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開元通寶”與“飛錢”

剑灵

唐代的“開元通寶”，開創了我國貨幣史上的一個新紀元。自此，青銅鑄幣告別了以半兩和五銖標重命名的傳統，開始向抽象化、符號化轉軌。“開元通寶”還在形制和重量上樹立了中國貨幣的標準形象，它以一錢為法定重量單位，每十枚錢重一兩。十錢一兩的十進位制由此產生，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開元通寶
”這四個字出自唐初歐陽詢的手筆。所謂“開元”，是開創新紀元的意思，而“通寶”則指在統一之國度內的通用寶貨。歐陽詢的書法居唐代四大家之首，他的楷體“于平正中見險絕”，對後世影響很大。但“開元通寶”卻含八分和隸書，寫得方圓兼備，頗能顯示初唐文化的兼收並蓄。“開元通寶”不是“年號錢”，它從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開鑄—這比唐開元年早了近百年—在唐代約三百年的歷史中通用，未有中斷，這在貨幣史上也是罕見的。
當時不僅國內商品流通繁盛，而且在對外貿易方面，東起長安，西至伊朗印度土耳其的“絲綢之路”，使中國成為亞洲地區的商貿中心。中國最早的一種匯兌方式—“飛錢”，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飛錢”亦稱“便換”，起于唐憲宗時。由于國內及外貿交易的日益發達，銅錢短缺的形勢加劇。當時與唐朝通商密切的許多國家，也流通“開元通寶”。銅錢大量外流，唐朝中央政府有限的鑄幣量不敷使用，各地經常出現“錢荒”。于是中央政府規定各地方政府禁錢出境，以防錢幣流入海外。這樣，匯兌業務的雛形“飛錢”便應叨�生了�?
“飛錢”有兩種，一種是各地在京師的商人，將售貨所得款項，交付各道駐京的進奏院，由進奏院開具發聯單式的“文牒”或“公據”，一聯交給商人，一聯寄往本道。所謂進奏院，是唐代中期邊疆地區的藩鎮節度使為加強與中央政府的聯絡，在長安設立的辦事機構，專門負責呈遞奏章，向朝廷各部門請示匯報及搜集政治、商業消息等。到九世紀初，全國節度使已發展至四十多個。使用“飛錢”的商人與節度使派遣在京的進奏院交涉完畢後，以一紙憑據即可隨時隨地兌換現錢。另一種“飛錢”是由一些“邸店遍海內”的私商辦理的。這些私商就是明清時期，在全國各地及歐亞國家開設錢莊、票號的山西商人的祖先。私商招徠這種生意，一是為了避免輸送現錢，二是牟利。他們利用總店與設在各地邸店之間的聯係，向不便攜款遠行的商人發放票據，商人可憑此“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在私商所開的聯號合對票券後取兌貨款。當時進奏院所辦的“飛錢”曾一度收費，元和七年時，每千錢“便換”收取匯費達百文。而私商受理的“飛錢”都是平價匯兌，不收匯費。但古時交通不暢，加之邊地路途遙遠，合券付款往往在一兩個月之後，這實際上已使私商獲取了利息收益。
“飛錢”這種匯兌方式在唐代發端後，被北宋沿用。宋開寶三年（公元971年），官府在開封設置官營匯兌的機構“便錢務”，為行商直接辦理異地匯款。據有關資料，在995年至997年間，全國商業匯款已達一百七十八萬貫，規模遠遠超過了唐代。這標志著中國的信用交易已走過了萌芽期，隨貨幣金融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元寶”的由來
在中國貨幣史上，正式把金銀錢稱作“元寶”，始于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古大軍滅南宋後回至揚州，丞相顏伯下令搜檢部隊行李，將所得撒花銀子統統銷鑄作錠，歸朝獻納。經辦此事的銷錢官依金代銀鋌成例，制成每枚重五十兩的銀錠，取名“揚州元寶”，呈給世祖忽必烈。世祖又將元寶分賜給王孫國戚們。當時所鑄元寶形呈馬鞍，兩端圓弧，中間束腰，在形制上與南宋和金的銀鋌十分相近。元代稱金銀錢為“元寶”，有元朝之寶的意思，黃金叫做金元寶，銀錠叫做銀元寶，後來也就成了金銀貨幣約定俗成的通稱。
