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论中华国家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

关键词：中华国家银行；纸币；阎锡山

中华国家银行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在1930年设立的。它存在时间极短，这使得该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长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借助近年来的一些史料特别是纸币实物，笔者拟对该行的设立背景、运营过程及其所发行的纸币作初步探讨。

阎锡山出生于商贾之家。其父阎书堂十四五岁便“辍学经商”，后经营钱铺“吉庆昌”（资本约为500吊）。阎锡山故弱冠之年便开始习染经营金融之道，是其父钱铺仅有的两名店员之一。[[1]]后来阎父商业之失败，阎家走投无路，阎锡山只能“弃商习武”并投考其时鲜有人问津的新式学堂，从此走上了军阀之路。由于阎锡山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的那段经历，他对金融和货币有极大的兴趣。在后来的军阀生涯中，阎氏十分重视运筹金融，经营财富，甚至常常亲自抓刀，俨然金融大亨自居。阎锡山鼓吹“权就是钱”，纸币是“口吹大洋”，利用各种机会发行五花八门的钞票。例如在他主政山西的早期，就自任山西银行筹备处处长，直接控制该行大计。山西银行从 1919 年起开始发现晋钞。从1925年起，阎氏扩军备战，所需军费大多数由山西银行支垫，于是发行额逐年增多，至1928年达900万元，以后愈发愈滥。[[2]]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各派势力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均处心积虑敛收财富，而设立和勾结各种银行，发行货币和募集公债就是一个极好的生财之道。“在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的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据统计，“从1927年至1937年，政府（指国民政府）所借的多达10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50%—75%）是由上海银行家提供的。”[[3]]比起其它军阀而言，出身于商贾之家的阎锡山当然更加懂得办银行发钞票的重要性。因此在谋划“大事”之时，办银行发钞票是阎锡山的重头戏。

一、“问鼎天下”与中华国家银行的设立背景

阎锡山一生中有两件可以圈点的大事，一是联合倒蒋，二是模范治晋。中华国家银行就是为联合倒蒋而设立的。阎锡山倒蒋的真正目的是取蒋而代之，问鼎天下。这从他把自己设立的银行冠以中华国家银行之名便可管窥。其实，阎氏青年时就志不在小，日本留学军事，又崇拜军国主义。辛亥革命后，他做了山西都督，袁氏覆灭后又当上了山西省省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后又自称中山先生信徒，自居“再造共和”之功臣，在太原城头竖起了青天白日旗。在阎氏自己看来，他的“革命资历”和“文治武功”毫不亚于蒋介石，甚至还略胜一筹，有朝一日取而代之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早在1916年，阎锡山就在山西铸造铜元。从现在所见的“壹枚”铜元实物来看，这种铜元有两种版本。早期的版本正面上端为“中华铜币”四个字，下端为“当制钱十文”五个字，两边为“山西”二字，中间有一环圈，圈内为相交五色国旗和十八星军旗。而末期的版本则将两边的“山西”二字去掉了。为什么要去掉“山西”呢？有人分析认为，这是阎氏混淆真假，企图冒充中央的一种手段,他的政治目的也隐藏在铜元之中，[[4]]这种看法不无道理。阎锡山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保守山西,而是要尽量向外扩张，故在“壹枚”铜元试铸出样品后他又将“山西”二字去掉, 期望有朝一日统治全国,因此打着“中华铜币”的旗号而不铸省名。彼时的“中华铜币”应是他日“中华国家银行”纸币之先声。

阎氏本身就有野心，而蒋介石的“削藩”则成为阎锡山起事的催化剂。“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地位，但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在北伐期间，蒋介石不得不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设立了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也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法化，阎锡山也以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山西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集山西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是蒋介石把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待局势相对稳定以后，他就开始向地方军阀的自治权发起挑战，先是宣布要在1929年3月前撤销各地的政治分会，而后再全国编遣会议上又要各军阀裁军。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派系表面上达成了协议——全国军队裁减至80万人，限制军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设立统一的军队指挥机构。[[5]]

