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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万，还是一万
——片蓝流失量的文献评析
赵复兴题记
片蓝问世20年了。说心里话，老生跟片蓝有着一段割舍不断的感情，20年的孜孜不倦终于感动了上苍，
手中最多时达1000多枚的“中银片”，竟被“咕咚”成8000片，还什么“如果流失量是七万，他手里得有15000片”。好一个天方夜谭！经历这20年的风风雨雨，切身体验到了什么叫“人言可畏”，什么叫“杀人不用刀”啦！到目前，手里的片蓝由于各种原因也所剩不多了。前几天“片蓝”被一些人给忽悠到了2000元，有人急用钱给老生打来电话，19500元成交了10片。实话实说，那时老生再看到76407的数字也不觉得那么讨厌了。如果有便宜的还想再买点留给后人。 赵复兴20100809
片蓝是JP22中银错片的简称。对“片蓝”流失量的研究，私下猜测之争自然20年前从回收开始就有了，当时的小报可见一斑。现在研究这个问题，最好是结合市场实践。但由于缺少市场实践的材料，只能做一些文献性的分析，就是根据已发表的文章，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来比较鉴别，谁的正确可能性大一点。就目前知道的研究片蓝流失量的公开刊物文章，主要是一万还是七万两派，有赵、刘、徐、陈四篇，时间集中在1999——2000两年。
这个争论，始于赵复兴的文章。1999年4月有民间“片王”之称的赵复兴在“中国集邮”杂志发表对话体文章：《JP22“片蓝”-中银错片收藏价值的论证与研究》，首先提出流失量约一万的说法，是第一次明确的见诸国家权威刊物之说，但他没有公布数字来源，权威访谈对象的名字也被有意掩盖，减少了说服力。第二年，中国著名集邮史家刘格文将军在2000年9月“中国集邮”杂志，发表《走进片蓝》，公布了对流失量进一步研究的情况，也是一万论。但是观点没被重视和普遍接受。这可能是由于不久，徐国忠和陈
时至今日，两派相争，“七万论”以有国家通报明确数字定论占了上风，“一万论”似无出头之日。但是历史的真相是不能长期被掩盖的，我们今天就是要重新讨论，看看7万论和1万论，究竟谁能站住脚。通过对国家通报和上述四篇文章的解读，我们的看法是：“七万论”是刻舟求剑，“一万论”才比较可信。
一，“7万论”的提出和论证方法
1，徐国忠的观点及错误
2000年11月，徐国忠就根据这个文件的上述几句话作了判断，提出流失量7万的观点。徐国忠的文章，在方法上其实很简单，就是机械应用了这个46号通报的
通报文件明确提出：有流失的14个省市，“山东，四川，贵州，吉林，河北，新疆，江苏,广东，湖北，河南， 北京（邮），陕西，山西等邮电管理局以及重庆市邮电局对提前出售的问题继续清理，并将清理结果写成详细报告报部。如有发现有蓄意藏匿的，内外勾结倒卖的，管理局应组织力量迅速查清，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继续清理会言而无效吗 ？ 在实际上，后续清缴工作更加严厉，处罚力度是非常大的，领导是动了了真格的。不是象有些人想象的走过场。
在赵复兴和杨处长的《对话》里说，“流失比较严重的是山东、其次是四川。邮电部把这两省作为重点，由省市局主管人员亲自层层把关，并分多次有步骤收回、力争把该片的流失缩小到最小程度，并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营业员头上，提前售出一片罚款18元（售价1角8分的100倍）。到后期有的地方卖出一片就罚款1000元！为追回已发出去的错片，邮电部党组十分重视，随着对各流失地、从局长、公司经理到营业员的处罚力度及罚款数额的不断加大，有的营业员把提前售给熟人的中银片又都追要了回来。为此事还撤职了两个县级局长和多名公司经理。”
《对话》里的描述是完全可信的，因为通报本身就提出了100倍罚款的明确要求；而且比具体罚款数更重要的是通报的发文意图，主要精神，是严格邮票发行纪律，防止以后再犯。为此，在通报文中的最后部分，特别有“部重申”一节，专门重申了两条发行纪律，它有杀一儆百的明显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清退不可能没有成效。所以，以此看，截止8月15日，90.65%的回收率绝不会成为最终的结果。
