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与识别西夏钱币的第一人
党项民族消亡后，经明末、清初，西夏文字已无人能识。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我国著名史地学家张澍（字介侯）在家乡武威养病期间，在武威清应寺里，发现一通凿刻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之后不久，著名的金石学家刘青园又在甘肃武威发现了几坛窖藏的方空圆形铜质钱，坛内装的绝大部分是宋代及汉、唐钱币，但其中也有一些西夏时期铸造的汉文年号钱和所谓的“梵字钱”。在此之前，刘青园去清应寺（又称大云寺）看过寺内新发现的西夏碑，他将“梵字钱”上的钱文，与张澍发现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阳面的文字相比较，发现两处文字完全相同。并由此考证出《泉志》所录的“梵字钱”和他所得“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梵字钱”窖藏的年代也应在西夏时期。这一发现，使刘青园成为中国第一个能够识别出西夏文钱币的人。
据清道光年间另一位金石学家初尚龄在其所著《吉金所见录》中介绍，刘青园发现的西夏汉文钱有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而西夏文钱只附载了“大安宝钱”一品。实际上，刘青园发现的西夏文钱不只是“大安宝钱”一品，至少还有“乾祐宝钱”、“天庆宝钱”两品，其中是否还有“福盛宝钱”，目前还难以确定。刘青园这次的重大发现，在西夏钱币研究史上的意义是不寻常的，不仅使钱币学界认识了西夏文钱，而且也突破了西夏是从夏仁宗天盛年间开始铸钱的旧观点，为西夏钱币研究的不断深入开辟了先河。
西夏也行年号钱
从目前传世和出土的西夏钱币来看，西夏的金属货币主要为铜钱和铁钱，同时又分为汉文钱和西夏文钱。而无论是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均为年号钱。
在西夏境内缺少铜矿，目前所见的西夏史料中，尚不见有西夏产铜的记述。西夏境内铜的来源，主要依赖于与邻国北宋、辽、金之间的贸易。但邻国为防止西夏以铜铁铸造兵器，多次颁布不许铜铁出境的禁令。西夏即使从与邻国的贸易中得到一些铜铁，也主要用于铸造兵器，由于没有铸造铜币的足够原料，不得不大量使用宋朝和前朝以及辽、金的货币。然而，货币毕竟是一个国家或政权独立的标志和象征，因此西夏必然要铸造属于自己王朝的钱币。
迄今所见的西夏钱币，最早为夏景宗嵬名元昊称帝建国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公元1038—公元1048年）时，所铸汉文铜质年号钱“天授通宝”。其后有夏毅宗嵬名谅祚福圣承道年间
（公元1053—公元1056年）所铸西夏文“福圣宝钱”；夏惠宗嵬名秉常大安年间（公元1074—公元1084年）所铸汉文“大安通宝”和西夏文“大安宝钱”；夏崇宗嵬名乾顺贞观年间
（公元1101—公元1113年）所铸西夏文“贞观宝钱”，元德年间（公元1119—公元1127年）所铸汉文楷书“元德通宝”、隶书“元德通宝”和“元德重宝”，大德年间（公元1135—公元1139年）所铸汉文“大德通宝”；夏仁宗嵬名仁孝天盛年间
（公元1149—公元1170年）所铸汉文“天盛元宝”铜、铁钱，乾祐年间
（公元1170—公元1193年）所铸汉文楷书“乾祐元宝”铜铁钱、行书“乾祐元宝”铜钱和西夏文“乾祐宝钱”；夏桓宗嵬名纯祐天庆年间
