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学习一下古人怎样玩钱的

印子   全球金融危机下，一片哀鸿，其实看看历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 　　理想主义者王莽的货币幻术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短命王朝。一个是秦朝，二世而亡，寿命只有14年。一个是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寿命37年。不过因为秦始皇和隋炀帝都太有名了，所以这两个王朝，大伙还都记得。

此外还有一个，比秦朝的寿命还要长一年。因为它的开国皇帝(同时也是亡国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头一个靠篡位而得天下的，史家比较鄙视，写史的时候都不承认，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天翻地覆的大朝代，就叫做“新”。
　　新朝，听说过吗？
　　亲手开创这个新天地的，是汉末一位奇特的理想主义者—王莽。
　　王莽能当上皇帝，原因在于出身好。他本人是一位皇亲，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算是“内戚”了。
　　汉朝的内戚干预朝政的很多，但像王莽这样玩出了大动静的，仅此一例。
　　他一开始，还不是个恶人(后来也不见得就是)。因为王政君性格软弱、不受宠，所以王莽的背景也不是很硬。在当小官的时候，王莽清廉简朴，礼贤下士，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他还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这又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他就逼迫儿子自杀。“大义灭亲”能动真格的，当然也得到了舆论的好评。
　　汉元帝死后，王莽的姑姑王政君成了皇太后，在连续死了两个年轻的皇帝之后，终于有机会控制了朝政。王莽这才借了光，出任大司马，还兼管着军事。
　　大概就从这时候起，王莽开始有了很大的野心。他扶立了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戴，都认为他是周公那样无私的伟人。后来，他又被加了“安汉公”的爵位和“宰衡”的爵号，权势无人可比。
　　到了这个地步，一个人就是想做好人也不可能了。人的欲望，都是被已经到手的好处给催大的，得到的越多，野心越大。四年后，王莽下手了，毒死了汉平帝，立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娃娃为皇太子，自己代天子管理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又过了四年，王莽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终于把汉高祖刘邦开创的西汉王朝给“咔嚓”了。
　　王莽这个巧取来的皇帝，可不是白当的。他一上台，就开始复古改制，要向周朝学习，实现远古盛世的伟大理想。
　　他的改革变法，主要可归纳为三点：
　　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人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免费受田。
　　把大户人家的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
　　评定物价，改革币制。
　　这些改革，乍一看都是好事，且大多是替老百姓着想的，可是一旦实行起来，问题就大了。
　　土地改制和禁买奴婢，触犯了贵族豪强的利益，一开始就没法实行。你想，让人家把土地分给别人，又不让人家把干活的奴婢卖掉，那他们留着奴婢干什么？而且弱势群体也表示反对—你不让我卖身当奴婢，不是断了我的一条活路？只有第三件涉财政金融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什么这个改革就比较顺呢，因为贵族、官僚可以从中捞好处。比如，评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和官僚手里，他们正好利用职权投机、贪污、勒索，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再一个，就是我们后面要详细谈的币制改革。
　　这个改革，用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钱的形制越改越复杂，钱的分量越改越小，钱的“面额”越改越大。
　　这里面的实质是什么？我想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无形之中减损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
　　此外，王莽对内对外都惹了一些乱子，他屡次更改官制与官名，不断挑起对匈奴和其他民族的战争，这都加重了政治混乱和社会的经济负担。这下子不但豪强不高兴，连农民也被沉重的赋税给压毛了。到天凤四年(公元17年)，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
　　后来，绿林军越闹越大，攻入了长安。在最后的混乱中，王莽被一个仇恨他的普通商人所杀。新朝也就此被“咔嚓”掉了，寿命才15年多一点。
　　《汉书》上把王莽列为“逆臣”，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不高。直到现代，才有人出来替他翻案，胡适的看法就是一个代表，他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名人看问题的角度毕竟与常人不同。胡适认为，王莽的改革也有好的，就是“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大政策，这是要建立古代的社会主义乌托邦。
　　王莽是不是要搞乌托邦，不是咱们在这儿能说清楚的事。
　　他在金融改革上的超常想象力，才是咱们要注意的。
　　正因为有他的敢想敢干，中国货币史上才有了空前百花齐放的一页。
　　他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复杂的币制
　　王莽的政治经济改革，有的还可以理解。他是一个虔诚的儒家理想主义者，一心向往夏商周盛世，他推行的土地国有化，就是倾慕商朝的“井田制”。他禁止买卖奴婢，多少是替底层群体着想，大概是受了孟子的民本思想的影响。
　　但是他所搞的货币改革，却不知道图的是什么。
　　自古皇帝是老大，凡是老大，胡来也没人能管。所以现在有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什么的，往往都会胡来，一直到翻船为止。
　　王莽执政以后，在八年时间里，竟然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每次所谓的改革，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实际上是用劣币换良币，非要把老百姓手头那点钱弄到国库里来不可。他还没当上皇帝的前两年，就开始了第一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王莽自称依据的是“子母相权论”，是为了给人民带来方便的。
　　改革是以“五铢钱”做基准，新发行了几种“大钱”。
　　一、大泉，重12铢，每枚值50钱(学名“大泉五十”)。
　　二、契刀，每枚值500钱(学名“契刀五百”)，
　　三、金错刀，每枚值5000钱(学名“一刀平五千”)。
　　这后面的两种“刀”，已经不是通行的方孔圆钱了，但也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而是一种全新的钱形，有点像现代的门钥匙。其中的金错刀，形制独特，堪称“钱绝”。在刀环上，有“一刀”两字凹进去(阴文)，字上镀有黄金。因为古代的镀金不叫镀金，叫“错”，故而得名“金错刀”。这把小刀的重量约20～40克，铸工精美，是为历代收藏家所看重的稀罕物儿。