这样，在逻辑上，非要以90年8月15日的数值为结束点，抹杀或割裂到发文时间，直到以后销毁时的数据，是不严谨的。显然，徐文一方面提及通报提出“后续要查”，一方面武断认为认定现有数值可以基本认定，是错误的。然而徐文对此没有没有任何解释，难道是认为后面的工作不会有成效了？我们前面已证明这太想当然，不符合通报的发文精神和后来的实际。事实上，应该还有以后两个阶段的搜缴记录数字；但是没有被提及，几乎是被粗暴的抛弃了。所以徐文的结论是不可信性的。
2，陈方权数值的时间及意义。
陈方权是另一个7万论的重要支持者。在片蓝流失量的争论中，陈方权提出了六万论的观点，并以“有结论的东西不要再炒了”作为文章结尾而似乎给这场论证盖棺论定。其实，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陈方权的文章，他没有第一手材料，对于数值的处理更加简单，是采用了1991年三月的粤
3,徐、陈方法论的错误表现
纵观徐、陈的文章，在方法论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强调通报的权威性，但是强调得过分。徐文是把通报的形式权威与内容客观割裂开来。通报是有权威性的，但也是相对的有限的。某种程度上形式的意义大于内容。从形式上看，通报的权威大于一般的个人发言。但他只能保证文件确定时间范围内的数值的权威正确性，而不是相反。超过了他的时间范围，譬如8月15号以后，它实际上没有作确定。那么对8月15号以后的数字有什么权威性可言呢？并不比了解情况的有权威的个人发言强。硬要说通报8月15号的数字有确定性，权威性，能管到最后销毁时的数字，是否在演现代刻舟求剑的笑话呢？8月15号以后的数字，反映在以后的通报里，最终的数字，反映在以后地方集邮公司给总公司的汇总里，反映在总公司给部的汇报里。留存在当时总公司最高处理者的脑海里。但这一切，都没有反映在徐、陈的文章里
第二，强调基本结束，但是混同于完全结束。通报说的基本结束，指的是整个清缴工作，是指收回达90%而言。但是通报明确指出还要继续清理。并提出了两方面的具体内容，力争把流失片子收回来，减到最低程度。所以，徐文是把基本结束与继续进行对立起来，以前者抹杀后者，好像后面的10%。也不要搞了，把基本结束混同于完全结束，是错误的。
所以，总体上讲，徐文和陈文的数字，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数字，以此限定后面的全部数字，甚至排斥它们的存在，是错误的，是在演现代刻舟求剑的笑话。是至今日，我们没有看到徐文或其支持者有任何的旁证，支持其那样解读通报的依据。而陈文，自以为印证，其实不是帮倒忙吗？至于那些不仔细看文件通报，跟着人云亦云，是以讹传讹，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该有所清醒。如果说以前看不到文件只能听传说，情有可原，那么现在文件都能原文看到了，为什么不自己动脑筋读一读，想一想呢？
二，“一万论”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1999年四月，《中国集邮》杂志登出了关于片蓝流失量是一万的文章。发表者是“民间片王”赵复兴。我们现在不知道，当时发表的文章，为什么抹去了了被访者——提供材料的实际主管、当时负责片蓝清退工作的杨处长的名字，使文中提供的数字，在外人看来变成了民间专家的私人估计，看来是被访者还不愿透露姓名。结果，大大消弱了数字的价值。但是相信这个说法还是有影响和意义的。所以后来，第二年《中国集邮》编辑部特意邀请邮史专家刘格文将军再做一次认证。
1，刘格文将军的研究结论
从刘格文将军发表的文章及编者按看，他以特别受邀的身份研究片蓝的流失量，研究条件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他的研究并不顺利或一帆风顺。他在邮电部文史中心居然没有找到相关材料。
