此轮经济的调整周期，使得经济见底的时间提前到来。我们判断，08年4季度GDP环比增速可能将达到本轮调整的低点，09年1季度的GDP将于低位企稳，随着财政刺激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预计09年2季度GDP将有明显反弹，下半年中国经济可望恢复增长。但是，反映在上市公司的盈利上会有一些滞后，预计09年第3季度才有望真正好转。 如果市场对此有充分的预期，那么很可能将会提前走强。从中长期来看，经过此轮世界经济大调整，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份额将进一步扩大，基于良好的基本面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中国市场或许仍将是投资者的首选。（中国证券网）
每日经济新闻
金融危机第二波之说一直在坊间流传，由于中行副行长朱民的认可，此说近日得到不少呼应。
朱民撰文表示，各国政府的救市政策并未真正缓解次贷问题引发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预计中期内国际金融市场还将持续动荡，由实体经济衰退带来的工业贷款、个人信用贷款违约率上升，可能引发第二波的金融危机。
此说有两个错误。金融危机在延续，其核心区域已经转到实体经济，而非金融机构。虽然金融机构面临信贷违约率上升等风险，但有两大因素可以对冲这一风险：首先，工业贷款与个人信用贷款没有进行疯狂的资产证券化，泡沫与房贷相比，是大巫见小巫；其次，奥巴马可以将剩余的救助资金，直接转向企业与消费者，以印钞隐性豁免债权的方式，直接修补企业与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预计美国政府将购买MBS（抵押支持证券），成为最大的做市商。
美国大印钞票，意味着其他国家只能与美国同进退，由于中国在金融危机时与美国的汇率联系更加密切，中国也进入印钞行列，自己关起门来进行紧缩毫无意义。所谓预算平衡这些事，已经被各国的财政部和央行扔进了历史的增产增值堆，只有欧盟稍微克制一些，但鉴于欧洲已经丧失了经济火车头的作用，他们的克制无关世界宏观经济大局。
还会有金融机构破产，还会有大批的分拆与兼并现象，但金融危机最凶险的阶段已经过去。
这并不等于金融危机好转，而意味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的矛盾会更加突出。直升机撒钱可以修补负债表，拉动不了需求，解决不了实体经济危机。在渡过金融危机的凶险期之后，我们将面对更加疲软的实体经济。
1月5日，中金公司发布最新研究报告称，最新数据如消费及收入、消费者信心、住房销售和耐用品订单等均显示美国经济衰退正在加剧，而与疲软私人消费相对的个人储蓄率则显著上升，对企业以及整体经济而言可谓雪上加霜。与此同时，数家国际能源勘探与生产公司，已经宣布了压缩资本开支的计划，标普预计2009年将有更多公司宣布类似计划。
上述现象显示，美国消费者已经改变消费习惯，开始增加储蓄；企业投资下降是压缩产能的第一步，目前从造船、钢铁各行业而言，产能处于绝对的过剩状态。对于美国来说，增加储蓄减少负债将是一个漫长的经济调整过程，也是文化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发展模式的变化，意味着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中国启动内需增加消费的变化非走不可。
一些患有政策信赖症的人认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的投资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可以维持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笔者早说过，如果此论成立，世界上就不存在经济周期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少经济紧缩周期的痛苦，但并不代表实体经济就此回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减少某些企业修补资产负债表的痛苦，可以让资本市场迎来短期投资机会，并不意味着趋势就此逆转。
今天与一些从事金融投资的朋友在一起，一些朋友提到了钢铁、铝业、航运业、造船业的种种产能过剩现象。我们必须从大局出发了解事态，而不能仅从铁矿石平稳等数据得出片面的乐观分析。
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一是政府消费，但政府消费总有尽头，去年12月份的信贷大扩张不可能持久；第二是压缩产能。试想，在铝业产能压缩三分之一时，铝价能维持多久？钢铁业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深入救市，许多企业提出压缩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其实就是让民企关门，关键是国企产能绝对过剩，压缩民企毫无用处；第三是政府储备，铜、铝业、钢铁、橡胶等企业均发出政府储备的呼声，所有的企业都想跟政府这个唯一的买家交易。问题又来了，当我们储备橡胶、铜的时候，发现是在替国际企业买单。全球经济是平的，难道中国政府能以一己之力挽救全球过剩产能吗？显然不现实。国际巨头抛空中国金融公司、西部矿业等企业，显示从长期来看，他们对产能恢复并不乐观。