　　随着新币的推出，王莽先生还有配套措施，他下令今后黄金国有，凡是私人不得收藏黄金，政府用两把金错刀兑换民间一斤黄金。
　　从新币的超高币值上，我们就能看出，这个改革家皇帝没安好心，一枚新币就要换老百姓那么多五铢钱，这不是搜刮民财是什么？两把金错刀，用的黄金少到几乎可以不计，就要换人家的一斤黄金，这就更等于明抢了。而且黄金收上来以后，有很多还没给人家及时兑换金错刀—后来干脆赖了账。这已经不是政府在金融上与民间博弈，而是政府动用政治权力巧取豪夺了。自从新币发行后，王莽就规定，今后钱不能再叫钱了，应该叫泉。
　　他以为老百姓都是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泉水般的奶，能源源不断地喂养他的大新朝。
　　两年后，也就是王莽当上皇帝的那一年，他再次改革币制，把五铢钱、契刀、金错刀全都给废了。
　　这是抽的什么风？
　　原来他夺的是刘家的天下，心里发虚，想要抹去汉朝的一切痕迹。繁体字的“刘”写作“劉”，是由“卯、金、刀”三字组成，这个也要忌讳。国家所用的器物，凡是含这三个字的，都要取消。钱含有“金”字，两种刀币都含有“刀”字，所以一并取消。
　　只保留了大泉，另外又新铸了“小泉”，取代五铢钱。老百姓用了近百年的五铢钱，说废就给废了，新钱一时造不出来，王莽就动用各郡国的力量来铸钱。他从中央派了50个谏大夫(掌议论的官员)到各郡国去，日夜督促加速造钱。
　　这才刚刚有了点眉目，过了一年，王莽又推出了一整套新币制。这次的力度之大，空前绝后。因为这套币制实在太复杂了，长一个脑袋根本就记不住，所以这里我们只能简略加以介绍。这套新币制，叫做“宝货制”，把钱称作“宝”，大概也是王莽的发明。
　　新币制的要点，一是“五物”，即包括五种币材，金、银、铜、龟、贝。—海南岛，这回又成了天然造币厂了。
　　二是“六名”，即货币共分六种：黄金、银货、龟宝、布货、泉货、贝货。其中，布货和泉货，都是铜质货币。
　　三是“二十八品”，即六种货币中，每种内部也有品级差别，大小优劣不等。
　　所有货币中，最值钱的是黄金，以一斤为单位，值一万钱。最不值钱的，是“泉货”里的第六级“小泉”，值一钱。最要命的是，在这诸多样式与品级的货币中，从最高的到最低的，面值共有21个等级。
　　老百姓拿钱来用，是要用于购物、做买卖的，谁有工夫能记住如此复杂的换算？
　　新朝货币改革委员会的专家们，平时大概都不亲自买东西，他们也不想一想，这一套货币，在流通中怎么操作？互相间如何兑换？如何找零？怎么记账？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聪明，他们不管你什么宝贝乌龟壳，在市场上全不认，只认大小泉，因为这两个东西毕竟还有个钱的样子。
　　三年后，因为新币制在实践中无法推广，人民照旧偷偷使用五铢钱，只好又改革。新发行了五铢的新钱，叫做“货泉”，小泉不许再用了。这实际上等于变相恢复了汉朝的五铢钱。大泉也限定再流通六年后就不许用了，本来12铢的大泉也要贬值，与5铢的“货泉”一比一使用。
　　民意终于使王莽这个固执的梦想家让步了。老百姓聪明得很，重12铢的“大泉”，他们怎能舍得当五铢钱来用？即使不偷偷改铸成五铢钱，也会把它销毁了做其他用途，哪里还会再流通六年？
　　历史记载，为了强制推行货币改革，王莽对盗铸货币的人，实行了严刑峻法，一家犯法，五家连坐，都送到官府去为奴婢。当时从平民到王公贵族、官僚，因为触犯金融法律的，不可胜数。货币改革实际上每一次都是对老百姓掠夺。《汉书》上记载，自从取消了五铢钱， “农民商人失业，粮食商品俱废，百姓甚至有哭泣于街市的”。
　　王莽的货币改革，问题出在哪里呢？大致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此频繁地更换货币，全无道理，是自找麻烦。即使有道理，换得这么频繁，也很难在群众中建立起对于新货币的信心。
　　二，货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成了老百姓手中的财富，不能说废就废了，必须要有善后处理，政府要负责补偿或者以新换旧。但王莽全然不管这些，所以史书上说：“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货币改革成了掠夺人民财富的手段。
　　三，从货币发展史来看，一般都是从繁到简，从实物到金属，而王莽却是反着来，严重违背货币演变规律，造成经济的紊乱。
　　四，企图以政治权力干预经济，不懂货币有它的自身规律。
　　—逆天而行，哪有不失败的。
　　王莽的所谓货币改革，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他自己也是。原本他还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但货币改革之后，民心尽失。
　　新王朝的迅速崩溃，可以说主要就是源于这荒唐的货币改革。
　　世界上第一个征收所得税的人
　　正像一枚铜钱有它的正反两面一样，王莽也有他好的一面，不然千年以后就不会有人给他翻案了。王莽的优点，在金融业务上也能体现出来。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他这个皇帝，很清楚贷款利息的实质与来源。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在当时就提出了非常正确的利息概念。他规定，官府对民间的贷款，要分两种：一种是生产性贷款，一种是非生产性贷款(扶贫的)。那么，在收取利息的时候，要根据贷款的性质而定，生产性贷款要收利息，非生产性贷款只须偿还本金就行了。这一点，显然是模仿《周礼》而来的。
　　他还规定，老百姓如果祭祀祖宗、办丧事没有钱，官府可以从地方工商税的收入中拨钱贷给，没有什么限制，只是办祭祀的须在十天之内还款，办丧事的要在三个月之内还。老百姓若是为了脱贫，想贷款经营产业，官府要一律要贷给。但王莽对生产性贷款的计息方法，又与《周礼》不同。他规定，在计息的时候，要扣除生产成本，算出受贷人所得利润，取息不得超过年利润的十分之一。王莽对贷款利息的评估，是根据受贷人的利润多少来决定的。他认为，利息是来源于利润的。
　　而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欧洲思想家，长期以来却分不清贷款之后“利润”与“利息”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里，就谈到过欧洲中世纪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放贷人往往把利息看成就是利润。看来中世纪的欧洲人，还不大明白利息是怎么来的，以为是天经地义就能生出来的。王莽的认识很超前，他坚持“计所得受息”，这实际上就是所得税的雏形。
　　

他规定贷款年息不得超过十分之一，这在当时是非常低的。不过在《汉书》的另一处，又记载着他贷款给老百姓，要收月息3%，也就是年息36%。但既便如此，在当时也算是比较低的，总比100%利息的高利贷要好。
　　王莽当上皇帝后，对经济采取了六大措施，即盐、铁、酒业官营，征收山泽物产税，垄断铸币权，还有一项很重要，就是赊贷与民。我觉得王莽的思想，挺先进的，他发放贷款的思路和现在的银行很不一样。
　　信贷、信贷，实际上信用的成分应该是主要的。现代银行却不相信世上有什么“信用”，凡有来借贷的，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抵押物—穷光蛋要是有大宗抵押物，他还贷款干什么？恰恰就是因为穷，才要靠贷款来打经济翻身仗。
　　贫困，这就是受贷者的天然资格。贷款，目的就是要扶助穷人。无论西汉的“赈贷”、还是王莽的“赊贷”，都是带有赈济色彩的。实在还不上款，就会“弃责”，由政府来买单。而现代银行所乐于做的，却不是扶贫、是“扶富”，大概最愿意贷给开发商。古人的视角和今人真是有天壤之别。民为载舟之水。赈贷，就是不能眼看着水都干掉。
　　从史书上看，王莽执政时期贯彻了他的赊贷政策，大力开展了信用贷款业务，让没钱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实惠，能够借用官府的钱来发展生产。只不过当时货币混乱、社会动荡，王莽的一片好心，有多少是能够落实到基层的，不得而知。
　　王莽的政绩，究竟掺了多少水分，我们暂且不去管他。起码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汉末期古人对信贷的运作，已有成熟经验。汉代是我们民族从各方面都成熟起来的时代，金融、财会业务也是这样。