蒋介石的“削藩”激起各派军阀的反对，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蒋又采取分而化之的策略，先是“削”了桂系，而后“削”了冯玉祥。阎锡山一开始也乐得坐山观虎斗，伺机渔利，还常常充当“和事佬”，甚至帮蒋介石把冯玉祥软禁在山西。[[6]]但是，随着蒋介石“削藩”成果的不断扩大，下一个矛头就对准了山西，阎锡山越来越感自危，不得不开始行动。另外，阎锡山可能也认为蒋氏与其它军阀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到了“众叛亲离”之地步，时机已然成熟。因此，在1929年末，阎锡山便决定伺机而动了。正如陈公博所言，“果然阎先生踌躇满志，真要动了”；“阎百川（即阎锡山）要动了，阎百川要动了，这个消息，时时都传到了南方”。[[7]]但是，发动反蒋，各方面准备还略显不足；且蒋氏名义上是中央领袖，掌握全国资源，阎氏以一省之力，尚需进一步筹划。于是，在正式倒蒋之前，阎蒋之间进行了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阎锡山以“和平统一”反对蒋介石的“武力统一”，要求蒋介石“在野负责”，并称此举“为今救国唯一途径”。蒋介石则针锋相对，向阎锡山兴师问罪，他坚持全国军队必须“始终服从中央，竭诚拥护中央”，否则就要“欲乱定变，铲除封建势力，制止反动行为，以实现国家和平统一”。[[8]]阎蒋二人的电文论战只是“前狼假寐”，双方的大战不可避免。嘴皮子扯完之后，便是拳脚相加。1930年3月21日，阎锡山、冯玉祥公开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各地反蒋军阀陆续起而响应。到当年初夏，各派联合形成由阎锡山主导，冯玉祥和桂系等军阀襄助，以汪精卫、陈公博领导的国民党北京扩大会议为耳目的反蒋联盟。该联盟尽一切努力网罗民国建元以来的各色人物，如陈公博曾亲自找顾维钧会谈，向他道出组织新政府的秘密计划，即新政府将由阎当主席，汪当行政院长，并邀顾出任外交部长。[[9]]

军事、政治条件初步准备后，阎锡山便开始谋划成立中华国家银行。在财政资源方面，阎锡山命令山西省银行调拨资金作中华国家银行的发行准备。中华国家银行兑换券总额原计划发行5000万元，现金准备4000万元。但1928年前后山西省银行晋钞的实际发行量也不过900万元，且正在不断贬值，故而中华国家银行的实际现金准备绝对不足。民国时期各路军阀设置银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尽快尽量筹措资金，所以这些银行大多是在毫无准备金的情况下成立的，阎氏的中华国家银行也不例外。在人才资源方面，阎锡山命令从山西省银行抽调人员，在太原龙王庙街成立银行学校，为***国家银行培训干部。[[10]]阎锡山显然十分重视为中华国家银行培养人才，对报名银行学校的考生进行认真的选拔：考生生源各县5 人，从店员子弟中挑选，当时山西共105 县，来了500 多人，但只录取了109 人。不仅生源的资格限制严格限制，入校后又坚持人格和专业两方面的教育，力图培养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山西省银行学校存在时间很短，但其学员以后大多在金融界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1]]阎锡山对培养银行业人才的重视，不知是单纯为了利用他们为中华国家银行效力，还是也寄托了自己早年在其父的“吉庆昌”当学徒时的愿景。至此，阎锡山已经作了一些准备，阎氏希望中华国家银行的设立为其进行倒蒋战争和建立新政府发挥作用。

二、“中原大战”与中华国家银行的短暂生命

1930年5月11日，蒋介石先下达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总攻击令，鲁西、豫东战事爆发，这标志着一场历时5个月的中原大战正式打响。在此之前，阎锡山已通电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集合各反蒋势力称兵70万，计划分四个战场同时并进，最后会师南京，一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但战争爆发伊始，反蒋联盟在军事上就处于失利状态，战线非但未向南京推进，鲁西、豫东战场反纷纷告急。阎锡山坐镇太原，无计可施，只好决定在战争未胜利之前就先建立新政府，以增强号召力量，意图扭转时局。而且，阎氏毕竟是以一省之功对抗蒋氏举国之力，经济上不占优势，急需成立一个名义上的“中央银行”以筹措战争经费。

1930年7月，阎锡山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名义核准公布了《中华国家银行条例》、《国家金库条例》和《中华国家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等有关条例法令，决定成立中华国家银行，国家总、分、支金库均由中华国家银行经理，发行新货币。8月1日，中华国家银行于北京正式挂牌开幕，行址位于西交民巷一号，任徐一清为总经理（徐乃阎的岳叔，当时仍兼山西省银行经理），齐圣五为协理，温相臣为业务主任，李生有为会计，资本由山西省银行调用，准备印制发行兑换券五千万元，成立之时就已印制纸币五百万元。中华国家银行成立1个多月后，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选定这个“五九”飞龙在天的良辰吉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任***新国民政府主席。中华国家银行也正式成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为了保证这些“口吹大洋”的信用，中华国家银行在其发行的钞票上打上地名戳记，加盖地名，借以迷惑人心。阎氏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名义通令晋冀察绥各省政府, 国家银行所发印有“北京”字样的钞票一律通用。

