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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遥远

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温州，再一次聚焦公众的目光。此番温州风云激荡，惊心动魄，不是民营经济又放异彩，而是温州老板因高利贷危机而纷纷“跑路”，接二连三“跳楼”，令人唏嘘。温州民间高利贷引发的金融危机，用“风暴”一词来形容，也不为过。波及面之广，态势之严峻，引起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日前，温家宝总理亲率周小川谢旭人等金融财经高官，紧急前往温州安抚和督导。

温总理与温州中小企业家座谈时，说：“事先派人来温州调查了一段时间”，对温州高利贷危机了然于胸。他开出了治疗温州高利贷危机的“药方”：一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二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三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除了这疏通金融血脉的“四贴药”，温总理外加一针2008年金融危机用过的“提振信心”牌强心剂。

温总理开出这四贴药，在常态下纾缓小微企业的资金瓶颈，无疑是灵丹妙药。但是，温州高利贷危机，绝不是小微企业发展中遭遇的资金困难，而是“不务正业”的赌徒式发展模式的必然绝境。温州高利贷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发烧”，而是棘手的经济“非典”。这四贴药，要治愈来势汹汹的温州经济“非典”，恐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偏。

温州高利贷危机从何而来？此间主流媒体报道是“由于经济环境恶化以及中央收紧信贷的影响，今年4月份开始温州的中小企业资金链就断裂，有多达90个企业老板欠下巨债而外逃，初步估计这个信贷的规模是达到了200亿元，随时引爆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性金融危机。”表面上看，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屋漏偏逢连夜雨，导致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究其实质，是中国楼市泡沫的残酷破裂，是中国虚拟经济的投资崩盘，而导致中小企业穷途末路。在投机性投资屡获暴利的诱惑下，温州许许多多老板不务正业，长期以来浸淫在炒楼盘、炒股票等投机性的投资领域，资本的逐利性再加上过高的融资成本加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企业也加速从实体经济抽逃，纷纷加入房地产等暴利行业。许多富起来的温州企业，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想着继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而是兴起了“炒”风，什么赚钱就炒什么。温州炒房团横扫天下，风云一时。高利润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风险一环传一环，直至把企业逼上绝路。

温州实体经济在多年以前就开始走下坡路。温州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多年在浙江省倒数，产业空心化早已非常严重。温州高利贷危机的突发，关键诱因是今年国家对楼市的打压力度空前，多管齐下，楼盘滞销，有价无市，炒楼失利，造成楼市投机性投资预期全面落空，继而悲剧性爆发高利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今年楼市还是一片疯狂的“涨”声，温州高利贷就继续如罂粟花一样勃勃生机，中小企业还是一片如火如荼的繁荣假象，哪会有什么危机？

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经济患上“非典”症状的突出表现。在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炫目光环下，在增速连年保八保九的号角声中，中国经济早已虚火太旺，积劳成疾，病入膏肓。中国处在高速增长下的泡沫经济里，华服包裹着不堪的病体，远未能终结泡沫。泡沫成了难以降解的经济垃圾，充当了财富的伴娘。更可怕的是，经济泡沫常被误认成经济“奇迹”，美其名曰“中国模式”。

中国最大的经济泡沫，毫无疑问是楼市泡沫。中国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每平方米高达2至3万，二线城市达到1万以上，就连三四线城市也“水涨船高”。在高房价背后，大批工薪阶层望楼兴叹，望楼生恨，而大批新楼盘成为投资产品，成为投机者的梦想乐园。去年前八个月温州房价上涨了73%，均价达26300元/平方米以上，而自住需求仅占30%，投资、投机性购房占成交量的70%，这远远超过了投资性购房比例应控制在15%以下的警戒线。温州的炒房，已经成了一场博傻的金钱游戏：许多温州人把干实业辛辛苦苦赚的钱和大量银行贷款，砸在价格高得离谱的钢筋水泥里，指望房子能不断暴涨升值。然而，就像股市的庄股疯炒到远离价值之后，只有最傻的人才去接最后一棒。试想，70%的房子在炒家手里，这样的楼市怎么撑得住？温州如此，放眼全国，哪里不如此？巴菲特说：潮水退去的时候，就能发现谁在裸泳。

中国经济泡沫泛滥，乱象横生，扩大信贷规模成为楼市浮肿的金融泡沫，加强重点项目建设成为好大喜功的投资泡沫，通货膨胀成为怨声载道的物价泡沫，汽车业、光伏产业等盲目扩张成为昙花一现的产业泡沫。泡沫经济犹如孩子爱吹泡泡糖，不仅有迷人幻彩，满口甘甜，还能一口气就制造人间奇迹。但是，泡泡一吹大，就破了。中央政府经济决策预见性差，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习惯于搞经济大跃进，等到泡沫形成了，甚至严重了，再来刹车，晚了。

