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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镛，系吴嵩庆之子。1939年生于四川。196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1972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自1991年升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正教授至今。从事甲状腺素代谢研究36年，有专书、专利及论文多项。
一直以来，蒋介石“窃取”、“偷运”大量黄金到台湾，都是一个未解之谜。事情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蒋介石的“总账房”吴嵩庆之子吴兴镛，在父亲逝世多年后无意发现了其留下的绝密“军费密记”。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吴兴镛写成了《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交给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书将于本月17日在宁首发，这也是迄今唯一一本全纪实披露黄金运台的著作。昨日，记者跟随这位7旬老人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人物名片
历史真相
700万两黄金分6批运抵台湾 给大陆仅仅留下6千两
1948年-1949年，在军事较量中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一直秘密在做迁移台湾的准备，而其中重要一项，就是转移黄金。
吴兴镛介绍，他从父亲的军费密记入手，十余年来在海峡两岸和国内外的档案馆、报章杂志及网上搜集资料，并寻访与运金有关的亲历者和目击证人，得出的最新结论是：一共有6批，在此期间运抵台湾。
有意思的是，台湾最新发现了蒋介石的5件亲笔信，据最后一封，即在1949年5月23日（上海解放前几天）写的，蒋介石最后告诉中央银行的人，要留2万两给 “共匪”。可最后，汤恩伯只留了6千。“说留100万块银元，最后汤留了30万。”吴兴镛笑着说，或许，汤恩伯要用这件事表示他对老蒋的“忠诚”，又或者他意图在里面“中饱私囊”。
吴兴镛介绍，根据他多年的研究，第一批的260万两黄金，是作为金圆券储备金转移储藏地点，而不是军费。原来就在上海的中央银行，分三个地方储存。但第二批和第三批的160多万两黄金，来源颇不“光彩”了，而且事关蒋介石下野，最后还部分用作了军费，耗在了内战的最后一年。
来源不“光彩”，是因为这批黄金主要由兑换金圆券所得。吴兴镛介绍，发行金圆券的本意，是为了挽救财政经济危机。但事与愿违，此方式之下，大量黄金被收归国有，人民得到的金圆券却继续贬值。根据他的测算，有档记录的大致为收兑147万两黄金（没记录的无从考证），“那么这批深染人民血泪的黄金最终用在了哪儿呢？吴兴镛昨日告诉记者，经过多番查证，他无比愕然地获悉，这笔钱早就被蒋介石当作军费预支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而且后来，有80万两真的用作了军费，剩余的最后一并运往台湾”。
“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中央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中下野。下野前10天，为了避免‘代总统’李宗仁和立法院、财政部的‘干扰’，继续指挥军队，蒋介石密令吴嵩庆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军费草约’，将原来继续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资金，全部转运到财务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保管’。”吴兴镛说，而保管人，不是黄埔的嫡系，正是自己的父亲——一位有抱负、有操守的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生、时任中将财务署署长的吴嵩庆，“这事在我父亲的军费密记中有详细记载。”
六批运送经过
第1批，1948年12月1日午夜，在时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主持下，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圆，自上海运往台湾。
第2批，99万两，由吴兴镛的父亲吴嵩庆，用军舰先运到厦门。
第3批，60万两，在1949年2月8日-9日，空运到台北。“这批我父亲可能也参加了，可惜那几天的日记却显示完全空白。”
第4批，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汤恩伯将近20万两黄金运抵台湾。吴嵩庆也参与其中。
第5、6批，1949年8月，又有两批共计近20万两黄金，从美国运到台湾。
700万两黄金构成
吴兴镛介绍，先后被蒋介石下令运走的，有400万两左右的黄金，加上银圆、外汇等，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
藏金秘闻
近百万两黄金曾深藏鼓浪屿地下金库
从上世纪90年代一个偶然的开始，到现在，吴兴镛说他不知不觉已经研究这段历史15多年，而在对真相的探寻过程中，他时常有“贵人”相助，也就屡有“惊人”发现。比如说，偶尔得知这第二批、第三批的军费黄金，曾深锁在厦门城外风光秀丽的鼓浪屿上的一个地下金库中。
“按照父亲日记的记载，这笔由老蒋单线联系父亲的钱，主要是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和兰州的作战。”吴兴镛介绍，父亲日记里写，在厦门，专门负责金银提调的是一个叫李光烈的总务科长，后来他就打电话给李光烈，得知确有此事，具体地点为位于鼓浪屿岛上的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这是十分可信的，李光烈跟了我父亲很多年，忠实、可靠。”吴兴镛说，由于吴嵩庆在做中将财务署长之前，曾在湖北厅任厅长，所以升任财务署长时，带走了一批信得过的湖北人，李光烈就是其中之一。