金融危机正在转为漫长的经济危机，我们只有把困难想得充分一些，才不会对今年的走势过于悲观。
“大笔消费未来钱”的美式生活告一段落，地球人都跟着美国人一起勒紧腰带过日子。当经济萧条年代来临，企业该如何作为？昨日，著名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致电本报，畅谈他给企业的金玉良言。有趣的是，这个截然不同的观点还促成了他与郎咸平的一场“争论”。
现在哪能“睡觉”，赶快“钻出被窝”
就在不久前，李光斗和郎咸平教授一起，在南航明珠精英论坛上相遇，并一起为全国的“空中飞人”发表演讲。郎咸平给出的答案是“睡觉”。对于2009年的经济情况预测，郎咸平总结了一句话：“今天一定比明天更好！企业只能睡觉。”尽管也认为2009年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但对“睡觉”观，李光斗持反对意见。他告诉记者，所谓危机往往是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出现，让企业措手不及。而一旦我们能预测到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个应对的策略。正如《赤壁》中说任何阵法都有弱点，任何困局也都有破解之法。
冬天来了，企业该“钻进被窝”，还是“出门打猎”？就像猎人冬天会“钻出被窝，出去打猎”一样，李光斗建议企业也该抓紧机会，进行冬猎。
黑暗中划亮火柴，比白天点燃蜡烛更亮
李光斗认为，“越是非常时期,对企业来说,越有是非常机遇。”“在经济的冬天坚定不动摇地进行品牌建设，就好比黑暗中划亮一根火柴，它会比白天里点燃的一根蜡烛更明亮。”
因为这个时候，企业的竞争对手也一样经历着烦恼，如果这时候竞争对手选择退出，恰恰是该企业可以趁机扩大市场份额的好机会。李光斗举例说，上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国有电影企业在经济窘困面前的退缩，给了美国电影乘虚而入的机会，1945～1949年间，意大利从美国进口影片达2000部。如今好莱坞成了电影业当之无愧的王牌。“在逆境时期10个做广告的企业中你占一份，效果要比经济形势好的时候100个企业做广告你占其中之一要好，因为大家这时候的注意力都会集中于你。”
因地因时制宜，冬猎有四大技巧
冬天的狩猎当然也要讲究技巧。李光斗介绍，冬天打猎要讲究因地、因时制宜。战术很重要。在萧条时期，中国企业的品牌建设需要把握时机，集中力量进行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他的具体建议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目标精准化，比如一家航空公司开张时说“我们是老百姓坐得起的飞机”， 但是坐飞机的人通常是为了省时间而愿意多花钱的人，而且在中国，老百姓大量依赖于火车，把企业变成廉价航空公司，这就是定位偏差。萧条时期品牌建设首先是要静下来想清楚品牌卖给谁。
第二是形象国际化，无论是萧条期抑或繁荣期，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入WTO组织、国外企业和资本不断涌入中国市场，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在加快。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蔓延更是说明了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来临。品牌的国际化则成为品牌发展、升位的必然阶段。在全球经济疲软之时，提升国际化形象，是赶超国际名牌的绝佳时期。
第三是品牌年轻化，中国不缺品牌。但1949年建国时中华老字号1万多个，去年初步估算，只剩1000多个。之所以消失了这么多，是因为他们一直墨守成规，没与时俱进。在飞速变化、互联网引导的时代，年轻一代摆脱了“经验论”的束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中来，日益成为家庭和社会的重心，这使得品牌年轻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奥巴马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李光斗建议，在年轻人对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品牌必须实现与年轻一代的情感共鸣，才能招揽到最广泛的支持。
第四是终端精致化，什么人们喜欢看韩剧？因为拍韩剧的时候，菜都做得很精致。品牌也是这样，国际化竞争的加剧、消费者需求的升级，精致型品牌是未来品牌生存的第一要素。
“经济的冬天，恰恰是企业品牌发展的春天，”李光斗认为，企业应“钻出被窝”面对它，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趁“机”而入，则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 马 燕
【链接】
