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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郎咸平走入公众视线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是一个话题人物，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一个或许永远不能以主流或者非主流来界定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一度自嘲是一个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但如今，他已经不在意加在头衔之前的那些定语。
十几年来，他仍然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职，只不过除了每周一次回香港沙田的学校授课之外，他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显然已经转移到内地。虽然在央视各频道中，我们基本上听不到郎咸平的声音，但他的电视节目在地方电视台播出的时候，经常能够获得不俗的收视率。他最新的闲谈节目《财经郎眼》（原来打算用“郎来了”），从今年3月开始，也将在广东卫视播出。在这些节目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壁报板前讲各种经济建议。东方出版推出他的书籍，包括《热点背后》、《产业链阴谋》和刚刚上市的《谁也逃不掉的金融危机》，每一本销售都超过了十万册。他热衷于在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演讲，最疯狂的时候，61天安排了62场演讲，却仍然精力充沛，乐此不疲。或许就像郭德纲喜欢在天桥说相声一样，天生具有非凡演讲能力和现场表现力的郎咸平，也同样极为享受这种在讲台上和他的听众直接交流的感觉。而坐在台下的那些人，其中很多是中小企业主，甚至普通白领。他们自掏腰包来听郎咸平的讲座，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坚信郎咸平是经济学界乃至学术界最大的良心。
郎咸平之走红，始于他对几家著名企业的“炮轰”，始于他和某些企业家以及学界人士的论战，并因此获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郎大炮”。不过，从2006年开始，郎咸平战术大变，与人正面论战交锋明显减少，而在接受媒体访问或者公开演讲的时候，将炮火直接对准某个企业的情况也已不多见。从2006年底，他开始对中国制造业忧心忡忡，他一直在说，中国的经济搞不好要出大问题。2009年，当人们都在谈论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时候，他却说，“就算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国内的问题也足以让我们的制造业陷入衰退。”
“要致富，先修路，这都是浑话”
“如果中国只是有金融危机，那就好办了，如果真的跟国际联动的话，美国和欧洲这样处理问题，包括注入庞大资金、减息、利用国家信用来进行银行国有化，这种方式对我们的金融危机已经有所缓解。可是，中国的问题，基本上都来自于国内。”郎咸平说。
他认为，2006年股价、楼价上涨，到2007年达到高峰，并非大家所认为的是由于国际热钱炒作，更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衰退，使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楼市。这不是简单的经济过热现象，而是出现了二元经济，热的地方过热，冷的地方过冷，资金过度集中到热的地方去了。“而这个阶段所推出的一些策措施，包括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等等，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危机，再加上汇率的上升、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成为导致制造业衰退的四大因素。”
在他看来，中国制造业的危机来自于整个中国经济体质的不断弱化，也就是投资经商环境恶化，其根本原因，是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存在问题——支撑制造业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可是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上，三足鼎立变成了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出口，另外一个就是GDP工程。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令中国制造业的问题提前引，而且弱势尽现。出口锐减，中小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停工，农工就业成为一个巨大的会难题。尽管很快调整了宏观策，也推出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不过郎咸平对未来的预测，却是非常保守。
他打了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三聚氰胺使得中国人不敢喝牛奶了，而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人不敢消费了。美国消费者信心下降，导致我们的出口行业订单大幅减少，减幅非常惊人，高达30％。出口额占中国GDP的35％，仅仅依靠提高内需，根本无法消化掉这些过剩的产能。
至于GDP工程，郎咸平用一贯激烈的口吻说：“为了进入地方GDP工程，银行信贷会从萧条的营企业大量抽出资金，到最后我们会变得更贫穷。要致富，先修路，这都是浑话，是说八道！这种对于基础工程过于迷信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不是马路，是老百姓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
“我们打不败他们，不可能打败他们”
郎咸平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财务学系，金融是他的老本行，在过去几次著名的论战中，郎咸平也是以财务分析功底著称。不过，当美国金融危机发，一些人摩拳擦掌说这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好机会的时候，郎咸平却面带恐惧地说，“国际金融炒家太聪明了，比我郎教授还要聪明十倍，我们打不败他们，不可能打败他们！”
“金融是一场战争”，这是郎咸平几年前就经常说的一句话，有时候他还会加上“帝国主义船坚炮利”这样的抒情语句来加以强调。而从2009年开始，他把这个词升级成为 “金融超限战”，他说这是一场由经济所引发的超过传统限度的战争。
国际通货膨胀、米价暴涨、国际油价不正常的涨跌、金价和美元这两年之间发生的一切，郎咸平认为都是国际金融炒家的阴谋。他说，“这是一群极度聪明的人，他们手里掌握的资金之雄厚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和各国关系之暧昧是不可想象的，而他们的婪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过去两年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作为，在郎咸平看来，“不过是金融炒家们嘴边的一块大肥肉而已”。
他认为，在油价上涨到147美元之前，中国的企业大量地“走出去”，从事各种各样的收购，包括银行收购、矿产资源收购，“这都是中套了”。他甚至说，“安排交易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甚至还有已经倒掉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就是国际金融资本炒家，或是它们的马前卒。”
于是，有了中投公司投资黑石的60亿美元亏损、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228亿人币亏损、中铝收购力拓的110亿美元亏损、中信泰富在收购西澳洲铁矿因为澳币大跌而产生的147亿美元亏损——在郎咸平看来，国际金融炒家及其马前卒不断利诱没有经验的中国企业，最后把油价拉高到147美元的时候，与美国合演了一出“二人转”听证会，将油价一举打压回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35美元一桶。“在这场超限战中，中国的损失，达到几千亿美元！”
“我们不是制造业没有人才，也不是商业没有人才，我们最弱的一环是金融。”郎咸平所说的“金融人才”，是国际炒家手把手教出来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教师，当然也不会有这样的徒弟。“我们没有定价权，甚至要根据对方提供的研究报告来和对方签订图利合同，现在走出去打金融战，那会是一场不对等的、不公平的竞争。”他的建议是，在2009年，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机构，投资所应奉行的原则，只有两个字，那就是“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