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初“四王”，恐怕无人不知。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时常会以“四”、“八”等数字来命名一个画派或画家群体，如“吴门四家”、“四僧”、“扬州八怪”等等，这些被归为一类的画家在艺术风格自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同时他们的艺术成就和画史地位也有高下之分，清初“四王”也不例外。那么，在清初“四王”中，究竟谁的艺术成就更高？谁更受藏家和艺术市场欢迎呢？
“四王”渊源 所谓清初“四王”，实际上包括了两代画家。王鉴与王时敏属于上一代，王石谷、王原祁则属于下一代。这两代人被称为清初画家，其实都出生于明朝，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甲申之变。但年龄的差距，使他们的生活与艺术道路处于迥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之中，尽管两代人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师承关系，但他们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及艺术上的取舍却不尽相同。
王时敏与王鉴远在明代就进入了仕途，他们都是明代位居高官的著名文人的后裔。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在万历朝任首辅，王鉴的曾祖父王世贞在万历年间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更因为提倡文学复古运动，居“后七子”之首，成为了一时文坛领袖。有这样的家庭出身，使得王时敏和王鉴都依靠祖上的余荫顺利进入仕途。不过，二人均因仕途不顺在清王朝建立之前离开了政治。在归里之前，他们就是家富字画收藏的望族，“二王”自幼在这种氛围里浸泡长大，自然而然培养了对绘画的兴趣，年纪轻轻便具备了一定的造诣，离官家居后，自然成为了在野的文人画家。明代覆亡之际，王时敏和王鉴都选择了明哲保身，他们一方面以绘事交游遗民，互通声气，另一方面也与降清的文坛领袖吴伟业、钱谦益等人时有往来，借以保持同新王朝的联系。同时，他们还热情扶植画坛后学，培养子弟读书仕进，以图在新朝发挥文人世家的作用。文人画家王原祁的入仕，职业画家王石谷的入宫供职，直至二人的名动朝野，并最终导致“四王”艺术成为清代画坛的正统，其实都是王时敏与王鉴教育培养和惨淡经营的结果。
当然，四王作为汉民族的文人画家，能在满人建立的清朝得势，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初统治者都十分注意笼络汉族贵族和知识分子，王石谷和王原祁都深受清帝的厚爱，成为当朝新贵。王石谷是王时敏与王鉴共同的学生，他在康熙三十年曾奉旨主稿《康熙南巡图》十二长卷，画稿完成后，王石谷得到康熙御赐的“山水清晖”四字荣归故里，王石谷晚年又以此自号“清晖老人”。他得到这样的殊荣，名声大振，前来投靠门下习画的人更多，一时间，“虞山派”遂成为了画坛中呼风唤雨的在朝派。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更是官运亨通，地位显赫。
清初特定的政治背景为后二王创造了步入庙堂的机遇，而他们对官场的热衷也加强了与朝廷的联系，并使其画风得以在宫内迅速传布，这些客观条件是“四僧”及后来的“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等在野画派所不具备的。
艺术风格追求复古 “四王”绘画其实也是整个清初学术风气在艺术领域的反映，四王对古代文人画的笔意形式作了空前的挖掘、总结与整理，可以说这种不做主观发挥，从文本到文本的“再创作”，其严谨与认真有如艺术领域的“朴学”，“四王”画派的艺术追求，是以仿古、复古、崇古为其最高追求。这种艺术追求颇与当时的“汉学”思潮相一致，也非常适应清王朝的需要。
“四王”自诩为董其昌的嫡传，属画中正派，弘扬了文人画的原则，进一步确立文人画在画坛的正统地位。从艺术上讲，如果将“四王”细分，又可分两类：王时敏和王原祁祖孙更注意笔墨风格，追踪黄公望，被称为“娄东派”。王鉴、王石谷的画路较宽，力图集古人之大成，他们不局限于董其昌的天地中，在吸取传统的同时，注意取法自然，作品在摹古中求变化，尤其是王石谷侧重笔墨美，被称为“虞山派”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四人各有所长，但都严守法度。循规蹈矩的“四王”派系由于受皇室扶植推崇，最终导致清山水画一蹶不振。民国时期乃至现代对“四王”的艺术评价并不高。
市场表现各有高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四王”的作品在市场上受到了藏家的极大关注，其价格一路看涨，尤其是他们的精品，更是备受藏家的青睐，并成为拍卖场上的抢手货。
从四人的市场表现看，显然王石谷的作品最受海内外藏家的欢迎，市场价格也是列“四王”之首，现在王石谷的精品大都在千万元以上，遥遥领先于其他三位。应该讲，从“四王”的艺术成就看，王石谷无疑也是最高，影响最大，早在民国时期，市场上已形成固定的收藏圈子，只要有他的作品亮相，藏家往往不惜巨资收购。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十里洋场上，有两位大收藏家——刘清基和钱镜塘都是藏界著名人物。一次刘清基看到一件王石谷的《竹屿垂钓十影》，物主要价16根金条，刘清基横看竖看，犹豫不决，主要是怀疑王石谷这件作品值不值16根金条，最后，经过三思以赝品为由退还。过了不久，此件作品又落入钱镜塘之手，钱仔细看后毫不犹豫地支付给物主16根金条。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王石谷就很受藏家青睐。紧跟王石谷其后的为王原祁、王鉴；最后为王时敏。导致王时敏作品价格低的主要原因是王时敏的精品在市场露面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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