（公元1194—公元1206年）所铸汉文“天庆元宝”和西夏文“天庆宝钱”；夏襄宗嵬名安全皇建年间
（公元1210—公元1211年）所铸汉文“皇建元宝”；夏神宗嵬名遵顼光定年间
（公元1211—公元1223年）所铸汉文楷书“光定元宝”和篆书“光定元宝”。西夏神宗之后的献宗嵬名德旺和末主嵬名晛，因蒙古大军兵临城下，已自顾不暇，没有再铸钱币。西夏王朝传承的十代皇帝，除末代的两位皇帝外，其余各代均有铸币的实例。
最稀有的西夏钱币
汉文“天授通宝”，铜质小平钱，直径2.3厘米，孔径0.6厘米，重3.8克。直读，楷书。此钱迄今为止仅有传世品一枚，收藏于山西博物院。
存世最多的西夏钱币
汉文“皇建元宝”，铜质小平钱，直径2.5厘米，孔径0.7厘米，重4.4克。楷书，旋读。以“皇建”为年号者，北朝北齐孝昭帝高演、西夏襄宗嵬名安全。北齐孝昭帝无铸钱之例，且唐代以前不行年号钱，故钱家普遍认为“皇建元宝”系西夏襄宗所铸。钱币制作精致，字体美观大方，传世和出土品极为丰富。
最稀有的西夏钱币
西夏文“贞观元宝”，铜质小平钱，直径2.51、孔径0.69厘米，重3.8克。旋读，楷书，前二字译为“贞观”，后二字直译为“宝元”，但据西夏文语法，当译作汉文“元宝”。1998年，宁夏盐池县有位农民，在平田整地时，于地里挖出一罐古钱，其中有一枚钱上的字文不认识，拿到宁夏博物馆请吴峰云先生鉴定。经鉴定，是枚西夏文“贞观元宝”钱，且钱质、品相、字文、重量均无差错，现由建在西夏王陵遗址上的西夏博物馆收藏。上世纪四十年代赵权之收藏的“贞观元宝”，如今已不知转到了何人手中，西夏博物馆目前所藏“贞观元宝”，成了唯一孤品。
辑录最多的西夏钱币
汉文“大安通宝”，铜质小平钱，直径2.3、孔径0.67厘米，重4.04克，直读，“大安”二字为楷隶，“通宝”二字为隶书。西夏文“大安宝钱”，铜质小平钱，直径2.35、孔径0.55厘米，重3.9克，旋读，楷书，钱文直译为“大安宝钱”，较西夏文“福圣宝钱”字迹清晰，反映了西夏铸钱技术的进步。钱币制作规整，钱文端正庄重。刘青园通过新发现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考证出
《泉志》所录“梵字钱”和其于凉州所得数枚“梵字钱”为西夏钱。另外，《古泉汇》、《言钱别录》、《西夏国书略说》等也有著述，但不属于一个品种。今传本《泉志》所录笔画有误，为小平钱，直径2.3厘米；《吉金所见录》似折二钱，直径2.8厘米，背附月；陕西省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收藏的一枚，十分精致，直径为3.5厘米，似折三钱。折二、折三“大安宝钱”目前尚无出土品予以确认，但亦不可轻易否定。近年来，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内蒙古林西县、内蒙古乌审旗等地发现的“大安宝钱”，均为小平钱。钱文字迹上，有笔划粗细之分，且至少有三种以上的版式。
铜铁并行的西夏钱币
汉文“天盛元宝”，小平钱，分铜质、铁质两种。铜质钱，直径2.4厘米，孔径0.56厘米，重3.4克；铁质钱，直径2.2厘米，孔径0.53厘米，重3.2克。两种质地的“天盛元宝”，均为楷书，旋读。有光背，也有背西钱。存世的西夏钱中，以“天盛元宝”最为常见，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青海等原属西夏统辖的地区内，时有出土。1940年《泉布》创刊号上，登载王荫嘉《天盛铁钱背西》一文，云：“天盛元宝广穿铁钱，四字与常品迴异，而为一手所书，精神贯通，背记‘西’字，尝忆西夏有西兴监，铸铁钱，旅中乏书，容再详考”。同刊第23期，登载程伯逊所得“天盛元宝”背西铜品母钱，称与天盛背西铁钱可谓双壁。1982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大青山麓出土的大批西夏铁钱中，就有“天盛元宝”背西铁钱。在清人孟麟的《泉布统志》中，记载了西夏“铸天盛通宝”，不知其是将天盛元宝的“元”字，误写成“通”字，还是西夏确实铸过“天盛通宝”钱，但其未列出依据，也没有著录拓本，而其他钱币著作中也未见著录。