有人说这是因为通报是个阶段性材料，不予存档。这是一种可能的假设，但我不能确信。新中国第一张出错回收的邮资片，这么大的事，总该有个总结性材料吧。从46号通报的对后续工作程序的要求内容看，最后应该有汇总的材料，详细表明最终各流失省份收回了多少。材料找不到，但是这个事实信息一定存在。因为有最终收缴品全部在廊坊纸厂销毁的这个事实在。而且这个销毁是多方监督下进行的。
刘格文的办法是好的，最后访问事件的两个主要当事人，原总经理
现在的问题是，刘杨两人提供的信息可信吗？刘格文将军的这个结论可信吗？刘文还是私人访谈吗？有足够的权威性吗？
2，关于证词的可信性
从身份上讲，刘总、杨处他们当时主管该项工作。一个总经理，一个业务处长，按46号通报的要求，当时各地的最后清理工作详细材料要汇总到他们手里，由他们再汇报到部里。他们有权力和有义务来接触此项数字，或者说，他们必然和必须了解此项数字。
赵复兴最近指出，他和杨处长的对话是在92——93年。主要内容就是片蓝的流出数量。当时他还在职、对话距离错片销毁时间的间隔应该不会很长。赵的对话体文章记录了这段往事。
甲：“中银错片“究竟流失甲多少，您肯定知道了?
乙：不到1万片，大约9780片左右吧。
赵说，“作为乙的杨树明处长回答的斩钉截铁一点没有迟疑，尤其当时还有吴宝新在场”。
七年后，杨处长和刘总经理接受刘格文的咨询。他们提供了数据，不但刘、杨相互一致，而且杨本身前后一致。真可谓是相互印证。中国俗话，一人为私，两人为官。刘的访谈，刘杨互相印证，赵的访谈，当时有吴宝新在场，以后有刘格文的调查为证。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和逻辑推理证明，刘杨有串通伪造数据的事实嫌疑，那么刘杨数据就是在法律上也应该可以确信。所以编者按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是提供非常重要的数据，是有道理的。
3，刘格文的文章有权威性吗？
权威是相对的，但是这篇文章的权威不小。
首先，写作者，是中国著名邮史专家，被邀请撰写中国集邮史，有丰富的史料选择和鉴别的经验，又有将军的身份。从刘文可知，当时他对片蓝早有研究，中国邮坛最早关于片蓝错在何处的说法是由他提出和被大家沿用的，同时，他又不是固步自封的人，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片蓝错在何处的补充解释。所以，编辑部请他解释这个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名至实归。现在有人怀疑他的权威性，认为他没有看过通报原文。难道他看过就一定会象徐国忠那样解读文件，刻舟求剑？他舍弃那原先记载自己日历上的没把握的流失数值，转向两个当事主管者引证，正是一种明智和有经验，负责任的表现。
其次，提供数据者，是原主持该项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原总经理
其三，文章组织者，是中国集邮杂志编辑部，而不是个人。他们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组织了这篇文章，不同以往的公开了材料提供者的姓名和职务，对调查文章做了按语和肯定。这无可怀疑的是要增加文章的权威性，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自发投稿。应该认为，刘格文受托写的这篇文章，不是个人访谈，是一次国家行为，是最高集邮部门的一次有组织的结论性认证。
第四，可信程度最高。迄今为止，并没有人拿出比刘格文的文章，更可信的数据来。从内容上讲，一些人流行已久的七万论如前所述，是演现代版刻舟求剑，把阶段性数值当终极数值，数据缺乏可信性。 综上所述，解读通报，比较两种论点，四个版本文章，我认为刘格文的文章可信度最高，权威性最强。
三，从七万到一万的现实可能
作为单纯的文献比较分析，指出“七万论”的不可能，“一万论”的可信性就行了。但是从生活实际的逻辑讲，我们还要考虑，从流失七万经过后期继续清理回收，缩小到流失一万，有没有实际上的可能？如果可能，途径在哪？否则，“一万论”的可信性就会打折扣。有人提问，七万都流出了，还收得回来吗？怎么回来？花高价到市场上买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分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仔细阅读通报本身，它是片蓝清退工作的前期总结和后期指导。它可以告诉我们片蓝的流失特点和后期的清退指导。