在中國貨幣史上，白銀的發現和使用都遲于黃金。這是銀礦常與銅、鉛等化合，冶凍分解技術難以掌握的緣故。元代用銀，一方面傳承宋朝錢制，另一方面元寶的價值尺度已發展到一種流通手段，成為名副其實的通貨了。元人認識白銀，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在忽必烈鑄“揚州元寶”之前，蒙古太祖成吉思汗就已鑄過“大朝通寶”銀錢。此錢正面多刻鼠、牛、虎等獸印，是一種生肖紀年幣。當時蒙古與地中海岸的土耳其斯坦等貿易關係密切，商隊往來也十分頻繁，交易中使用通行的花刺子模銀幣，入主中原後即提高了白銀的貨幣職能。當時白銀不僅用作賞賜、國家貿易、借貸等，還常常用來表示物價或直接購買糧、馬等。雖然元初時朝廷曾明令禁止民間流通和買賣金銀，但百姓之間的借貸、日常交易甚至勞務報酬的支付等等以銀計價，已成家常事。後來的元成宗鐵木爾在元貞年間又鑄“元貞通寶”小銀錢，目的不再是流通，可能是作吉祥錢或供養錢。銀錢的重要性更體現在政府確立紙幣制度後，仍以白銀為本錢來保證紙幣發行。一個明顯的現象是，最初行用寶鈔時還以折合銀錠計算，後來徑直用錠為單位來衡量寶鈔。蒙古帝國愛銀之甚，由此可見一斑。
銀元的誕生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向道光帝呈遞了一份題為《查議銀昂錢賤除弊便民事宜疏》的折子，分析鴉片貿易導致白銀大量外流，錢賤銀貴的流弊，提出了“欲抑洋錢，莫如官局先鑄銀錢”的對策。為此林則徐還模倣外國銀元，在江蘇試鑄過造型簡樸、成色較高的銀餅。此奏未被旨準，正式的中國自鑄銀餅遲至鹹豐初年才在上海發行。這標志著清代用銀已從銀兩制開始向銀元制過渡，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在清初的一百年間，各地仍沿襲明末行用鑄成錠形的銀塊，以兩計算，稱量使用。當時市面上流通的銀塊形狀繁多，成色不一，重量在一兩以下的稱散碎銀子，一兩至五兩的稱小錁，用于一般交易；大宗買賣則用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紋銀，它是一種全國性的假象標準銀，重約十兩的中錠、重約五十兩的元寶，在支付時必須先折合成紋銀，再換算出其所含純銀，才能完成物值交換，使用起來十分不便。
鴉片戰爭爆發前後，外國銀元相繼輸入中國內地，當時在市面上流通的各國銀元有西班牙的本洋、荷蘭的馬劍洋、英國的站人洋、墨西哥的鷹洋、日本的龍洋等等，已達幾十種之多。由于洋銀計枚核值，使用時不必稱量，因此民間樂于接受。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它在中國成為一種選用貨幣，同時也成為中國自鑄銀元的催生劑。道光、鹹豐年間，從與外商貿易頻繁的沿海城市興起，各地先後倣鑄洋銀。在廣州稱廣板，福州稱福板，杭州稱杭板，其中以上海道臺監制的最為規整，重量大體與外國銀元相符。在這種景況下，清政府為了保持民族尊嚴，維護貨幣制度，開始籌劃鑄行本國銀元。
光緒十年（1884年）吉林上奏商民無現錢可用，之後飭交機器局制造足式紋銀一錢、三錢、五錢、一兩等重銀錢，于是一種叫“吉林廠平”的銀幣出現了。這是中國引進先進鑄幣工藝的第一套機鑄幣。兩年後，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州創辦廣東錢局，購進英國機器開始鑄造名為“光緒元寶”的銀元，當年鑄成100萬元。此錢銀色為九成，重七錢二分，通稱一元；與之配套的還有四種輔幣，即五角（半元）、二角、一角、五分銀幣。這是中國正式用機器鑄行銀元的開端，也是現代貨幣單位制度之濫觴。光緒元寶背面飾有蟠龍紋，又倣洋銀制成，因此稱作龍洋。數年後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又奏準成立湖北銀元局，鑄造“湖北省造”銀元。其後各省紛紛倣造，一時間全國大部分行省都開始鑄地方銀幣，朝廷不得不下令除廣、湖兩局及南洋、直隸、吉林外，其他地方一律停鑄。各地鑄幣權被收回後，朝廷在天津設立了鑄造銀錢總廠。
銀元大量出現後，圍繞著貨幣單位用“元”還是“兩”，即銀幣的基本單位是計枚還是計重，在當時朝野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爭論。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朝廷徵求各省督撫意思，結果讚成以“兩”為銀幣單位的佔了上風。慈禧死後，朝廷于宣統元年（1909年）成立幣值調查局，決定正式採用銀本位，以“元”為貨幣單位，每枚銀元重量為庫平七錢二兩，成色千分之九百，並成立中央直轄的鑄幣局。但同年辛亥革命爆發，清代鑄造銀元的歷史剛揭開新的一頁，就匆匆地結束了。
“法幣”的命?