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经济泡沫的衍生品。据前不久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并且，温州市大约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可见，并非如温总理所说“毕竟是极少数。”不仅仅温州如此，在浙江台州、金华、丽水、绍兴等其他城市，民间高利贷都已成规模。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规模有2000亿元以上，且最高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由于今年资金链断裂的房企，导致鄂尔多斯的烂尾楼已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同样，被外界戏称为“宝马乡”的江苏省泗洪县，该地资金需求量的激增导致高利贷民间融资占全县民间融资规模的85%以上，约20亿元，而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楼市。

在早期，多数小企业都将资金用于补充短期生产流动资金的缺口。随着楼市飞涨、虚拟经济发狂，大小老板按耐不住，见钱眼开，高利贷资金一股脑儿都涌向炒房、炒股。我认识的浙商老板中，已有好几位都放弃本来发展不错的实体经济，而专门做高利贷的营生。世上还有什么比“钱生钱”更具蛊惑力的？温州当地民间借贷月息一般在3分左右，有的甚至为5分至1毛，而“5分利”相当于资金的年回报率是60%，有的高利贷年利率最高达到180%。这样的高利率诱惑，促使民间高利贷市场疯狂扩张。我想，世界上除了走私军火、贩毒，有什么产业可永远保证获得如此高的暴利？

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表现在：

一、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社会责任感极度贫乏。整个社会充斥着急功近利和极度自私的思想，为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温跑跑”就是最活生生的例子。老板欠钱为什么要“跑路”、“跳楼”？因为高利贷伴生的是黑社会恶势力，老板被逼得走投无路。温州公安部门报告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市非法集资立案17起，涉案金额达5 .5亿元，同比上升30 .77%，且这些非法集资案大多与民间借贷有关。同期，全市因民间借贷担保、纠纷引发的违法犯罪案件共71起，同比上升16.39%。没有报案、不敢报案的，还有多少？

二、特权骄横，腐败之风，愈演愈烈，银行金融资源控制在极少数有权有势者手上，广大小微企业难被其泽。

三、地域差距、贫富悬殊极为突出。富者可敌国，而大批穷苦农民、下岗工人依然挣扎在温饱线。即便如温州，仍有大量贫困者。穷人也梦想一夜发财，筹钱放高利贷成一个发财捷径。

四、社会价值观畸变。“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因素，在人们意识形态里逐渐形成一种目光短浅、讲究现实，对前途缺乏远见。官员们更是普遍急功近利、极端自私；上不为国、下不为民，在其位不谋其政，做点事就捞取政治资本或沽名钓誉，为获得更大私利打基础。为了中央提出的经济保八保九目标，只要有利于GDP和税收增量，就迫不及待、毫无顾忌地大干。

五、“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诱发了人性恶。无数老板和普通民众，为了发财而不择手段、损人利已，社会公德、道义统统可以丢弃，甚至法律红线都敢闯。传承千年的仁、义、礼、智、信在金钱面前，全部缴械投降。无论官场还是民间，莫不散发一股浓重的“流氓”习气和凶悍的“狼性”味道。

所有这些负面的社会丑恶现象，是执政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一是导致社会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不择手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导向；二是滋生普遍腐败、不公和侵权的中央集权、封建特权体制。这就是社会道德堕落、不公不义遍地、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富了的中国老百姓缘何鲜见幸福感的症结所在。

马克思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症，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利润。随着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想不劳而获甚至不择手段致富的人越来越多，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赚大钱、赚快钱渐成为主流。随着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不断膨胀、持续繁荣，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虚热实冷”怪相，“刺绣纹”愈发不如“倚市门”。当谈笑间通过内幕交易即可获得50%以上的收益率，当买上一套房就能坐拥20%以上的收益率，有谁愿意去投资办厂，埋头苦干，实业致富？

温州高利贷危机敲响的，不仅仅是小微企业发展的警钟，更是中国经济泡沫破灭的丧钟。要治愈中国经济的“非典”症状，不发烧，不发狂，不虚火，不泡沫，必须追本溯源，医治病根，让国民经济真正成为惠及全体国民的经济，而非政绩经济、投机经济，才能恢复健康、生机和活力。

中国浙江省政府今年将发行人民币80亿元（合12.6亿美元）的债券，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这也是中国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债试点的一部分。

报道援引浙江省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中央政府已经批准此次发债。此次发债将等规模发行3年期和5年期债券。

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钱巨炎称，发债收入将被用于为在建的市级和县级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特别是保障房项目。钱巨炎还表示，财政部早些时候选择两个省和一个市参与上述试点，为地方政府探索新的融资渠道。

根据中国的预算法，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发债，但根据2009年推出的一项计划，财政部一直在代表地方政府发债。