　　顺便说一句，世界上最早的计算器—算盘，就是在汉代发明的。东汉数学家徐岳的著作《数术记遗》里，就详细记录了算盘的样子，并第一次提出了“珠算”的概念。最初的算盘，是没有横梁的，上下珠用一条绳子隔开。算盘的来历，来自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老祖先发明的“算筹”(竹签)，这是人类史上最早的计算工具。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把算盘，就存放在台湾的台南市城隍庙里，长度有4米，每颗珠子重半斤。我们的古人，确实很聪明，不服不行。
　　王莽就是聪明人中的一个，只不过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下场比较可悲。
　　他惹怒的人实在太多了，豪强恨他，农民恨他，商人因为他屡改货币，简直没法正常做生意了，所以也恨他。当时的农民大起义，实际上是全民大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要掀翻他统治的绿林军进抵长安。王莽没办法了，竟然驱使京城的囚徒出城抵挡。那囚徒军可是好摆弄的？一过渭桥，立即哗变，一窝蜂掘了王莽的祖坟，烧掉了皇家的祖宗祠堂(九庙)。长安城中的市民也趁机暴动，和城内变兵一起攻入皇宫。这时候，积压多年的怨恨谁也挡不住了，人人想的是杀王莽。到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渐台躲避。渐台是宫内一高台，高20余丈，建在太液池中。很奇怪的是，愿意跟他一块儿死的，居然有公卿大夫、宦官、随从1000多人—这也是历朝亡国皇帝中很少见的。
　　乱军冲入大殿中，高呼：“反虏王莽安在？”有美人走出房间说：“在渐台。”众兵立刻赶到渐台，把高台团团围住。台上起先还能放箭抵挡，后来箭用光了，双方展开肉搏。杀到最后，台上的将领和一群侍卫全部战死。有个叫杜吴的水果商贩，因为王莽三番五次地改货币，闹得他生意上一塌糊涂，一股火上来，也跟着造反队伍冲上渐台，提着刀窜来窜去。他看到有一位衣衫华丽的大官躲在一间小屋里，不由分说，上去一刀就给剁了—这人就是王莽。
　　但杜吴不知道自己杀的是谁，只取下了王莽身上的绶带。有个参与兵变的校尉公宾就，据说是个义军间谍，见了绶带，知道是天子佩戴之物，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问清楚后，立即找到了王莽尸体，割下头颅，因为杀王莽者可得赏。王莽的头被起义军悬于街市，愤怒的群众纷纷向其掷石头，还有人竟然吃了他的舌头—你上台以前说得太好听了，你上台以后又做得太差劲了。在中国古代，皇帝死后被人吃掉舌头的，也就他一个。
　　王莽的结局，令人慨叹。我们第一个大帝国秦朝的皇帝，是商人扶起来的，现在商人又杀掉了一个开国皇帝？
　　王莽的瞎胡闹，没给后世留下什么好名声，倒是他发明的特种货币“金错刀”，留给了诗人无尽的想象。东汉的大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就有诗云：“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金错刀，成了上佳的定情物。后来，杜甫、韩愈也都有诗，提到过这个浪漫之极的“金错刀”。
　　世事变迁，到了今天，美人不可能再赠你金错刀了—她图的什么呀？要是反过来，你送她几把金错刀，倒还差不多。
　　钱也有一部“三国演义”
　　一首关于“古怪五铢钱”的民谣 王莽把自己折腾完了，但汉朝没完，五铢钱也没完。汉朝是怎么又活过来了的呢？是江湖上草民出的力。
　　在王莽时代的农民大起义中，有一支劲旅，叫“绿林军”。绿林是一座山，在湖北当阳东北，是起义军最初的大本营。绿林的“绿”，要读作“路”。后世的所谓“绿林好汉”，就源自这个典故。再说王莽时代的绿林们，虽然起来维权了，但底气还不那么足，他们为表示自己继承的是汉朝的正统，拥立了一位皇族刘玄为皇帝，号称“更始帝”。这个更始帝政权，曾经铸过自己的五铢钱。
　　当时各地军阀割据，蜀地的地方官公孙述在成都也称了帝。长江三峡上游入口处，有个赫赫有名的“白帝城”(三国时刘备就死在那里)，就跟公孙述有关。公孙述当年在山上筑城，因城中有一口井常冒白气，宛如白龙，他便借此自号“白帝”，这位过了皇帝瘾的公孙述，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铸了铁钱。
　　但上述这些人物，都不算是伟人，都是被时势推出来的过场角色，西汉末年真正的枭雄有一个，大号叫刘秀。刘秀也是皇室后裔，是个县官的儿子，见天下动荡，也起了造反的念头，拉起人马加入了绿林军。经过两三年的南征北战，他渐渐坐大，荡平群雄，光复了汉室，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汉光武帝。他建立的这个汉朝，史称“东汉”。
　　因为这个王朝的首都在洛阳，位置上在老汉朝首都长安的东边，所以叫东汉。历史上凡是一个朝代分“东西”、“南北”两种叫法的，都是中间出了大变故，首都的位置迁移了。
　　汉光武帝做了十几年皇帝后，也开始铸五铢钱。不管怎样，新汉朝也是汉朝，五铢钱不能废。光武帝是个少见的好皇帝，太平盛世好歹算是延续下来了。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一般都很英明，后代子孙就一代代地退化，这是规律。到东汉的末年，出了个混账汉灵帝。这小子运气好，因为当时皇帝死时没儿子，12岁的他，由旁支被挑选出来做了新皇帝。他做皇帝前，父亲只是个“亭侯”，等于乡镇一级的爵位，就是个破落户。家里大概很穷，所以这小孩儿极其贪钱。汉灵帝爱财如命，生财有道，竟然靠卖官爵来赚钱。古时权臣卖官的多的是，而皇帝亲自卖官的实在太少见。
　　这小皇帝赚来的钱，犹如泉水源源不断，他索性就在皇家花园里造了一个“万金堂”，专门用来装钱。后人有诗叹道：“天生一副商贾料，缘何派他秉政来？”
　　可惜了，中国的历史，老是这么阴差阳错。
　　他在执政的后期，铸造了一种很特别的五铢钱。钱背面的方孔四角上，各有一条线，与钱边的轮廓相连，好像光芒四射的样子。由此之故，这钱叫做“四出五铢”。这种古怪的钱一投放到市场，民间莫不骇然—这是啥东西？于是就有传言：“钱有四道，京师将破坏。此钱出，散于四方乎？”(《太平御览》)京师将破坏，就是首都就要被糟蹋。散于四方，就是皇帝的钱财终归要流散四方。这民谣，不吉利啊。

果然没几年，就有枭雄人物张角挑起义旗，造反了。张角自创“太平道”，经营10年，徒众达10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三十六方”，也就是36个分部，管理得井然有序。他懂得利用人心，到处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预言)，又派人在各地衙门的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制造舆论。到起义时，三十六方揭竿而起。义军以冀州为中心，人数多如飞蛾，所以当时也有人叫他们“蛾贼”。
　　黄巾起义被各地军阀镇压后，军阀们互相又发生混战，这才生出一部金戈铁马的《三国演义》来。
　　谶语终于应验了，有什么样的民谣，就有什么样的民心，自然也就有什么样的历史结局。东汉渐渐也走到了末路，有更大的枭雄董卓冒了出来，带兵进京，扶立了傀儡皇帝汉献帝。董卓是个没人性的家伙，他刚一得手，就挟持老百姓迁都长安，把洛阳一把火给烧了，造成200里内没人烟，彻底应验了那个谶语。
　　董卓控制了朝政，便也想铸钱。
　　铸钱的铜不够用，就把民间的铜货、铜钟等铜制品都毁掉做原料。长安原来收藏着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铸造的12个铜人，董卓连这个也不放过，给毁了10来个。董卓铸钱，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为了以钱捞钱。他废掉通行已久的五铢钱，改铸小钱流通。政治家要想搜刮民财，最好的办法就是铸造不足值的钱，董卓虽是武夫，可也很懂得这个。他铸的董氏小钱，简陋到连文字都没有，钱边和钱孔都没有凸起的边，在原料上能省就省。不用问，这样铸出来的小钱，质量极差，又小又薄，根本流通不开。钱一不值钱，就是通货膨胀，当时谷价最高时涨到几百万钱一石。到市场去买两箩筐米，大概就得给人家两箩筐钱。