1，片蓝流失的特点
对这个问题，通报一开始做了流失状况叙述，给了我们提示。通报说：
“山东等十四个省，区，市邮电管理局将部分《中银邮资明信片》在发行之日前提前出售；还有部分地区在接到电报通知后仍继续出售，造成相当一部分《中银邮资明信片》流失到社会上。中国邮票总公司多次电催清退后，仍有些局等待，观望，迟迟不予清退。”
根据这段流失状况叙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两点：
1） 流失的集中性。
这是本次流失的一个特点。14个省市单位流失，主要集中在山东和四川。有材料表明山东25510多，四川16220，这两个省占了全部流失的50%以上。这些流失数字让我们思考流失的具体性。全国总共才80万，32个省市单位，扣除总公司留存，山东能分配到多少？虽然不能说山东一定会分到多少，这个数值不是山东的全部分配数。至少是它的一个很高的比例数，难道它能在接到禁卖通知后全部卖完？或卖得那么多？改革开放后全国邮票管理有所松懈。但毕竟还有一半以上省份一张没少的清退上缴，难道独有山东混乱嚣张到了这个地步？山东局长不要下台？但从售后的处理来看没有这个消息，全国只有两个县级局长下台。所以不可能全部卖完，或卖出这麽高的比例，那么原因何在？可以推测，这就是第二条。
2）清退的观望性。
通报指出：“中国邮票总公司多次电催清退后，仍有些局等待，观望，迟迟不予清退。”作为一种佐证，通报的数值时间也是奇怪的。发文在90年1月25日。截止的数值为90年8月15日，长达四个多月的间隔空缺，是否意味这段时间进展缓慢，下面不上报新数值。其他还有什么解释？
为什么呢？想谋利啊。山东属于沿海开放地带，85年的邮市高潮，让大家知道邮票，尤其是错票发财的道理，巨大的诱惑使他们本能的抗拒清退。而90——91，邮市又是一个炒邮的高潮的时代。想获暴利的引诱是难免的。这种抗拒的办法，不是把邮票高价卖出去，肥了营业员和外人，而是放在仓库里观察动向。这里存在通报指出的“蓄意藏匿的，内外勾结倒卖”的意图。所以通报特地提出要组织力量查处这一点。
这种流失的状况，流失的集中性和清退的观望性，减少了清退的工作量和金钱的花费量，不需要到市场买回来。现在有人提问，从七万到一万，如此大规模的市场收购，但片蓝的市场价为什么没飞起来，还是几百块？那很简单，并没有市场收购，流失的东西在仓库里等待。一句话，减少了清退的难度。
2，片蓝最后的清退
1）清退的力度
通报在总结了前期清退工作情况后，为继续开展下阶段清退紧接着宣布了奖惩措施“
对能按部通知如数清退的上海，天津，福建，辽宁，黑龙江，海南，广西，内蒙，宁夏，西藏，湖南，江西，云南，甘肃，青海，浙江，安徽邮电管理局和北京邮票厂等十八个单位予以表扬。
对没有做好清退的山东，四川，贵州，吉林，河北，新疆，江苏，广东，湖北，河南，北京（邮），陕西，山西等邮电管理局以及重庆市邮电局等十四个单位进行经济处罚。决定：对这些单位以每单位二万元为基数，加上欠退的枚数按售价的一百倍处以罚款，罚款从企业留利中扣除，列入1990通信企业年度决算。
但是这个处罚并不意味就放过了这些违纪单位。通知强调:“对提前出售《中银邮资明信片》的问题继续清理，认真调查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工作的有力措施，并将清理结果写成详细报告报部。如有发现有蓄意藏匿的，内外勾结倒卖的，管理局应组织力量迅速查清，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部。”
这个强调表明，在最后的清理阶段，邮电部目的有两方面，一是着眼未来，要提高对发行纪律的认识，以后不再违规发行。二是不忘过去，注意对那些蓄意藏匿的，内外勾结倒卖的清查处理。