CFP

一方面金融机构信贷门槛提高，企业融资难度、成本加大；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闲钱缺乏有效保值增值渠道，两方面的需求共同催热了民间借贷行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胡苏、宋媛发自福州、北京

“如今，相比于对公司业务进行投资，手上有闲钱的中国企业更热衷于放‘高利贷，“温州人不再选择房地产作为投资品，他们现在选的是信贷担保。”……

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中国民间借贷”成为外国媒体竞相报道的关键词。一个月内，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了若干篇相关报道，英国《金融时报》也在其中文网站上不断刊登相关的专栏文章。路透社、法新社等海外通讯社也紧密关注和中国民间“高利贷”有关的各种新闻。

借贷放贷皆疯狂

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诸多相关报道中，《民间借贷：中国小企业的救命稻草》一文对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中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3366家专门从事小额贷款的非银行机构共安排了约2875亿元的人民币贷款。相比之下，去年同期，1940家此类机构共发放了人民币1249亿元贷款。文中还援引业内专家的话指出，实际的数额还要更大，因为官方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反映出全部的民间放贷活动。

在分析为何民间借贷增长如此之快时，文章认为，2008年底世界经济开始动摇之时，中国计划注入约5860亿美元的信贷，用来保持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是大部分资金都用在了铁路和其他国有项目上。虽然部分大型银行公布小企业借贷量增多，但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型制造商说整体信贷依然紧缩且昂贵，目前的情况是，融资问题已经导致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的一些小型制造商陷入破产。

章以民间担保人戴卫东为例说明该问题。“尽管有担保和抵押物，很多银行仍然不愿向小企业发放贷款。我想做大，但银行没有钱。”戴卫东指出中国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被大幅提高，也就是说，每吸收100元的存款，银行只能贷出78.5元。

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无法从银行贷款，许多缺乏资金的企业转向吸纳个人和企业巨额资金的地下借贷市场。

“对中国富人而言，将存款以36%以上的年利率贷给企业，要比钱存在实际利率为负的银行划算得多。”路透社说。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在另一篇题为《中国企业为何热衷放“高利贷”？》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政府的抗通胀措施或许已导致房地产、制造业等一系列行业的业务增长势头放缓，但却为那些现金充裕的国有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创造了条件，因为成千上万的小型企业正为了求生寻求高利率的民间贷款。”

在中国，企业之间直接拆借资金是被严格禁止的。不过企业可以通过银行向指定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贷款利率由委托方决定，银行则充当中介人的角色，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但不承担任何信贷风险。对一些上市公司而言，委托贷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文章举例翔实，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月份以20%的年利率，向一家酒店运营商发放了人民币1.5亿元的委托贷款，交易利润约占上半年净利润的三分之一。最令人侧目的例子之一是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曾掏空现金用于放贷，而这些资金本应用于扩大啤酒业务。

报道称，“相比于投资，企业宁愿选择放贷，这在中国既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反常现象。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通过收紧银行贷款来解决通胀问题，这通常就给小型民营企业带来了融资压力，促使它们从非正规贷款市场融资。”

变味的高利贷

中国民间借贷，也就是外媒笔下的“高利贷”，为何会引起如此关注？这与其规模过大有直接关系。香港《信报》援引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的数据称，温州的民间极为活跃，近90%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参与借贷，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人民币。法新社引用瑞士信贷银行的观点说，在他们看来，此类非正规借贷市场的规模已高达4万亿元，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

“一方面金融机构信贷门槛提高，企业融资难度、成本加大；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闲钱缺乏有效保值增值渠道。”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指出，两方面的需求共同催热了民间借贷行为。

“企业手头吃紧的时候，只能借亲戚朋友的钱救急。”福建泉州一家民营外贸企业的负责人戴炳坤告诉记者。“从去年至今，受各种成本上升、银行信贷趋紧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资金链绷紧，发达的民间资本成为企业迫不得已的选择。”

一般来说，民间资金拆借大多是企业、个人的应急之举。但随着民间借贷利率越来越高、回报越来越丰厚，资金的流向已经变质，甚至没有人关心钱流向了哪里，只在乎高额利息能否到手。

今年8月5日，一个名叫刘斌的人来到福建省南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声称自己在建阳市参与了高利贷案件，涉及本金近10亿元，另外还涉及利息近9亿元。8月5日下午，得知刘斌已投案的消息，另一名主要嫌疑人建阳市人大副科级职员项庭兴也到建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南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季光耀向本报记者透露，经初步调查，刘斌为该案源头，项庭兴为其主要下线之一。已查明的本金总额为4.6亿元，涉及利息账目过于繁杂，目前仍无法准确统计。