　　这就没法过日子了。古时老百姓好像比现在要聪明一点，买不起，我就不买；钱不行了，我就不用。从此以后，“钱货不行”，又回到神农氏时代，大众实行物物交换。看《三国演义》，好像董卓的败亡，是因为他和义子吕布争夺美女貂所致。这是小说家给历史加的调料，信不信由你。实际上，除了政治上的失败以外，董卓把汉末经济破坏得一塌糊涂，大失人心，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挟天子以令天下，得意了才四年，就被亲信吕布所杀。消息传开，长安百姓歌舞于途，置酒肉互相庆贺。董卓陈尸街市，其家族被夷灭。
　　—叫你铸钱，铸吧。
　　钱，是那么好玩的吗？
　三国的钱，要数魏国的最“仁义”
　　接下来的事情，咱们大伙都熟了，那就是三国。
　　三国，当然是有三种货币制度，哪一国的最好？有点超出咱们的想象—是“奸臣”的儿子曹丕建立的魏国最好。其他两国，都不怎么样。什么叫好钱？什么叫好的货币制度？就是钱的成色足，形制统一，不要老变。当国者，不要看到老百姓手里钱多，就坐立不安—民富则安，老百姓对你的认同感也就强。
　　这一点，魏国做得最好。魏文帝曹丕下令，恢复汉五铢钱的使用—东西还是汉朝的好。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就因谷价猛涨，客观上造成货币严重贬值，最后涨得五铢钱基本不能用了。曹丕没办法，只得下令废掉五铢钱，让老百姓以谷子和纺织品为货币。这两样东西—谷与帛，在以往很长时间里，倒也是一直是作为辅助货币、时断时续地被人们用着。但是如今以老百姓自产的东西作为货币本位，问题就出来了。
　　问天下，谁不贪财惜财？
　　像颜回这样的清教徒到底是极少数。所以，人们纷纷往稻谷里掺水，把纺织品织薄，这都是跟统治者学的，一有机会就制造不足值的货币。法不责众，而且贪婪的欲望从来不会被法律吓住。魏文帝采取了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民间的货币“缩水术”。最后他只好召集群臣讨论，决定重铸五铢钱。此后，曹魏就一直使用五铢钱，老老实实，没有起过铸大钱、将五铢钱变相贬值的念头。
　　曹魏的老百姓有福了，安居乐业了不少年，诸葛亮就是再狡猾，也啃不动魏国的铁打江山。
　　这就是统治者守规矩的好处，你规矩，老百姓也就规矩了，天下自然太平，没有什么人闹事，在对外战争中也能同仇敌忾。
　　西汉初年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做贾谊，曾经提出过一个“法钱”的概念。他说，钱也要符合规矩，轻重一样，质量要有保证。反之，就是“奸钱”。这是他给当时的统治者汉景帝上的一课。贾谊反对民间随意铸劣钱，可惜汉景帝没听。这个概念，是曹丕接过来实行了，所以三国里他治下的疆域，货币状况最稳定。
　　不过，魏国的五铢钱，在形制上完全模仿汉五铢钱，只有极细微的差别。怎么辨别魏五铢钱？这问题，大概就连马未都先生也很头疼。
　　我们再来看看《三国演义》里最“仁义”的刘备。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但那收买的是赵子龙的人心，对老百姓，他不大在乎。他在攻取巴蜀的时候，军用不足，就开始打老百姓腰包的主意，铸造了“直百五铢”，一钱顶一百钱。这一家伙就把军用凑足了。
　　后来刘备在巴蜀也称了帝，自号“汉”—这已经是第三茬“汉朝”了，后世称之为“蜀汉”。蜀汉的货币，除了“直百五铢”继续流通外，还有其他的货币，也是一钱顶一百钱，名目有“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都是大钱。看它们的名称就知道，铸钱的动机压根就不怀好意。在刘备统治地区所铸的钱中，有一种钱很有历史意义，就是“犍为五铢”。 “犍为”两字，要念成“钱为”，是四川的一个地名。犍为当时是巴蜀的商业中心。当地所铸的钱背后有一个“为”字。这是我国方孔圆钱中最早铸有地名的钱币。这种“犍为五铢”，也是一当百的“大钱”，而且逐渐减重，越铸越轻。
　　铸大钱，实际上就是将正在流通的那些货币贬值。
　　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比方民间的资金总量有一万钱，我刘备铸一个大钱，规定能换你老百姓一百钱，那么我只要投一点资，铸一百个大钱，就等于也拥有了一万钱。可是社会财富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一万钱。
　　放心，我忙乎这一通，不可能是跟你们搞了一场“零和博弈”。等到我铸造的大钱全部进入流通时(兑换五铢钱或者购物)，你老百姓手中的那一万钱，就等于贬值了一半。而贬掉的价值，是不会蒸发的。到哪儿去了？到我刘玄德的腰包里来了。这是多好的幻术，财富真就能无中生有。
　　刘备的“直百五铢”一开始还铸得挺大，一枚有8克以上，后来因为要节省，越铸越小，到最后竟然只有0.5克，连一铢的分量都不够了。可是他在铸钱时，还是感到原料严重不足—小国寡民嘛，资源有限。于是下令把民间的铜床架子也都毁了，统统拿来铸钱—咱们砸锅卖铁，也要跟姓曹的斗。
　　说完了其实并不仁义的刘备，咱们再来看东吴。
　　东吴就更厉害了，孙权铸的钱，叫“大泉五百”，一钱顶五百钱。当时铸钱也是铜不够用，孙权就命令民间献铜，酌量付给报酬。后来越搞越厉害，又出了“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老百姓满手都是大钱，找零都没法找。再说，好好的五铢钱，就换成这些“冤大头”回来，谁干？东吴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反应激烈，坚决抵制，就是不用你这个“大泉”。
　　孙权还算明智，见此情况，下诏不再铸大钱。已流入民间的大钱缴还官府，官府按比值兑换五铢钱，以此来减缓官民对立情绪。但政府有时候也会装聋作哑，实际上有很多大钱并没有被收回。
　　蜀、吴的领袖在铸大钱的时候，总要有个堂皇理由，不然就很显得自己太无赖了。铸大钱的理由当然有，就是小钱不值钱以后，用起来太不方便了。经过黄巾、董卓战乱，处处经济凋敝，五铢钱随之狂贬，百姓去买一点东西，要背上一麻袋钱。当然了，蜀、吴铸大钱的初衷，除了想搜刮点民财外，可能也真的有想方便流通的一面。但是只要铸一次大钱，老百姓就要被剥一层皮，这是铁定的。
　　那时候的“扑满”，可能都没人用了。你存进去一百钱，放上一百天，钱没变，市场的东西也没变，可是等你取出钱来想买东西时，一百钱就只能顶一个钱用了。越穷，就越买不起；越买不起，过一段时间就更穷—这就是傻瓜才存钱的道理。人们宁肯把钱拿去干更傻的事，也不愿意存钱。
　　获得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个论断说得好：“人类应该汲取的真正教训是：政府让他们失望。货币体系的管理不当，才是引发大萧条的元凶。”得过诺奖的，说话就是具有普世价值。汉末的情况岂止是政府“管理不当”，而是政府在玩货币幻术，公然抢百姓的钱。
　　汉末以后，五铢钱可谓命途多舛，名义上还存在，其实质量大大下降，政府只是利用它以往的好名声而已。三国归晋以后，在很多时候，形形色色的“五铢钱”因为贬值，甚至没办法流通。看出规律来没有？中央财政一危机，执政者就搞货币贬值，争铸“恶钱”，实不抵值。投入流通后，中央财政凭空增加，百姓存款无形减少，因此人民极其厌恶“恶钱”。
　　老百姓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就大量使用价值比较稳定的绢，来充作代金券。绢是论匹计算的，不用剪裁。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买卖、计价、赏赐、借贷，甚至行贿受贿，大家都用绢。这好歹解决了问题，但唯一的遗憾是行贿时比较麻烦，不好藏着掖着。
　　看吧，历史不都是时时刻刻在前进，有时候它会大踏步倒退。现在，就是又退回到神农氏时代了，统治者的孽，不小啊。
　　《三国志》里有记载：那时候买卖人口，一个人值16匹绢；但是名贵的宠物狗，一只就值好几千匹绢。
　　曹操很关怀贫困儿童
　　寂寞东汉在三大枭雄的瓜分下，演出了一场盛大的末世狂欢，终于寿终正寝了，留下了一个缭绕千年的“汉”字。
　　这个王朝，不比西汉那样威震欧亚，但在金融信贷方面，也还是有建树的。这一点，并没被历史所湮没。说起来，东汉对贫民的赈济政策相当优惠，就这点说，它是个好王朝。
