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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普11”邮票的发行背景及设计的逸事-2
1楼
5201314 发表于：2010/1/25 17:21:00| 二、有关“普11”邮票的设计 “普11”邮票在不同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都明确记载该组邮票的设计者是万维生先生，这自然没错。特别是笔者与万维生老师是地地道道的泉州老乡。无论是见面或是电话中一谈到集邮便无话不谈，特别是万维生老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知悉我主集新中国普票和《天安门》邮集，亦大力支持了2项关键性的邮品，其中就有一张“普11”50分面值的天安门图案普票的设计草图，弥足珍贵，（图2） 为我获金奖的《天安门》专题邮集和普票邮集增辉不少，此是后话，待会再细叙万维生老师设计“普11”普票的故事。而我们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万维生老师接手设计“普11”邮票之前，已有“普11”的设计图案曾送审过被否认未获批准。这一情况可从《中国邮票史》第7卷第330页中一段文字得以印证： “……11月24日（笔者注：1959年）邮电部部长办公会议审查了三种普通邮票设计草图，决定采用‘革命圣地’方案，以瑞金、南昌八一大楼、延安宝塔山、天安门作为主题，重新设计。12月14日4幅图案的正式设计送审，但因不太满意而未获批准。” （图2：天安门的万维生设计图稿） 从以上文字我们得以了解一个客观的事实，1959年11月24日在邮电部部长办公会议初步决定选用“革命圣地”方案后，邮票发行局马上落实专人设计邮票图案，而且在20天时间内就拿出了“普11”的4幅设计图稿送审。只是很遗憾因有关领导不太满意而未获批准。那么是谁设计了这4幅未获批准的图稿呢？我曾二次询问了万维生老师这一问题，他坦然地告诉我他自己也不清楚是谁。因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很多邮票的设计任务是由领导分配到设计室某一设计家，作为他们的工作任务。按万维生老师的回忆，当时从事邮票的设计人员只有7人，绝大部分人员都是分工设计纪特邮票，而邮政业务上的普通邮票多年来均由孙传哲老师一人承担。因为孙传哲先生是最老的邮票设计家，有多年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胶版画稿有独到之处。我们翻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从1950年2月发行的新中国第1组全国通用的普通邮票“普1”到“普10”（不含普2）全部清一色是由孙传哲老师设计，那么，这4幅在1959年12月14日送审而未获批准的“普11”图稿是否就是孙传哲老师的作品呢？ 带着这一问题我翻找的一些资料，终于在马骏昌先生选编的由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的《集邮回忆录》找出孙传哲老师撰写的一篇邮文《邮票设计工作四十年回忆》，文中虽未具体提出参与“普11”早期的准备工作，但是文章的结尾列出他本人四十年来设计的各类主要邮票清单，对于纪特邮票他是采取按具体年份或年段列出该段时间所设计的邮票名称，而在列表最后专列一段《普通邮票》（1950年-1974年）里面写着“…..10.普十一，革命圣地图， 11.普十二.革命遗址图……”。从之前的普票设计专一由孙传哲老师负责，到他本人留下的文字记载，我们似乎可得出最早的“普11”设计图案孙老师是身体力行地参与了。这里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后来由万维生老师设计的雕刻版方案的“普11”正式发行后受印制工艺影响，“普11”印刷不畅，印制量无法满足当时邮政业务的需要，国家邮政部门指示改用胶版印制了图案、面值基本与“普11”相似的“普12” 邮票，设计者就是万维生老师所提到的“尤其是胶版画稿有独到之处”的孙传哲老师，有了“普11”图稿未采用的一番经历后，设计“普12”就顺风顺水了，当然这还是一番推测，也不排除孙传哲老师的最早的初稿画得过于精细复杂，不适宜作为雕刻凹版普票的图案，而移作1961年7月1日发行的纪88《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邮票的图案之用，因为该套纪念邮票除第一枚图案是位于上海的***一大会址，其余四枚刚好与“普11”的四幅图稿主题完全吻合。只是未到南昌实地写生的孙老师把四层的南昌八一大楼画成了三层，留下一个设计上瑕疵和遗憾。 再回到“普11”的四幅设计图案，在1959年12月14日被否定后，主管领导把这“普11”设计任务交给在设计室里较为年轻的从未设计过普票的万维生，而且指定要雕刻版。按老万的话:“自己对新任务一是服从分配，二是有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头。”记得还是1960年春寒料峭的季节，万老师只身一人坐火车先来到英雄城南昌市，革命历史重要纪念地——南昌八一大楼当时还是正在营业中的大旅馆。在狭窄小巷里，万老师拿出随身带去的画夹和小凳进行实地写生，认真描绘着这座人民军队创建的发源地，整整在大楼四周转悠了两天。画完八一大楼图稿（图3）后随而奔赴第二站——被誉称为红都的瑞金。南昌到瑞金乘汽车要近二天的路程。长途汽车是早上六点发车，老万怕睡过头误了赶车，把招待所的两个闹钟都借来放在床头。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半夜抛锚在抚州，司机同志通知旅客们各自投宿，隔天清早再走。万老师半夜摸黑到抚州邮电局，凭着身上带着的邮票发行局的工作证，终于得于在他们小小的招待所住上半宿。特别感人的是临睡前食堂的师傅还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汤，尽管上面仅飘着几点葱花和油星，但万维生老师一提到它还是记忆犹新，是他一辈子难予忘怀的一顿宵夜了。 （图3：“普11”的南昌八一大楼） 隔天的下午长途汽车终于到了瑞金城，万老师住在瑞金邮电局的招待所，并向当地的同志请教了解当年的革命历史遗址，听到讲沙洲垻的很多故事，其中就有我们当年小学课本读过的“吃水不忘掘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动人故事。当时邮电局车辆很少，调不出车辆来，只好向公安局借辆三轮摩托载着万老师赶到沙洲垻，为了不使江西两处革命遗址都用纪念馆，万维生老师特地选用了沙洲垻村内有一棵大树旁边的毛主席故居，（图4）作为瑞金的革命圣地代表，前后在沙洲垻逗留了好长时间。至于北京的天安门，前后数次实地观察、写生直到定稿，目的就是设计一枚有别于先前数套普票的天安门图案。这从万老师送给笔者的“普11”50分天安门图案初稿可见端倪，既成功地表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又较好地区别于先前普票的天安门图案。（图5） （图4：“普11”的沙洲垻） （图5：“普11”的天安门50分） 由于时间较紧，四幅图案中的三幅均是实地观察写生创作，唯一没有到实地写生的是陕北的延安，宝塔山图案（图6）是参考当时的《人民画报》的照片绘制而成。1960年5月17日，四枚新的设计图稿完成，万维生老师同时附上《普通邮票送审说明书》，文中提到：“邮票用雕刻印制，采用木刻行式，以强烈黑白对比效果表现天安门等雄伟建筑物”5月30日邮票发行局将4幅图案的竖型和横型两组方案送审（见《邮电部邮政总局（60）票签字第155号报告》），6月20日召开的邮电部第221次部长办公会议决定”采用横型的普通邮票四种……，但第一种天安门图案需要重新设计” 1960年6月21日（见《邮电部部长办公会议纪要》），经过3个月反复设计和修改，邮票发行局于9月24日将4幅正式图稿报邮电部审批，之后再经过一些修改，邮电部于1960年12月底才正式批准“普11”的设计图案。此时距离最初的设计已一年有余了。 （图6：“普11”的延安宝塔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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