据刘斌交代，自2008年起，他开始以向当地一家明星企业“森岚木业”供应木材为由，隐秘地向周边熟人集资，声称“一起发财”。随着资金在多个人之间层层转借，逐步形成了类似于传销模式的上下线链条。

整个链条的每个层级所获收益不等。最初一级的普通资金拆借者，一般能拿到1.5～2分的月息（月息1分即月利率1%，年利率12%），每往上一级，转手再拆借都要加一两分，最上线一般有月息8～9分。季光耀说，此案中最高利率甚至达到了每10天10%；有一笔借款，年利率竟然达到了700%。

早期刘斌还能维持高利贷链条的运转，但到今年5月份之后，由于利息率太高、窟窿越来越大，资金链断裂后的刘斌自知无法脱身，只得向公安机关投案。根据调查，他所涉及的4.6亿资金一部分已被挥霍掉，另一部分流向市场无法追回。

而向森岚木业供应木材，则完完全全是刘斌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刘斌只是在2008年初向森岚木业供应过50多立方米木材，此后与森岚再无生意上的往来。为了骗取资金，刘斌收买了森岚木业的2名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打电话过来询问，就对外编造大量收购木材的假象。同时刘斌与下线接头时，往往反复强调要“单独做，不要告诉别人”。

记者了解到，在刘斌下面形成了3名主要下线，每个下线又平均牵涉到70～80名不同等级的下线，总共涉案人员已达200多人。案发之后的十几天内，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到建阳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反映资金损失。

季光耀向记者证实，8月11日，上海松江钢材市场一名建阳籍女商人自杀。原来，今年春节，这名女商人回到建阳老家，听说有这么个赚钱的好门路，立即以3分月息向身边亲戚朋友融资，再以4～5分的月息转借给刘斌。得知8月5日刘斌投案，自己借来的钱血本无归后，这名女商人一下子心理崩溃，自杀身亡。据这个女商人的丈夫透露，她经手的资金大约在2000万～3000万元左右。

亟需监管

此案在建阳城内造成巨大影响，街头巷尾几乎无人不知。一个名叫叶宝宝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当地的民间资金拆借，月息从2分、3分甚至到1角不等。建阳高利贷案涉及面已不限于本地，还波及到周边的建瓯甚至上海等地。

建阳市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正是刘斌的三名主要下线之一。他向公安机关交代，明知正当行业不可能获得如此高额回报，但仍抵御不住超高利润的诱惑铤而走险，“说到底就是想钱想疯了”。

事实上，从本报记者的调查来看，建阳的高利贷案件并非偶然。今年以来，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福建厦门、龙岩、泉州等地，类似高利转贷、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的事件频繁上演。而据香港《信报》报道，连月来，温州出现严重的暴力讨债，数以十计的企业老板四出“逃亡”更传出有银行人员涉嫌诈骗携款逃走，“金融秩序隐隐然有失控之势”。

路透社也刊文表示：“在民间资本最活跃的中国温州，今年民间借贷尤为疯狂，因高息借贷、资金链断裂，一个月内已有数家当地企业主‘欠款跑路’，不过这只是一个区域缩影。”

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控制等特征，有些甚至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行为充斥其间。

李文溥等相关研究人士认为，在此背景下，国家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尽快将存在已久的民间金融纳入正常监管与保护，降低民间借贷潜藏的巨大信用风险，以此维护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环境的稳定。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监管，必须在其经营资质、利率空间、信用审核、风险防范、税收政策等方面加以明确。

针对当前以中小企业、农户、城乡创业者等为主的小额借款人融资难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的现状，浙江省政府决定全省范围开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

为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2009年浙江省分别在宁波、舟山开展了城乡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和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在全国首创了政府、银行、保险相互合作解决中小企业、农户及城乡创业者抵押担保不足的融资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

记者7日从浙江省政府发出的一份通知中了解到，这个省的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的支持对象原则上为向试点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小额贷款的试点地区中小企业、农户和城乡创业者。其中，在小额贷款额度方面，中小企业单户发放金额不超过300万元，城乡创业者单户限额20万元，农户单户限额30万元。

根据合作贷款机构的类别，浙江省推出了银保合作以及小额贷款公司与保险机构合作两种模式。参与试点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与保险机构协商签订合作协议，由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与保险机构联合对小额借款人进行资信调查，符合条件的小额借款人与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保险机构分别签订贷款合同及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合同。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与保险机构按比例分摊贷款本息损失风险。

据浙江省政府有关部门介绍，试点期间，银行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同期基准利率上浮30％的水平；小额贷款公司利率不高于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在此基础上适当下浮。贷款期限一般在1年以内。

在这份通知中，浙江省政府还对加强风险管控、建立多部门联动的失信惩戒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保费补贴等政策给予了明确规定。

浙江省政府要求各地根据试点情况和实际需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加大在全省的推广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