　　汉章帝时代，朝廷曾下令，让各个郡国招募无地农民，集中到土地肥沃的公田去耕种，官府不仅把这些公田无偿赐给他们，还贷给他们种子、口粮和农具。在税收方面，免田税五年，免人头税三年。你们就放心种地吧—农民若不能安心种地，说出花儿来也不能算是盛世。后面还有几位皇帝，也曾赈济过鳏寡孤独的贫民和逃荒的流民，贷给了种子和粮食。最后，帮助皇帝做好事的，还有曹操—曹丞相。
　　传统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臣曹操，在现实中也不见得是“宁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的狠毒角色。他在汉献帝时代，曾下令，凡是12岁以下因家贫不能养活的苦孩子，一律“随口给贷”，有一个救济一个。这可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作秀，而是按户排查，实打实地扶贫。
　　放贷是东汉朝廷的慈善行为，这毫无疑义。至于当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放贷，史无明载，只是记载了有的王侯或地方官曾因贷款给贫民而遭到处罚。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根本就不准地方官放贷呢，还是因为他们收了人家的利息而被罚？专家们也搞不清了。
　　不过，那时候的皇帝虽然心肠软，富商们却没有那么慈悲—钱，我有很多，都放在家里。可是它们搁着不能下蛋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只有放高利贷。东汉的高利贷，比西汉更甚。
　　有一位议事郎桓谭，曾上书皇帝说：“如今富商大贾多放债，中产阶级子弟(中家子弟)为他们效劳，奔走犹如臣仆，从中分成，个个都像王侯一样富。”(《后汉书》)这与西汉不同，西汉是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东汉是中等之家的子弟充当了这个角色。
　　想想吧，为富商跑腿的，都能富比王侯，那大商人得有多富？恐怕不派调查组是查不清楚的了。
　　东汉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就是出现了“官负民债”。事情起源于朝廷和羌族开战，一打就是好多年，军费开支上百“亿”计。这场战争，从开国后第六年就打，断断续续打到末代的汉灵帝。一共是155年。羌族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分布在湟水流域及甘南、川西和青藏高原，以游牧为主，也从事农业。西汉初，羌族臣服于匈奴，与汉为敌，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把他们基本给降服了。
　　后来王莽篡政，用了法子彻底摆平了羌族各部首领。羌族不知为什么，独服王莽，王莽一死，就开始反叛。此后，据守西海(今青海湖)一带抗拒汉朝，西北从此不得安宁。史书上，关于西北战场“杀八千”、“斩四千”、“官军死二千”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战争就是烧钱，太平盛世也禁不起这么长年累月地烧，朝廷的内囊渐渐空了，就向王侯、官僚借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债”。
　　借钱来打仗，也是死要面子的事。而且借钱就像吸鸦片，尝到甜头就上瘾，当时国家举债达“数百万万钱”。皇帝想出的借钱名堂也多，一会儿向王侯借“国租”一年，一会儿向全国富户每家借一千钱，一会儿又向公卿以下所有官员借俸禄(停发工资)。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那是自然现象。放在社会现象上，就正好是拧着的，实际上是“大河水满，是因小河被抽干”。
　　后来的几个皇帝大概是这么想的：反正王侯官僚搜刮有道，你们搂来的钱，也借给国家花花吧。官府伸手借钱，也启发了王侯贵族，他们便也向平民借钱。早在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时期，法制很严，贵族没有敢向民间借债的。后来法律松弛，王侯贵戚动不动就负债千万，借了就不还，成了谁也碰不得的“超级杨白劳”。债主来要钱，他们还派出狗腿子殴击，甚至有把人打死的。
　　汉家天下，一代不如一代啦。
　　就这样，一场“百年战争”打完，基本上也就把东汉给拖垮了。
　　四百八十寺都富得流油
　　何以解忧？唯有孔方

孔方兄自从诞生到现在，它的力量我们算是领教了，真是几人凭它上青云，几人为它落草莽。
　　马克思曾有一个著名的哲学概念，叫做“异化”。这个词，现在不少人在用，从新闻记者到国学大师。可惜大都理解错了，以为就是“变异”的意思。其实，马克思是说：一种由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后来强大到反过来支配了人的命运，这就叫异化。
　　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异化物。它实在是一只万能的上帝之手。各位兄弟姐妹，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有诸多烦恼，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有万千烦恼丝扯都扯不断。忽然有一天，一位朋友点醒我，这就是本小节的题解—“何以解忧？唯有孔方”。从现在起，就一个念头、一个目标：对待钱，就像对待一个你心仪的美女一样(女性朋友们反之亦然)，去热爱她、接近她、最终控制她。积一二十年的努力，做这样一件简单的事，不可能毫无收效。钱，既然是人创造的，我们就不该被它驱使得这么狼狈，而是应反过来驱使它。你要清楚，从今后你终身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做好“反控制”。把你的全部精力、全部才华，都冲着这位孔方兄身上使劲。
　　不知你注意到没？经常可以在咖啡桌上、酒桌上，听到有年轻人侃侃而谈，什么“美联储”、“摩根斯坦利”、“罗斯柴尔德家族”，行了，朋友，别扯得太远了。
　　我们还远没到“美国打个喷嚏，中国就感冒”的程度。就算已经到了这程度，也不是你个人能控制的。你个人需要注意的是，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老同学、你的三姑六婆等等—他们是如何成功的，他们有什么教训，他们在如何为生计而奋斗？这中间，总有一个是你的榜样。
　　不要拒绝模仿。
　　别人走得通的路，你也就能走得通。哪怕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你也就算没白忙。金钱这张网，就是再冷酷无情，也总会有一个洞可以让你钻出去。在战术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战略上，要有老牛的劲头打持久战。
　　只要把这两者好好“相权”，朋友，我祝贺你，你基本就可以成功了，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赚钱的具体门道，你去读技术类的书，而读我这文字，只需要你获得这样一个信念：钱，孔方兄—这东西不神秘，很可爱，你能掌握它。
　　“何以解忧？”这是连曹操也感到困惑的事，我们以往的徘徊迷茫，更不足为怪。只要看清楚了问题的所在，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为了解惑，为了求真理，朋友，还是让我们跟着历史继续往下走吧。
散漫的晋朝连钱都懒得铸
　　结束了三国纷乱局面的，是晋朝。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仿照曹丕篡汉的旧事，也来了一个司马氏篡魏，一统天下，建立了汉以后的统一王朝—晋。晋这个王朝，名声有点不好，比较散漫，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后来终于惹出了大麻烦。
　　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痴呆皇帝—晋惠帝。他脑子有点问题，智力不高，从小就不爱读书，只懂吃喝玩乐。司马炎在世时很发愁，担心这傻儿子会丢了江山。有一次，司马炎为了测验一下司马衷的思维能力，特意出了几道题考他，限傻小子三天之内交卷。司马衷拿到题目以后，哪里能答上来？他妻子贾南风很聪明，一看事情不妙，立刻请来几位有学问的老先生，赶紧为司马衷代解难题。司马炎看了答卷，觉得答得都不错啊。看来这孩子并不傻，于是放心了。这司马衷总算哄过了老爷子，后来顺利即了位，成了晋惠帝。但是当了皇帝，智力也还是有问题，并且被史官记录了下来，遗笑千古。