前年，吴兴镛特意从美国飞来，到厦门去找中国银行。并问经理：你们的地下仓库在哪里？没想到的是，连这位经理都不知道。“我知道这个地下仓库！”就在他沮丧之际，后面出现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做叶力，是一位建筑师。就这么凑巧，上世纪70年代，正是他负责把地下仓库打掉的。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吴兴镛，证实了确实有这么个地下金库存在。这个仓库面积并不大，因为鼓浪屿本身就不大。“在原来仓库的位置，现在建了个钱币展览馆。”
吴兴镛说，从种种安排来看，这个军费秘密存放点，是蒋介石用了一番苦心的。比如，提调黄金，财务署这边，仅仅需要李光烈一个人，他可以找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卫戍部队来配合，而不需要惊动地方部队。而且，李光烈，就住在鼓浪屿对面的厦门大旅馆（现在叫民主大厦），靠近海军码头非常近，走路就可以过去。然后，让海军派一艘小船，神不知鬼不晓的，就把他送到鼓浪屿后面。
鼓浪屿这个藏金宝地，一直不为人知。不过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之下，在这个小小的仓库之内，却调拨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大量军费开销。吴兴镛介绍，最高的时候，鼓浪屿曾储存近100万两黄金，3000万银元。到1949年8月运回台湾，差不多只剩下22万两了。“其实，蒋介石一开始，是不想动用这些储备发饷的。”吴兴镛说，可是，金圆券的贬值太快，到了1949年4月底，差不多就没人要了。他引用《蒋介石日记》说，“蒋称：我虽然反对用现洋发饷，但月底非发不可了。”
最新披露
运台黄金现还剩百万两，建议成立基金反馈两岸民众
吴兴镛坦言，经过十多年的调查研究，他越来越感觉运台的金银外汇，原是1948年、1949年“金圆券”的准备金，属于全中国人民，大部分运到台湾后，奠定了“新台币”初发行时的币信，稳定了当时的台湾金融。“当年这笔现金约相当于当时台湾地区800万军民每人平均分到一英两黄金或50美元。因此，必须得给两岸人民一个交代。”他强调，写作此书，就是要将这段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记者注意到，除了调查运台黄金来源，吴兴镛也调查了黄金运台后的流向。在书中，他详细地这样表述：运往台湾的400多万两的黄金中，140万两等于又“回到”大陆各地——80万两左右用于内战军费开销；60万两左右用于在大陆的行政开销。留在台湾的黄金，大约200万两左右，都用到了支撑“新台币”发行的币信上，另外一部分作为了“新台币”的准备金。
“可以说，运台的绝大多数黄金都用作了公费，没有谁把它放口袋里。”吴兴镛表示，尽管之前有些账目不清，但网上讲，蒋介石把黄金全弄到自己口袋，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史实的。“迄今，运台黄金，大致还有100万两左右，留在台湾的‘文园国库’。”昨天，他向记者指出，这部分黄金，必须发挥回馈作用。
“怎样把这件民怨很大的事情圆满解决？这是个重要议题。”吴兴镛提议，这部分黄金的利息，可以用来成立促进海峡两岸教育的“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
他测算，100万两黄金，本金价值10亿美金，算1分例，每年利息也有7000万人民币。可以做两岸交换学生的教育基金。“用于教育，而且不动用本金，这是解决最好的办法。”年过七旬的吴兴镛，谈到这一点，充满了期待：“现在两岸的一些大学，都已经互认学历了，未来将有更多合作发展空间。”至于他自己这本书的稿酬，吴兴镛直言他就打算全部捐献给他倡导的“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
对话吴兴镛
蒋介石上百万两黄金的军费，为啥不交给中央银行，单单托付给吴嵩庆？学医的吴兴镛，又如何意外发现父亲的传奇经历？有关父子俩的趣闻和秘闻，同样充满了神秘和戏剧性。
看到李敖的书，才知父亲是“总账房”
记：这段历史是一段真空。请问您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
吴：上世纪80年代，我回台湾，在马路边上，看到李敖编的一本书《蒋介石研究》，他把我父亲的照片也放进去了，说这是“蒋介石的总账房”，让大家“别忽略这个人”，说他是除了俞鸿钧之外，最重要的搬运黄金、“盗窃”黄金的人。
记：等于这本书促成了您后来的研究？
吴：是的。我也没跟父亲谈过。1991年过世之前，他对这段经历一直守口如瓶。我回来奔丧整理遗物，发现他的一批日记。我空运到美国，但也没时间看。5年以后，台湾有个传记文学社，让我写对父亲的纪念文章，我就去看日记。看完后，我又通过种种史料查证。
父亲被蒋介石看中，因为人品
记：您父亲是如何跟蒋介石结缘的？
吴：经人介绍，1933年我父亲与蒋认识。蒋介石后来放心把上百万两的黄金军费交给父亲掌管，就是看中他的人品。我早上才收到的，台湾“国史馆”的授权书，授权我可以引用“厦门中央银行，转拨吴署长黄金78万两黄金”的原始记录。你看看，这么大笔钱由中央银行转拨给个人。很难想象。但是确实有原件。
在南京二档馆查到重要资料
记：您去年也回南京查过史料？
吴：是的。帮助很大。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中央银行的重要档案1948年6月以前装箱上船；6月以后的直接运送广州。那么我就可以首次下这个结论：那艘于1949年1月沉没在舟山群岛的太平轮上，以前都说有重要档案和账目明细，我认为应该没有。不过，这艘船上还有些白银，就沉在白节山。还可以去打捞。
记：那您父亲是什么时候到的台湾？
吴：5月15日、16日在上海。当时蒋经国也到了，与汤恩伯同时安排最后一批黄金的运出。这第四批黄金，对我个人来说，也有着戏剧性的意义。如果第四批不运，我们全家，都会留在上海。
南京1949年4月解放，我们1948年底搬到上海。当时运送黄金的空军总司令问我父亲：你的家眷还在不？父亲说在。对方说，那赶快走。于是，在江湾搭乘军机，我们一家人就离开了上海。所搭载的是C447型。飞机上，除了我们这一家人，就是一批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