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谈新中国邮票志号问题

弊端将除，前景广阔

——也谈新中国邮票志号问题

朱天文 本站专稿

近读《集邮博览》2004年第7期上发表的罗斌兵先生的《邮票志号的弊端》一文，他认为新中国邮票志号的弊端主要有有：一、邮票志号屡次更改，缺乏完整性；二、邮票志号的编号顺序与发行顺序不尽一致；三、邮票的不同版式编号却完全相同。最后，罗先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邮票上不印编号，上面所提到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只要在发行公告上对邮票的详细信息予以公告，集邮者只要查阅相关资料就行了。”

罗先生的文章确实指出邮票志号编排、使用上曾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大部分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而罗先生提出的解决问题、消除弊端的办法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因噎废食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志号作用。自邮票诞生至新中国成立前，在世界邮票史上还没出现过志号。邮迷收集邮票的过程中难以清楚地了解邮票的套数和枚数等信息，很不方便。志号的产生则给集邮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简便实用的邮票"检索表"。有了志号，集邮者可以从票面得知，本套邮票是第几套，全套多少枚，顺序号是多少。有短缺者，一目了然。邮票志号虽是中国首创，但已不再是中国独有的了。据《中国邮票史·第七卷》介绍说：“邮票志号也为许多国家采用。如匈牙利1963年至1964年发行的邮票即印有志号，比利时邮票从1975年开始使用志号，每年顺序排列一次。南非邮票从1982年开始使用志号，每年以拉丁字母标志发行套数顺序，另以数字表示全套枚数及全套第几枚。其他一些欧美国家20世纪70—80年代也陆续在邮票下方印上了发行年份。可以看出，作为记录邮票发行部分数据的邮票志号，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邮政主管部门的认可。”这段文字可以作为志号生命力的一个佐证。

关于罗先生在文章中提出志号存在的弊端，我们必须用辨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一）编号方式更改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大多具有其历史原因。

1967年3月4日，邮政总局根据北京邮票厂造反派的意见，研究发行印有“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邮票”时，有人说：“纪特邮票志号是为集邮服务的，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是对工人的管、卡、压！”这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于是，决定取消邮票上的志号，并以1967年邮字18号文件予以确定：“今后各种邮票（包括纪念、特种、普通、航空等）改为统一编号。编号不再印在邮票下面……印在邮票的包封条上。除统一编号外，并标明这套邮票的枚数及这枚邮票是第几枚，例如：‘文1·11－1’。”有人说，“文”字邮票是“没有编号的邮票”并不确切，应是“邮票上未印志号，但全张邮票边纸印有编号。

“文”字邮票的志号被取消，给生产管理和收藏造成许多麻烦，因此，在调整邮票发行方针的时候，出于生产管理上的方便，邮票上恢复了取消达3年之久的志号，但又不是原有老志号的简单再用，而是采用了志号不分类别、套别，在每枚邮票底边左角处印有顺序编号，右边印有印刷年份，1枚邮票编1个号。这一新志号为后来JT邮票志号的诞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是邮票发行工作中治乱的反映。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不能区别邮票的种类。

由于编号票比起老纪特的志号相差明显，各方多有怨言，邮政总局要邮票发行局的会计科负责解决这一问题。该科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 （1）补办手续方案。即把“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都续编在老纪特的后边，例如“文1”就顺着老纪特的最后一套纪124“32111钻井队”编为“纪125”，一直编到1973年底，然后在发行的新邮票印上续接的志号。 （2）挖掉方案。即把“文字票”、“编号票”统统甩掉，在新发行的邮票上续编“纪”、“特”。 （3）另起炉灶，重新编号。经过分析比较并广泛征求意见，认为第三方案比较可行。在具体拟定第三方案时，邮票发行局会计科负责人胡誉淳提出如下三点：第一、保留原纪特志号的优点，把套号、枚号、年号保留下来；第二、必需要与原志号有所区别，把原来标出“纪”、“特”改为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来表示；第三、把意义不大的总枚数取消。经报邮政总局和邮电部批准，新的纪特———JT志号从1974年开始实行。这样胡誉淳由于他机智的构想使之成为继邓连普之后第二位新中国的“邮票志号编设人”。

最后一次更改是将原邮票上的纪、特志号改为按年度编顺序号。这次改变志号编制方法的原因是截止1991年底，纪、特邮票志号已分别为J.185和T.168，再按这种方式连续编号数字过大，存在诸多不便。

综上，新中国邮票志号编排方式的变化主要是为了适应政治气候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是以邮票发行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现行的按年度将纪念、特种邮票混合编号的方法，尽管不能令所有人满意，但将长期存在，这是毋用置疑的。

（二）志号的编号顺序与发行顺序不尽一致的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造成志号“乱套”的主要原因有：1、带有突发性的重大事件或临时安排发行的邮票。如1981年中国女排荣获第三届世界杯冠军邮票于12月21日发行，但1981年10月已经发行了J73，J74与J75又确定在1882年的2月与3月发行。这套邮票只好安排志号为J76，却先于J74、J75发行。2、撤消发行原计划的邮票，改换以重新选题设计的邮票。原已预告1964年4月将发行一套8种的《京剧脸谱》邮票，志号定为“特62”。当时正值掀起“京剧革命”狂飙，把《京剧脸谱》邮票视为“与革命现代京剧唱反调”，于是取消发行。但一直保留“特62”这个志号以及8种邮票图案的总顺序号空置。至特62——特67这12套邮票陆续发行完毕，1966年3月30日才发行新的特62《工业新产品》。这些志号的编号顺序与发行顺序不尽一致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和突发事件导致发行计划被打乱造成的。

近几年，为了协调好重大题材邮票的及时发行与邮票志号的关系，邮票发行单位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措施。1、先发行邮资封片，再发行邮票。如中国国家足球队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国家邮政局以最快的速度发行了纪念邮资明信片以示祝贺，而后在2002年发行了世界杯足球赛纪念邮票，展现了足球健儿的英姿，二者相得益彰。2、采用“特”字编号方式，不占用年度编号。如《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万众一心 抗击非典》邮票的志号编排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三)邮票的不同版式编号却完全相同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向国家邮政主管部门和邮票发行单位提出呼吁，相信领导者和设计者能够从善如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

对于罗斌兵先生在文章结尾提出的“邮票上不印编号，上面所提到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只要在发行公告上对邮票的详细信息予以公告，集邮者只要查阅相关资料就行了。”的看法，笔者不敢苟同。尽管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各种媒体（如网络、电视、报刊）能够迅速、及时的发布、传播各种信息（包括邮票发行信息），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也多种多样，似乎邮票发行信息的传播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罗先生也许忘记了中国还有若干集邮爱好者生活在农村，他们刚刚摆脱贫困，走上小康之路，他们的获得信息的手段非常贫乏，许多人正是借助于志号来掌握邮票的发行资料；许多学生集邮爱好者由于学业的紧张而无暇顾及上网查询集邮知识，阅读集邮书籍，他们也要借助于志号来指导收藏。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偏远山区的爱好者）甚至于获得一本邮票目录的机会都没有，书中的集邮资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空中楼阁。

郑启五先生曾经在《一个知青邮迷的奇遇奇闻》（《集邮》1995年第3期）一文中提到过自己在七十年代下放期间由于邮票发行信息的匮乏而将普无号中“工农兵”三枚邮票当作“文20”保存，直到10年后的1980年才知道它们的真实身份的故事，郑先生形象地把这样的集邮，称之为“盲人摸象”。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志号对于集邮者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愿所有的集邮者不再做摸象的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