　　有一年夏天，晋惠帝带领随从到御花园去玩。听见池塘里有青蛙叫。他很好奇，便问：“这些咕呱乱叫的东西，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这问题，就好比今天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随从觉得这傻皇帝真是傻到家了，哭笑不得，可是又不敢不答，于是说：“在官家里叫的，就是官家的；若在私家里叫的，就是私人的。”这也堪称千古智慧的答案。
　　还有一个关于晋惠帝的典故就更有名气，那就是著名的“吃肉粥”问题。
　　有一年天下闹灾荒，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都有饿死的人。有人向晋惠帝汇报灾情，晋惠帝虽然听明白了，但有一点想不通，就问：“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前一个“蛤蟆为谁而叫”的问题，已令人晕菜；这后一个“何不食肉糜”的问题，就更是中国史上“不朽的蠢话”了。
　　这孩子有智障，不是他的错，可是让他当皇帝，就太不对了。晋惠帝管理的是一个大帝国，谁能不为他捏把汗？司马炎做了27年开国皇帝，天下安然无事，可是晋惠帝上台不到两年，果然就出了大乱子。
　　他坐了皇位，哪里能执政？大政方针还不是一群小人说了算。社会上也乱了，“纲纪大坏，贿赂公行”，“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有权有势的人仗势欺人，小人们互相援引举荐。老百姓把官场行为叫做“互市”，就是“交易”。那是古代中国的第一次拜金主义高潮，从官到民，全民都为钱而狂。
　　西晋著名的“竹林七贤”里年纪最小的一位，叫王戎。他做了官后，极其贪婪，到处收购田地、水磨，产业遍布天下。这位竹林先生经常手拿筹码，计算自己的财产，日夜不停，以此为人生最大乐趣。同时他又是出了名的小抠。家里有棵极好的李子树，他经常摘下李子去市场卖，每次都能卖上大价钱。可是又怕别人得到种子，他就把李子一个一个钻开，把核拿掉—谁能挡得住“我为钱狂”？
　　南阳人鲁褒有感而发，作了一篇论文《钱神论》讽刺时世，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钱的论文。实际上，鲁褒才是“孔方兄”一词的发明者。《钱神论》把钱的“功能”说的活灵活现，比我说得好多了。
　　他说，钱这东西，“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他以“有钱可使鬼”的谚语为例，说只要有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
　　怎么样？他说的，到现在也还没失效吧。
　　可惜这位鲁先生愤世嫉俗，拒绝做官，隐身民间，世人不知其所终。世风日下，倒也罢了，紧接着高层政治斗争又引发了一场内战。当了皇后的贾南风，为了让自己的外戚家族掌握政权，与楚王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此后因权力分配不均，一场司马氏诸王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随之爆发。八王互杀，整整闹了16年。晋惠帝最后被迫当了太上皇，实际是丢了皇位，死的很窝囊。据史书记载，是吃了一张过了保质期的饼，食物中毒死了(食饼中毒而崩)，但也有人怀疑他是被毒死的。
　　乱子还没彻底平息时，边疆又有异族趁乱杀进中原。堂堂的晋朝，统一之后才36年，仅传了四代皇帝，就被异族灭掉了，末代皇帝也成了俘虏。幸亏有琅琊王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继承大统，把晋朝给延续了下来。刚被灭的那个晋朝，后来被称为“西晋”。新成立的这个，则叫做“东晋”。
　　这以后，北方就一直没消停过，不同民族一片混战，先后建立了成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等等“十六国”。看这一段的历史年表，真是五花八门，国号把“东、南、西、北、前、后”都叫遍了。等到北方由北魏统一，东晋的末代皇帝也被迫禅位给权臣，宣告灭亡。不过这个偏安的东晋寿命倒也长，一共苟延了103年。
　　西晋、东晋，史家习惯上合称“两晋”。这个两晋，在中国货币史上很特别，是唯一的一个没有铸造货币的朝代。
　　晋朝流行玄学之风，主流意识形态很虚无，士大夫也都荒诞不经。不铸钱，究竟是因为懒，还是国事纷乱顾不上，不清楚了，反正是给中国货币史留下了100多年的空白。那老百姓用钱怎么办？有啊，就用前朝的老货币。
　　西晋因为继承的是曹魏，所以用的是魏国的五铢钱。到了东晋，因为地盘在当年的东吴一带，所以就用东吴旧钱。东吴旧钱我们知道，大的特别大，一当千、一当五千的都有，重量起码在10多克以上。东晋人也很幽默，把这种大钱叫做“比轮”—人人拿着车轮子去买东西。
　　国家虽然没铸钱，地方上却铸过一种五铢钱，是由一个叫沈充的人主持铸造的，民间都叫“沈郎钱”。这沈充是何许人也，竟然能有权铸钱？
　　史书上说，这个沈充出身江南大族，“少习兵书”，有军事谋略，深得东晋权臣王敦的器重，被推荐做了官。沈充官职最高时做到了大都督，统率东吴一带的军事，跟周瑜差不多了。他是在东晋建立的第三年铸的钱，民间把他铸的钱又叫做“小五铢”。这个钱质量很差，铜色发白(掺的锡太多)，极薄极小，简直就是榆荚钱的翻版。
　　这个沈充后来的的结局，很有点搞笑。
　　沈充的老上级王敦，是历代显赫的士族豪门，有兵权，有地盘，位高震主，几次逼得皇帝没办法。后来王敦得了重病，朝廷就趁机发兵讨伐他，王敦也就索性扯旗造反，派人马进攻建康。逼得皇帝亲率六军抵抗。沈充跟定了旧主子，在吴地起兵响应。这还了得。朝廷大怒，出了悬赏：有斩沈充者，可赏“三千户侯”。就在这关键时刻，王敦病死，造反军队立刻溃散。沈充逃到老部下吴儒家里。吴儒假意收留他，把他诱骗到夹墙中关起来，笑说：“三千户侯到手了。”随后把沈充砍了脑袋。
　　两晋时期关于铸钱的事，就这一桩。
　银子是在晋朝开始吃香的
　　我们已经知道，贝币的单位是“朋”；黄金的单位是“斤”(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可是自从有了铜钱后，还没有个单位可以称呼孔方兄。古人一开始是叫“一个子儿”还是“一枚”，我还真是翻遍古籍也查不着。老是没有货币单位是不行的，所以从晋代开始，铜钱就有了单位，小单位叫“文”，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是也。大单位呢，叫“贯”。这个咱们大伙可能都熟，现代有个著名的昆曲剧目《十五贯》，故事取材于明代冯梦龙编辑的小说《醒世恒言》。这十五贯，就是15大串钱。那么“一贯”是多少？1000文。看来，十五贯钱若由一个人背着，还是挺重的呢。
　　货币史发展到这个时候，就有点不健康了，有几个现象值得一说。
　　首先是私毁私铸，民间有一些豪强和不法分子，喜欢把钱毁了重新铸。这可不是为了增加GDP，而是有利可图。这里又要普及一下铸造知识了。铜钱的主要材质，有红铜、青铜、黄铜、白铜等等。红铜是纯铜，青铜是铜锡铅合金，黄铜是铜锌合金，白铜是铜锡合金。把好好的足值铜钱融化了，多掺进铅和锡，再缩小一点重新铸，钱就平白无故生出另外许多钱了。
　　这是明目张胆的掺假兑水。可是那时候没有质监局，没人管，三国时候的国家领导人刘备、孙权还带头铸不足值的钱。如此一来，官钱的减重减值和民间的私铸，两下里就真成了朋比为奸”。
　　铸劣钱有利可图，谁还傻乎乎地铸好钱？这就是货币领域里“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据说发展到今天，这个定律已经在不少单位的用人机制里起作用了。这样日子一久，劣钱必然充斥市场，没法再流通了，因为大家都不认。于是官方只好出面整顿，一番整顿下来，扫除了一些劣币，腾出了一定的空间，于是民间私铸又见机而起，兴起新一轮的造假高潮。劣币就这样生生不息，越整顿越厉害。
　　再一个现象是，两晋的君臣太懒散，只顾着用前朝的旧钱方便，可是那旧钱，一是有外流、损耗的，二是大款们存钱越来越多，国家老是不铸钱，货币供应量就会严重不足，流通领域怎么办？这老百姓也有法子。从晋朝时起，民间用钱有时候约定可以缺斤短两，学名叫做“短陌”，也就是不到一百文，可以当成一百文用。第三个现象是，货币不够用，就学习三国，朝廷的赏赐和俸禄都不用钱，一律用布帛。发年薪时，大官小官都用车往家里运布匹。