1927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當年六月，財政部飭令停鑄“袁大頭”，倣民國元年孫中山開國紀念幣，以最快的速度改鑄新式國幣。但因為繪樣、鐫模種種工序尚需時日，在新模未成之前，財政部只好暫用民國元年孫中山開國紀念幣舊模印鑄銀元，以濟金融。據記載，在此後四年裏，孫中山開國紀念幣鑄量不下數億枚，與“龍洋”、“袁大頭”一同成為舊中國流通最廣的銀元。
由于國內缺乏專業人才，當年的“袁大頭”圖案是由天津造幣總廠雕刻師魯爾茲·喬治主持設計的。1929年初財政部欲再次邀請外國人參與設計，各國造幣廠都想抓住這次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機會，紛紛提供銀元樣品。此事引起國內強烈反對。南京政府財政部躊躇多時，未敢直接採用各國樣幣，而根據外國設計，發行了正面為孫中山側面像、背面為帆船放洋圖的一元銀幣。但新幣甫出，“九一八”事變爆發，民眾對“船洋”背圖眾說紛紜，只好收回重鑄。之後財政部決定由新在上海成立的中央造幣總廠在全國發起徵稿，結果雕刻家鄭可創作的孫中山像石膏模入選為新幣正面圖案，背面為雙帆放洋圖。1933年3月財政部開始在上海大量制鑄，但未及投入流通，同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又宣布以紙幣為法幣，白銀收歸國有。中國歷史上大規模鑄造和發行銀元的時代就此結束。
1935年9月，英政府派其首席經濟顧問李茲羅斯來華，幫助籌劃新一輪貨幣改革。不出兩月，以緊急法令形式公布的《法幣政策實施辦法》出臺，規定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即具有無限償還能力的貨幣。由于割斷了貨幣與白銀的聯係，法幣成了不兌換的紙幣。這項改革固然表明了中國貨幣的歷史性進步，但普通百姓想用它買賣外匯則近乎空談。
法幣改革的直接結果是，國民黨政府一下搜集到三億元白銀。這種金融壟斷為其推行通貨膨脹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由于法幣自身是沒有法定含金量的，它的價值須由外匯匯率來表示。元法幣與英鎊的匯率是根據當時近五年來英鎊平均匯價決定的，因此中國必須收兌足夠的白銀咄鶄惗兀瑩Q成英鎊充作準備金。法幣依附英鎊，這很快引起了美國的強烈反彈。美國停止在倫敦市場收購白銀，致使銀價下挫，中國的白銀準備金價值被大大貶低。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向美國乞好，1936年法幣又與美元挂鉤，以100法幣等于29.75美元，確定了美國對中國幣值的霸權。抗戰勝利後，法幣惡性膨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戰前能買一頭牛的法幣，到1948年已買不到一盒火柴。
國民黨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又推出了新幣種，那就是臭名昭著的金圓券。它的嚴重後果，現在已盡人皆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