邮电部对最后阶段的清退工作是非常重视的。要求重点地区领导一把手层层把关，反复清理，那态势简直象搞运动一样，人人过关。让我们再此温习赵文，加强印象。赵复兴1999年4月发表在《中国集邮》的对话体文章里，引用当时主管清退工作的杨处长的话讲，“流失比较严重的是山东、其次是四川。邮电部把这两省作为重点，由省市局一把手亲自层层把关，并分多次有步骤收回、力争把该片的流失缩小到最小程度，并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营业员头上，提前售出一片罚款18元（售价1角8分的100倍）。有的营业员把提前售给熟人的中银片又都追要了回来，到后期有的地方卖出一片就罚款1000元。为追回已发出去的错片，邮电部党组十分重视，随着对各流失地、从局长、公司经理到营业员的处罚力度及罚款数额的不断加大，有的营业员把提前售给熟人的中银片又都追要了回来。为此事还撤职了两个县级局长和多名公司经理。”
这段讲话表明，邮电部工作组，并没有放弃对已被列为流失数的那些片蓝的追缴。这个清退工作并没有偃旗息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么高的罚款和行政压力，必将促使一些流失，藏匿单位和个人重新思考。
2）清退的效果
邮电部的有力措施，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关于片蓝流失量的一段史实》的文章作者陈方权引用的粤
此外粤郑文章提出，根据总公司提供的资料，流出量为六万左右。这个数值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必须搞清，这里再次探究，这是什么时候的数据呢？我们判断，应该是90年8月15日以后，甚至是91年1月25日发文后的数。要知道，粤郑文章发在91年3月份，文章已提到通报和100倍的罚款，应该知道截止8月15日的流失数字，是76000多，如果他的数值不是截止日后的数，不是能意味着清退效果的最新进展，不是最接近现实的数值，反而还是8月15日以前的老数字，还有必要拿出来吗？难道想要用此用来嘲笑或批评邮电部总公司越清退越流失的状况吗？或者攻击46号通报数字夸大吗？君不见，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抱着通报8.15数值不放，粤郑文章才过一个多月，要是随意马虎，更可以人云亦云，照章解读，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了。他现在拿出不同于通报的数字的数值，应该是意味着流失新数值，清退新进展啊。
需要提醒，文章发表在1991年三月，距离通报出发才一个多月，说明继续清退效果是明显的和迅速的。
也许是92年的哪一天，在各方面的监督下在北京城外的廊坊纸厂进行了片蓝回收的销毁工作，也许在这个时候，片蓝的清退工作才能说结束。
3）最后的评价
不久以后，历史的机遇，让赵复兴与当时主管清退工作的杨处长北京邮市相遇相交了。
后来在赵复兴的文章里有一段当时的对话评价：
“一枚邮资明信片，在发行日前两天各地都接到邮电部要收回的加急电报，在这种情况下还流失掉近万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没有的。而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的“一片红”年代，“一片红”是在公开发行日的当天全国已经销售了几小时后才接到停售电令的，此票才流失了3000多枚（现存世大约1500枚）。因此9780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可观或者说是不可思议了，已远远超越了我们的预想。”
对话里的两个错票背景和沉重的历史感，恐怕不是赵复兴能编造出来的。杨处长的这种不满意，和远远出乎意外的感觉，让我们深信，杨处长的说法是可靠的，他没有必要在匿名说话时对老赵矫揉造作，满意故做不满意。这样，七万到一万的后续清退效果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所以，请相信权威当事人的叙述。请相信，历史的事实应该是，片蓝流失量在一万左右。一万论是有道理的。七万论站不住脚。请相信，未来有一天如果会有国家解密，会证实这一点。
赵复兴（指导）上海
201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