　　两晋皇帝赏赐给臣下的布帛，一般数量都很惊人，动不动几千几万匹。权臣桓温一次就曾得赏30万匹。那时候谁家富、谁家贪，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总得造个仓库来装这些布啊。
　　晋朝的西北地区和当时的北方政权更是彻底，连老百姓都不用钱，就用布匹。好好的一段布，买粮食剪去一块儿，买肉剪去一块儿，基本就不能用于做衣服了。这种浪费，连有的官员看了也心疼。北方政权后来也先后铸过铜钱，企图取代布帛，但是推广不开。北方的“成汉”在汉兴年间(338—343年)就铸过“汉兴钱”，这是中国古代首次铸造的年号钱。这种钱很有意思，“汉兴”二字有直读、横读两种，直读的钱文是篆书，横读的钱文是隶书。
　　东晋所辖的南方，也有一些地区不用钱了，就用粮食代钱。对于这些地区，当时被称为“用谷之地”。还要说一下的是，过去在西汉的时候，黄金曾经是重要货币，一般作为赏赐或者大宗支付使用，用量很大。但在两晋时期，黄金在流通领域就不常见了。
　　这是因为社会上奢靡之风渐起，富豪人家都用金子来打造器物首饰，黄金在流通中的数量越来越少，后来在一些地区干脆就退出了货币序列。黄金一减少，白银的地位便急剧上升。在两晋时期的典册上，经常会出现以白银来标明物价的情况。
　　白银虽然从春秋战国时起，就已进入货币序列，但早先的地位并不高。秦始皇还曾经规定过，白银只能作为器饰收藏，不能作为货币使用。到了晋代，货币大哥黄金悄然退市，小兄弟白银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到了。
　　白银大量进入日常流通之后，老百姓称银子，使用大单位的“斤”不太方便，以“两”为单位的就多了起来。《十六国春秋》里就记载过，当时“一斗米值银半斤”、“一斤肉值银一两”。
　　这个时期的白银货币，形式上是银饼或者银铤(银片)，都是需要称重量使用的，一块银子从几两到几十两不等。至于后来，那白银的风光就更大了，在唐、宋、明、清都是主要货币，且是硬通货，国际上都认可。从明朝的万历年间起，连外国的银元都前赴后继的到华夏来助威，那都是后话了。
　　当然，黄金再怎么说也是大哥，在内贸中虽然基本退休了，在外贸上人家外商还是挺欢迎。从东汉起，咱们老祖宗与大宛、大秦、安息、龟兹等国做贸易，进口马匹、珠宝、琉璃什么的，还是黄金大哥一人独大。
　　我们古代的货币历史，就像古希腊神话一样，也有所谓“青铜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这几个时代一过，再往后，就该是“黑铁时代”了。
　　钱居然能小得像鹅眼睛
　　东晋结束，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南北两地各有几个“朝”，走马灯似地换。
　　南朝的名称，还比较好记，就是宋、齐、梁、陈。北朝就不太好记，还是“东、西、北”的一通命名，在这里介绍了也记不住，我们下面就说到哪儿算哪儿吧。
　　

南北朝，今人对它很陌生，其实也有169年左右，够长的，得几代人才能活过来。当时南朝的人比较幸运，战乱相对少，其中梁武帝萧衍坐皇位时间最长，几乎半个世纪。其余时间，虽然皇帝换的频，朝代也换的频，但是老百姓基本照样过日子。
　　我们先讲讲南朝。
　　南朝一稳定，经济一复苏，商业就兴旺，用钱的地区也比东晋时有所扩大。只是半壁江山的皇帝，总不像有作为的样子，货币制度上还是乱七八糟。南朝第一朝是宋朝。为区别它和后来那个出了岳飞的宋朝，史家习惯称它“刘宋”，因为这个宋的皇帝姓刘。
　　南朝第一帝叫刘裕，原是东晋的北伐名将，因为能力强、功劳大而主持了朝政，众望所归。后来干脆废掉了东晋的末代皇帝，自己开辟了新天地。这个刘皇帝，有点像明朝的朱元璋，是个苦出身，坐上皇位后，仍然清心寡欲，车马不加装饰，后宫不奏音乐，内府不藏财宝，甚至连床脚上的金钉也令人取下，换上铁钉。他还把当年做工时用的农具，都一直保存在身边，至死不丢。刘裕的皇帝做到第十年，看看老百姓还是在用东吴流行的各式旧钱，不像个新朝代的样子，于是决定铸新钱。他铸的钱，是“四铢钱”，比五铢钱略小，但质量极高。钱一好，老百姓就不盗铸了。
　　这是什么道理？
　　过去的政府短视，铸劣钱敛财。可是钱一劣，民间盗铸的成本就很低，于是大家都来铸，造成伪币盛行，与政府的劣钱争抢地盘。现在钱的质量一好，盗铸成本高，无利可图，“故百姓不盗铸”(《宋书》)。
　　你看，还是那个问题。“上梁不正下梁歪”—老话。
　　可惜好日子才过了10年，刘宋与北魏打了一场大战，国力大损，第四届皇帝上台时再铸钱，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新铸的钱，叫“孝建四铢”，孝建是年号。这钱在陆续铸造发行的过程中，铜料不够用，政府就采取非常措施，规定凡是犯罪者可“以铜赎刑”—拿铜来就放人。钱也越铸越小，又轻又薄，连轮廓边都鼓不起来。这下子盗版成本降低了，民间造假者蜂起，纷纷把古钱砸碎，获取铜料，用来铸小钱。
　　钱一掺假就不值钱，物价随之飞涨。害得政府赶紧贴出告示，颁布了钱币质量标准。群臣对货币政策也有争论。有的提议，民间私铸就随他私铸，不如对铸钱者征30%的税，变非法为合法。有的说，国家完全可以铸二铢钱，这样可以省好些原料。当然也有人坚决反对，说这将“贻笑百代”。二铢钱，像什么话。
　　反对归反对，一切还得从国力出发。终于，在永光元年(465年)，二铢钱方案获通过，铸了“永光钱”，小小巧巧的。省料了这还不好？民间不法分子乐颠了，紧跟着就仿铸，铸出来大批没轮廓的钱，老百姓称之为“荇叶”。荇叶，就是浮萍了。《诗经》第一首“关关雎鸠”里，就曾写到过它：“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你想，钱薄到能在水上漂流，得有多轻。
　　这可能有点夸张，可是后来刘宋政府还是感觉铸钱吃力，便又决定开放民间铸钱，那就更不得了啦。史载“由是钱货乱败”，民间盗铸的劣钱，一贯1000个钱，叠加起来高不过三寸，老百姓挖苦地叫它“鹅眼钱”。—这还算积了点口德，当时在北方，还有叫作“鸡眼钱”的。鸡眼是啥？脚底板的皮肤角质层增生，叫做“鸡眼”，这叫法大概就来源这种劣钱吧，很像啊。
　　还有比这更劣的，是一种“綖环钱”，入水不沉，一捏就碎。这钱可咋用？数钱都没法数。夸张的人说，十万钱还不够一捧呢。
　　人为了牟利，激发出来的才智真是匪夷所思。我在这里给大家说说，什么叫“綖(yan)环钱”。这是指钱币的内圈被剪去，只剩下“钱肉”和外轮廓的残币，一个个像瞎眼睛似的。换言之，不法分子把五铢钱的中心剪掉，只剩下一个外圈，就叫作“綖环钱”。剪下来的那个中心呢，也有专门术语，叫“剪边钱”或“剪边五铢”—也是可以用的哦。
　　有人要问了：那不是很费事，怎么剪啊？不费事，用一种空心圆凿，一凿一个，一凿一个，术语曰“錾(zan)切”。这就等于现在把纸币一撕两半来用，一元顶两元。看来货币的事，全靠利益驱动也真是不行。到后来，新接班的宋明帝见国家的面子丢大了，下了死令，严禁什么“鹅眼”、“鸡眼”的流通，后来又禁止了私铸，再后来，连官铸也不铸了。
　　国家的造币衙门—钱署，摘牌撤销。
　　我们还是只用古人的钱吧。
　　几亿铜钱全都化作了菩萨
　　宋之后，是齐，在钱币史上没什么可说的，基本没铸钱。齐完了是梁，有了一点戏。这时候南方用钱的地方多了起来，出现了一个术语，叫“女钱”。
　　女钱，即“剪边五铢”，也就是上面说的，加工后中间剩下的那部分。一个方孔，外面有小小的一圈“肉”。这种小小钱，可以拿来做一种游戏玩，叫“射雉戏”，射雉，是射野鸡的意思，具体拿这残钱怎么来玩，想破脑袋我也不知道。
　　后来在宋徽宗的那个宋朝，出了个年轻的钱币学家洪遵，写过一部《泉志》—那就是古代的《说钱》了。《泉志》里保留了不少上自南朝、下到北宋人的钱币学理论和见闻。里面只提到过一句：“雉钱，小者至径六分，重二铢半。世有射雉戏，用此钱也。”古人写文章，用字真是吝啬得很，就到此为止。所以女钱也叫“雉钱”。
　　这钱还有一个名称，叫“五铢对文”，是指剪边剪得较多的一种，钱上的文字只剩下一半。梁朝的开国梁武帝萧衍，还下令让钱署专门铸了一种女钱。因为他这是官铸的，所以民间叫它“公式女钱”。钱没有边，怎么就叫女钱？这我也想不出来。