李光斗：中国品牌第一人，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著名品牌战略专家、品牌竞争力学派创始人、华盛智业·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创始人。李光斗出身于市场营销第一线，被评为影响中国营销进程的风云人物，并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EMBA品牌学特聘教授。自1990年开始从事市场营销和品牌策划工作，先后担任全国数十家著名企业的常年品牌战略和营销广告顾问，亲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品牌发展的历程，具有丰富的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经验。（扬子晚报）
真正的严冬还没有到来
■ 文 / 郎咸平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公司治理顶级学者 《经理人》
最近不断有人和我聊天，他们认为中国经历过1997年的金融危机，不相信这一次扛不过。我说1997年金融危机算什么，是发源于泰国、印尼这样的国家的问题，不能和发源于美国的比啊！这次金融海啸是百倍、千倍的冲击，而且会恶化，已经波及到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你还不紧张吗？
就在2008年10月上旬，全世界企业和银行由于信心丧失而面临全线崩溃，再多一两个礼拜政府不解决，全球经济立刻全面崩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股价大跌，10月份全球股市跌了1万亿美元，美国股市一周跌了27％。从2008年年初跌到10月中旬，美国股市跌掉了8.5万亿美元。这就等于中国2005～2007年3年GDP总和都跌光了。
全球股价大跌的本质意义就是全球经济全面崩溃，各国领导就没有一个敢睡觉的，太危险了！
后来，鲍尔森说要把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从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转为帮助信用卡消费以及学生贷款。这句话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也就是说：第一，美国信用卡出了问题；第二，美国消费贷款出了问题；第三，美国学生贷款出了问题。
外销内销都有冲击
出了问题就是还不起钱。他们怎么开始还不起钱呢？过去的过度消费太超出自己能力，对未来太乐观，现在扛不住了。怎么办？似乎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减少消费。美国的形态因这场危机而改变。
我们国家过去35％的出口，是别人乐观、过度的消费吸收的，现在美国老百姓开始悲观，不刷这么多信用卡了。这种出口放缓，对我们的冲击已经慢慢开始显现。而且这种冲击不仅是对外销的冲击，而且影响到纯内销的企业。
我为了给各位做一个说明不容易，我到深圳、上海洗脚、做桑拿按摩，拿一个实际的数据。我问桑拿店的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深圳和上海的老板说生意大约跌了30％。请注意，洗脚、桑拿、按摩是纯粹内销的产业，绝对没有出口的。这一切你相信吗？只是刚开始，只是秋天，很多人说严冬到了，我告诉你还没有到，慢慢进入严冬，如果现在扛不住的话，未来就没有希望了。
从GDP工程到民营企业
我认为中国政府提出4万亿经费的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就是呼应了危机的前兆。我更关注的是，这笔钱要如何用在刀口上？将这笔钱拿去修桥、铺路有什么帮助？天天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修个路就能赚钱吗？而且很多地方说“要致富，先修路！”这是胡说八道！如果我们的资源大量用到了二元经济里面过热的部门，那我们每年还有10％的GDP增长，可是我们老百姓的财富会被欧美各国吸干，因此我们要把大量的资源从GDP工程转移到民营企业，有一个很具体的方向就是做每一个产品的“6+1”产业链的高效整合。
有些企业家说他准备好了，准备花两年的时间扛过去。我说你太乐观了，如果一两年就不叫萧条了，叫“手气不顺”，你认为萧条两个字是两年吗？而且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就像是一个虚胖的人突然得了肺炎垮下来了，医生给他打了大量抗生素，终于没有死，但现在的美国什么“器官”都出问题了，一身的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现在还在治病阶段，而且很多器官的病还没有发出来，那就是所谓的信用行业或者消费、学生贷款同时出了问题。我现在担心的是：下一步会是什么？会不会有其他的危机？现在还在发病的阶段，不要急着说他什么时候恢复，因为情况会持续恶化。
郎咸平：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太穷
《新世纪》周刊
■郎咸平
