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格文先生撰文讨论中银错片的流出数量，这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作为晚辈对其敬佩。但是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局限性，而刘先生的局限性就是他撰文时，并没有看过邮部（1991）46号文件，故此他提出“既然没有找到可靠的官方文字资料，与其相信非官方印刷品上的道听途说，不如相信官方权威人士的口头证实。”这说明他做事还是严谨的、求真的。
那刘格文先生当时真的没有看过46号文件吗？“笔者保存着一张日历，上面说14个省市共流出76399片，其中最多的山东25510片，四川16220片，其资料来源不详。”这说明有人告诉过他一个和46号文件相似的数字，是他自己记在日历上了，日历上是不会印中银的流出数量的。只要不是00后，大家都知道当时桌上日历的用途。他说资料来源不详，这证明他记载的数字，并不是看到46号文件而得到的。
后来刘先生参与编写中国集邮史，他记起这个事情，想去查找：“我在参与撰写《中国集邮史》时，曾专门到信息产业部文史中心查阅档案，可惜未果。”这更说明他并没有看到过46号文件。
故此未果之际：“既然没有找到可靠的官方文字资料，与其相信非官方印刷品上的道听途说，不如相信官方权威人士的口头证实。”
现在我们清晰的可知，刘格文先生在当初撰文时，并没有找到过并看过46号文件。所以我们这些后来看到过46号文件的人怎能求全责备一个当时寻找过、但是未果的人的自我判断？！
试问如果刘格文先生当初找到了，并看过46号文件他会作出怎么样的判断？还是让刘先生自己来回答吧----“既然没有找到可靠的官方文字资料，与其相信非官方印刷品上的道听途说，不如相信官方权威人士的口头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