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通宝钱唐代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铸造，在唐代先后铸行了200余年，铸量巨大。开元通宝钱背上多铸有月纹。
对于月纹来源的著述，最早见于唐代学者郑虔著《会粹》谓：“（欧阳）询初进蜡样日，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文。”北宋学者刘斧著《青琐高议》则谓：“开元通宝……是唐明皇开元年号所铸，背上有半月手甲文，俗谓是杨妃甲痕。”甲痕说还见于一些其他历史典籍，明显具有民间传说的味道，当不可信。清代嘉庆年间学者翁树培所著《古泉汇考》则指出：“甲痕……更属以讹传讹……不免于荒谬耳。”“当是铸钱者私为标记耳。”
但再想一下，唐代的著作记录当朝的事情，也许不会纯是无中生有，可能也是有依据的。在王权社会，皇帝皇后是至高无上的，做的事说的话那是圣旨懿旨，即使错了也要绝对执行。也可能真的是某皇后在钱样上掐了一下，那就无人敢动了，只能照此铸钱，这也许就是月纹之滥觞。
现代泉界则认为，开元通宝钱月纹系各个铸炉的标记，它与其他记号如星纹、云纹、鸟纹一样，均为炉别标记，以做质量验证的凭证。此说现已深入人心，被绝大多数学者及藏家认可，似无争议。但仔细推敲，此说漏洞也不小。自中唐始，开元钱大部分都铸有月纹，一般的形式是钱背穿上仰月，穿下的较少，其他位置的更少。其次是面星纹，多在通下，钱背及其他位置的稀少。也有孕星、多星、祥云等，但罕见。若是炉别标记，应该有更多样的纹识、更多种位置，且都应有一定的数量，才能分清炉别。而大多数的钱是背穿上仰月（初唐则绝大多数没有标记），难道偌大的一个国家用的钱，大部分由一座铸炉铸造不成？这显然违背常理。
圆钱上出现纹饰，最早始于汉半两钱，现代学者也解释为炉别标记。半两的标识多为竖划，其次是星纹等，位置多在钱面穿上下，但有标识的钱很稀少。笔者从2万余枚汉半两钱中只拣出有竖划的10枚，面星的8枚，其他标记的6枚。有标识的仅占千分之1.1，绝大多数的钱没有标记，这又如何区分炉别？
那么古钱上的纹识又如何解释呢？古今学者一致认为，外圆内方的古代铸币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此观点首见于文籍的是西晋学者鲁褒的《钱神论》：“钱之为体，有乾坤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既然钱是天地的象征，那么天地之间，没有比太阳月亮更引人注目、使人敬畏的了。在象征天地的古钱上铸上日（星纹）月是最顺理成章不过的了。而钱面铸上太阳（星纹），钱背铸月亮，正是昼夜交替自然规律的真实反映（钱面代表白天，钱背表示晚上）。除了日月之外，天上显见的当然还有星星、云彩、飞鸟，所以也有时也在钱幕上出现。
笔者以为，古钱上的月纹就是月亮图，而星纹是太阳图；钱幕上出现的多星点如北斗等才是星星图。
钱币上的太阳月亮图，应是反映了古人对日月的崇拜和敬畏。而钱币上的星星、祥云、瑞雀等图纹，亦都是古人所见天地之间物象的真实反映，也表示了祥瑞的含义，并非用于区分炉别。
日月纹常见于以后各朝钱币，特点是纹识更大更标准。如五代唐国通宝背日，北宋元丰通宝背日月，南宋绍兴元宝、淳熙元宝背日月，清代咸丰大钱背日月（由于有背文纹识较小）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西藏铜币上还铸有日月图，所表达的意义清晰明了，不言而喻，更非炉别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