　　梁武帝这个人，不单在南朝皇帝里，就是在历代皇帝里，也是有特色的一个。他多才多艺，文武兼备，会作诗、懂音乐。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盛行，他晚年也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信佛之后，梁武帝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全国人民效仿。还要求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跟着吃素。
　　他还几次“舍身”到庙里做和尚，就是不出来管理朝政，害得大臣先后凑了四万万钱来赎他。在货币领域里，他也有惊人之举。自宋明帝停止铸钱以后，民间都使用古钱，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到梁朝几乎又要回到实物交易了。梁武帝决心整顿，先是禁了古钱，又禁了私铸，最后索性连铜钱也全部都禁了，改铸铁钱。
　　铸铁钱，是因为铜料实在不够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铁钱。他也不想想，铁钱固然不缺原料，但是更能刺激私铸。果然，铁钱通行十多年后，民间真的、假的铁钱堆积如山，物价狂涨。市场交易就更为壮观，拿钱袋子去做买卖是不行了，都用牛车一车一车地运钱。哪还有按多少文来数钱的了，都是按贯来计数。据记载，买米一斗，要铁钱80万；买狗一只，要铁钱20万(见《魏书》)。那年头，人人都能腰缠万贯。
　　铁钱的信誉荡然无存，等到梁朝灭亡后，铁钱也就废止了。这个“黑铁时代”，也是南北朝政治史中比较荒唐的一幕。
　　梁朝为什么铜料奇缺呢？原来是跟佛教兴盛有关。
　　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在南朝，何止四百八十寺？梁武帝时仅建康城内，就有寺庙700多座，和尚尼姑人数过万。有庙，就得有菩萨，那时的菩萨不全都是泥塑木雕，很多是用铜浇铸、用金涂面的，以示虔诚。还有寺庙装饰、佛教仪式用的大量法器，也都非铜不可。
　　这样，庙里用去的铜材，就不知能铸几万几亿钱了。此外大臣们为梁武帝赎身用的四亿铜钱，八成也都有去无回，全变成了菩萨金身。
　　铜一稀缺，人们就越发珍惜，舍不得用铜钱，你收藏我也收藏，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以至闹起了钱荒。这一时期的“短陌”已成了规矩，梁朝的东一半国土上，是八十当百，叫做“东钱”；西一半国土上是七十当百，叫做“西钱”；唯有京师稍体面一点，以九十当百，叫做“长钱”。到了梁朝快咽气的时候，铜钱已是三十五当百了。
　　人真是太聪明了。“短陌”，呵呵，这也相当于把纸币撕成两半用。这是民间自发的“增值法”。
　　梁武帝早年驰骋疆场，雄姿英发，政治上也很清明，到晚年却昏聩得无以复加。后来有个羯族人侯景作乱，以1000人起家，没几天工夫竟纠合了10万人众，打进了京师，把这个85岁的老皇帝看管起来不给饭吃，硬是给活活饿死了。
　　梁朝完了，接下来是陈朝。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也是一代英主，治军从政，都有雄才大略。他少年时贫寒，当过打渔郎，后来做官也是从基层起步的，当过里长和油库的小官。梁武帝死后，他总揽了梁朝的军国大事，几次谋划完成中原统一大业，极受百姓拥戴，最后受禅让做了新朝代的皇帝。
　　陈霸先登基后，政治清明，江南一片安泰。后来的唐太宗和魏征，都很服气他。魏征认为陈霸先功勋不下曹操、刘裕，雄豪无愧刘备、孙权。可惜，天不怜才，他登位才三年，就病逝了。否则，后面隋唐的历史都可能要改写。
　　陈朝起初所用的钱，也还是乱七八糟，鹅眼钱也在流行，粮食布帛也当钱用。到第二个皇帝时，开始铸五铢钱。这是汉武帝以后罕见的好钱，相当精整，一当鹅眼钱十。
　　到了陈朝后期的宣帝时，大概财政有点紧张了，又铸所谓“太货六铢”，一当五铢钱十。这是又要明明白白地抢钱了，老百姓坚决抵制。这个六铢钱上的篆文“六”，写得像一个人双手叉腰，于是就有人编出民谣来唱：“太货六铢钱，叉腰哭天子。”这歌谣，真的就唱衰了陈朝了。宣帝一死，六铢钱也就停用。下一个皇帝是谁？是作《玉树后庭花》曲子的陈后主。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这歌词写得太丧气，南朝也就在他这儿亡了。
　　最牛的钱出在北朝末代
　　既然是说南北朝，有南朝就有北朝。因为北朝多为“胡人”建立，在古代正统史家的潜意识里，北朝政权多少有点来路不正，后世士大夫对北朝的兴趣也不大。影响至今，实际上我们对北朝也十分陌生。
　　其实最后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的隋唐，严格意义上都属于“北朝”，可是因为这两个大王朝都是正统，印象中这又天经地义是“我们”的了。古代的“华夷之辨”，就是这么矛盾。
　　好，我们来看北朝的第一王朝—北魏。
　　这是个鲜卑族政权，疆域辽阔，黄河流域尽为其所有。后来它又出了个极为倾慕汉文化的孝文帝，把都城从原来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禁止胡服胡语，彻底汉化，可以说成了“我们”的北方大帝国了。在前面我说过，北方有很多地方不用钱。北魏铸钱也很迟，在孝文帝太和十九年(510年)时才开始铸钱，称“太和五铢”。不过这钱的品质极其低劣，只在京师地方流通，出了京师，人家不认。15年后，北魏又铸了一次五铢钱，质量就好得多了。
　　尽管国家有了自己的钱，但到了北魏后期的孝明帝时，仍有许多地区不用钱。
　　当时的尚书令王元澄汇报说，民间用布帛粮食代钱，多有不便：“用布帛不能一尺一寸地剪开，用粮食则给百姓增加负担”人民之所以不用钱，是因为钱币的供应量不足。他建议，应该准许民间放开使用前代的古钱、旧钱。
　　他这用心是好的，但是没有估计到效果—只要是个钱就能用，那钱制就太杂了。钱一杂，老百姓不好辨认，不法分子就该乐了，又是私铸的好时机来了。这之后，私铸果然如烈火燎原。史书记载，当时私铸的劣钱，“徒有五铢之名，连二铢都不到，薄得比榆荚还甚，一穿绳子就破，放在水上，几乎不沉。”
　　民间把这样的钱叫什么？叫“风飘”、“水浮”。(见《魏书》)还有从南朝流过来的劣钱，像“鸡眼”、“綖环”之类，也都跟着凑热闹，就是法令也不能禁止。
　　北魏的一部分后来东迁，把都城迁到了邺(今河北临漳)，改称“东魏”，不久就被“北齐”取代。北齐的都城仍在邺，开国后铸过一种“常平五铢”，分量很足，是北朝难得的好五铢钱。可是到了北齐第二代皇帝，私铸就又猖獗了，仅在邺城使用的“常平五铢”，就有四种颜色，这中间有三种肯定是伪币。河南一带就更甚，过量掺铅掺锡的假钱公然流行。
　　北魏还有另一支留下来没有迁移，也成立了新政权，改叫“西魏”，不过只传了三代，就被新起的“北周”给灭掉了。北周的气势比较猛，铸起钱来，下手一次比一次狠。一开始它铸的货币，叫“布泉”，价值是一个当五铢钱5个。流通16年后，又铸“五行大布”，一当布泉十，也就是一个当五铢钱50个。后来又把布泉废除了，5年后又铸“永通万国”，一当五行大布十，也就是一个当五铢钱500个。
　　—都是一个规律，一开始还有所收敛，让你扑腾个十多年，养肥了，就开始狠狠抽你的血。
　　不过，北周的皇帝和钱署署长，大概都是极富审美意识的人，铸的钱非常精美。它这三种钱，就是现代收藏界有口皆碑的“北周三品”。其中的布泉和王莽铸的布泉同名，但是很好区分。想收藏的哥们儿可以记住：王莽的布泉略大些，“泉”字下面的“水”，一竖是断开的。
　　“永通万国”就更牛，被公认是魏晋以来各种钱中“最牛”的钱。它的外廓非常凸出，钱肉很厚，钱文是一种“玉箸篆”字体，但是又有一点“铁线篆”的味道，堪称钱文书法中的极品。这枚罕见的古代好钱，在当今的收藏市场被爆炒，有价无市。有生之年你要是能亲眼目睹一枚，那就烧高香吧。但是，钱的质量好，这只能是后世收藏家的福气。钱大而不足值，则是当时人民之祸。
　　把钱命名为“永通万国”，从北周的本意来说，是想让这钱不仅能永远流通，而且能在许多国家都流通。想得美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永通万国”铸造的第二年(580年)，铸造这个“全球货币”的宣帝宇文赟，就因荒淫过度一命呜呼了，年纪才22岁。
　　继位的静帝年幼，才8岁，大权落在宣帝皇后杨氏之父杨坚手里。一年后，杨坚老爷子一脚踹掉了皇位上的外孙，代周称帝。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隋文帝了，一个统一的大隋朝就此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