国家经济救助方案的主要受惠者应该是占经济总量70％的民营经济，而非大型国企，因为前者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前进的根本动力
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原先的目的是希望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一个月之后全改了，因为太复杂。那么我们一开始4万亿基本上投资在基础建设，我也希望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手段也要像美国一样，要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4万亿的方案出来后，股价涨到接近2000点。我们发现涨的全是钢铁、水泥、大型机械、大型国企等等，它的股价涨了，因此拉动大盘到2000多点。那么，生产民生必需品、消费品等等的民营企业的股价涨了没有？没涨。也就是说，又是这些占到经济总量20％～30％的部门，拉动这次股指到达2000点。股价的走势充分反映了二元经济现象，也就是说4万亿投下去之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源从民营经济大量转移到公共建设部门，从而形成公共部门是过热的，民营经济是过冷的。
那么，4万亿应该怎么用？我认为4万亿应该用在刀刃上，也就是将4万亿的资源透过政府的力量，用在与民生相关的行业上去。我从来不否认修桥铺路可以增加建筑工人的就业量，可以提升某些行业。可是请注意，真正占90％雇佣量的是占据我们经济总量70％的民营经济。而这些基础工程的建设呢，确实也需要雇人，可是你雇的人数再多，也远远比不上民营经济。1990年代的时候，我们消费还是比较旺盛的，大概占了整个GDP的60％。那个时候投资基础建设所创造的效益是非常高的。到了今天，和1990年代相比，为了创造同样的效益，今天的基础投资必须是3倍于当时，因为我们的基础建设做得太多了。基础建设这种政府投资占GDP比重已经高到56％了，太高了，消费极度压缩到30％左右，而且我担心会持续下滑。如果这个社会的消费持续下滑，怎么撑得起我们的民营经济？而且我们整个民营经济，我们整个国家的产能占GDP的比重高达70％，而消费只有消费30％左右，那另外一半就产能过剩了，这部分过去是靠出口，由于全世界的金融海啸，我们的出口受到了极大影响。所以我认为这4万亿要如何用在刀刃上呢，就是要拿4万亿来作提振消费之用。而提振消费不是叫老百姓去花钱，我们能不能换个思维，不要老是讲需求，提振供给可不可以？
什么叫提振供给呢？拿更多的钱，让我们的民营制造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希望他们能够赚更多的钱，而他们赚更多的钱之后，就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而员工拿到更多的薪水、更富裕的时候他才敢去花钱。我们今天不是需求不足的问题，是老百姓太贫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消费非常少，因为你没钱，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最近很多人又被股市套牢了，更没钱了，怎么消费呢？所以今天替老百姓创造财富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创造财富呢？就是透过政府的力量，拿着4万亿去帮助民营企业赚更多的利润。而企业赚更多利润之后，他就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那员工才会去消费，然后企业才能赚更多的钱。企业赚更多的钱之后，他才会去做转投资。而转投资之后，就会有成熟效果。比如说投资1块钱，大概可以赚到7块钱到10块钱的投资效益。然后赚更多的钱聘用更多的劳工，然后赚更多钱，形成一个滚雪球的现象。
那如果投资在基础建设，那就是一锤子买卖。比如说建一条高速公路，聘请一堆人来建公路，建完了呢？失业。怎么办呢？再建第二条，再让他们就业。如果第二条高速公路又建完怎么办呢？再失业。那回头来干吗呢？再拆掉第一条高速公路再就业，拆完之后又失业了，怎么办呢？再拆第二条高速公路，再就业。因为拆公路也需要人的。你建高速公路也好，拆高速公路也好，都是GDP的增加。不是说把高速公路拆了以后GDP就减少。你只要拆了高速公路，你的GDP就增加一条高速公路的GDP，你建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一条高速公路GDP，所以最好建一条拆一条，建一条拆一条，你可以永远增加就业量。可是你不觉得有点荒谬吗？所以今天不要简单地讲说，提振内需，需求是重要的，可是在这个时刻，由供给创造需求才是一个新思路。
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
中国网
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尚未实现。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公平的机制做保障，否则就会让一部分投机倒把的“坏蛋”先富起来，让本分人吃亏，激化社会矛盾。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