汉文“乾祐元宝”，小平钱。从钱质上，可分铜质、铁质两种；在铜质钱中，从字体上又可分楷书、行书两种；在铜质楷书钱中，又分大字钱和小字钱；在铁质钱中，可分大钱和小钱两种。但所见汉文“乾祐元宝”钱，均为旋读。铜质楷书大字钱，直径2.45厘米，孔径0.55厘米，重4.5克。铜质楷书小字钱，直径2.39厘米，孔径0.57厘米，重4.1克。铜质行书钱，直径2.56厘米，孔径0.57厘米，重5.8克。铁质大钱，直径2.5厘米，孔径0.6厘米，重4.5克。铁质小钱，直径1.9厘米，孔径0.5厘米，重1.9克。“乾祐元宝”钱存世较多，以“乾祐”为年号者，虽有后汉高祖刘暠、隐帝刘承祐；北汉刘旻、刘钧和西夏仁宗嵬名仁孝，但后汉铸
“汉元通宝”，北汉无铸钱之例，故西夏仁宗嵬名仁孝铸
“乾祐元宝”，为钱学诸家所公认。另有刘燕庭、戴文节合刻的《古泉丛书》载直径3.2厘米的“乾祐元宝”大品，但未见其他泉著记载，也未见有传世品和出土品。《古泉丛书》还著录了“乾祐通宝”一品，卫聚贤、丁福葆将其为展品在《古钱》中收录，迄今也尚未见传世品和出土品。
最精美的西夏钱币
汉文“光定元宝”，铜质小平钱，直径2.5厘米，孔径0.6厘米，重4.5克。有楷书、篆书两种，旋读。钱币制作精致、钱文美观大方。尤其是篆书者，“光、定、元”三字为篆，笔划匀称而优美，“宝”字则隶化而功整，迄今出土品仅宁夏贺兰山滚钟口窖藏一枚。楷书“光定元宝”传世和出土品数量都较多。卫聚贤、丁福葆著《古钱》一书，载有“光定通宝”，至今未见传世品和其他著录，不知其出处。
西夏之所以出现汉、夏两种文字的年号钱，是与西夏皇室的权力之争，和在西夏国内究竟是推行汉礼，还是实行蕃仪，有着直接的关系。
西夏由于缺铜，同时社会的商品经济也没有宋朝那样发达，因此所铸钱币十分有限，更没有像宋朝那样，每次改元都要铸造新的年号钱。尽管西夏钱币在数量上无法同宋钱相比，但西夏所铸钱币的精致程度，完全可以与宋钱相媲美。从目前所见的绝大多数西夏钱币（包括汉文钱和西夏文钱）来看，字体规整清秀，轮廓整齐清晰，铸造工艺精细，基本上没有流铜、错范、倒书、传形等弊病，也没有因滥铸、盗铸严重而产生轻重不一，厚薄不匀，版式繁多的现象。西夏钱币铸造精良，一方面说明西夏政权在铸钱管理上的严格和井然有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夏冶金铸造手工业的兴盛。西夏冶金铸造手工业的兴旺，早在与西夏同时期的宋人的历史著作和笔记中即有所记录。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中记述说，西夏采用“冷锻法”制造的铠甲“光滑晶莹，非劲弩可入”。宋太平老人撰写的《袖中锦》称，西夏锻铸的铁剑，享有“天下第一”的美誉。
在西夏钱币中，也有仿效宋朝铸造的对钱，如：汉文“元德通宝”的楷书和隶书钱、“乾祐元宝”的楷书和行书钱、“光定元宝”的楷书和篆书钱等。铸造对钱，使钱币不仅具有了与商品等价交换的作用，而且带有了社会文化的色彩，而这种文化显然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