此时的中华国家银行似乎要开始发挥作用了，然而战事对阎锡山方面越来越不利，中华国家银行诞生伊始就走下坡路。转折点在于张学良由中立转而支持蒋介石。中原大战之初，张学良以中立为筹码，观察时局，同交战双方谈条件。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许李宗仁600万元和河北、山西地盘，加上“海陆空军副总司令”。[[12]]而据陈公博说，张学良实际上拿了蒋介石500万现款和1000万公债。[[13]]除此之外，蒋介石命部下在东北兵工厂以每支高过日本25元的价格订购步枪10万支，等于送张250万元。蒋介石还电报张学良，保证胜利后“北方诸事托汉卿全权处理”。然而，阎锡山只许张学良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和“国民政府委员”两个虚职。[[14]]这显然难以打动张学良。其实，要说阎不能许张管理“北方诸事”倒情有可原，因为北方地域向来是阎的地盘，且阎氏的新国民政府定都北京，总不能把“国都”委托给汉卿吧？那阎氏为何不针锋相对，许张管理“南方诸事”，引张直捣蒋的老巢呢？阎也是久经沙场，他知道张氏盘踞东北多年，许他在南方一大块地盘，他即使相信也不一定愿去。既然阎氏在地盘上不能给张什么实际的好处，在这方面就输蒋一筹，为何在金钱方面不给张更多的好处，以扳回一局呢？笔者不敏，揣侧两点原因：其一，阎氏太过自信了，他以为张也受蒋挟制多年，颇有怨气，现蒋几乎众叛亲离，谅张不会“弃明投暗”。更为关键的是，阎氏在倒蒋前与张的一次密商令他吃了定心丸。原来阎曾拟好了讨蒋通电，送请张署名后由沈阳发出。但电稿刚发不久，南京的说客便让阎又有所动摇，遂电告张讨蒋通电暂不签发。张得知此事，甚为不满。[[15]]于是阎就认为张是有反蒋决心的，只要自己的决心一下，再辅以一些条件，张必呼应。其二，阎锡山也非悭吝之人，且他深知金钱之作用，倒蒋失败后，当各色人等都作鸟兽散而阎氏亦自身难保之时，他还分别送汪精卫、李宗仁等几十万元。[[16]]阎锡山没有给张学良那么多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么多钱。虽然阎似乎坐拥各派，但身边的这些人大多是“下野派”“留洋派”等失意政客，在经济上只靠阎一人维持（实际上主要就是靠阎的山西地盘补给），而蒋名义上仍是全国的领袖，倾举国之财力，这不是阎锡山能够对付的。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当日北平的山西省银行、中华国家银行关门；天津的河北省银行、山西省银行发生挤兑。20日，阎锡山一边手谕中华国家银行“着即移设太原营业”，一边拨中华国家银行现款数万办理兑现。（但于21日晚结束兑现，末兑尽钞票由商会代兑。）阎锡山返回太原后，一面通令继续推行中华国家银行钞票，一面“整理金融委员会”研究维持金融办法。10月3日，中华国家银行在太原市鼓楼街中国银行地址挂牌。此时，反蒋联盟控制区内通货急剧膨胀，币值猛烈下跌，公私拒收晋钞，改用现洋；中华国家银行的钞票，价值也由一元跌至五分，信用扫地。虽然军事失败，新政府破产，但阎对于中华国家银行还要尽量利用。10月10日，阎锡山发布公告，在山西省发行中华国家银行加盖“北京”字样一角、二角、一元、五元、十元兑换券五种，该行钞票随时径往该行兑现。[[17]]10月13日，阎下令正太铁路客票停止收用晋钞，一律改收中华国家银行票，“如乘客无该行钞票者，准以现洋代替”（货车托运收费改用中华国家银行票是9月1日）。为整顿山西金融，阎锡山连日集议维持省钞办法。10月23日，太原总商会召集20个商行会董事开金融会议，请省政府借给现洋100万元，由太原总商会担保，一年为清还之期；由国家银行发行钞票100万元，由总商会烙印，当现金通行市面，不得折扣，随时兑现，一年收回。阎锡山“言及国家银行发行纸币一百万元，在各地流通使用，不兑现，其准备金借给各县殷实商号，此法我想最好，因拿一元钱，就顶两元钱使用，并且借贷之外，还以八厘生息”。[[18]]但是，此次倒蒋败象一定，各种努力已无力回天。兵败返晋后的阎锡山勉强维持了两个月，为保性命，终于11月29日宣布下野，以山阴县富山水利公司经理曲容众为化名，乔装打扮黯然离晋，宣布“出洋考察”，后蛰居大连。中华国家银行也随之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从8月1日正式成立到11月29日阎锡山下野，中华国家银行只存在了121天。

中华国家银行之所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首要的和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原大战阎锡山的失败。最根本的，是阎锡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均落后于蒋介石。其次，阎锡山主观上虽然一直想要成立中华国家银行，但实际筹划设立中华国家银行的时间很短，这导致中华国家银行在各方面准备都不足的情况下草草成立。这个被构思得很完美的新“中央银行”，是在阎氏强烈的主观欲念下催生的“早产儿”。它表面上存在了121天，但实际运营时间不到两个月（1930年8~9月）就因阎氏的失势而沦为一个“鸡肋”。再次，尽管阎锡山对中华国家银行寄予厚望，但随着战争局势越来越不利，为保存实力，阎氏不得不为自己留下后路，实际上抛弃了中华国家银行。1930年9月，阎氏命天津市长崔廷献拨款100万元，由买办邓扬洲经手，存入英商麦加利银行。原拟备作中华建设银行资本，后因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参加他的集团，阎氏立命提出50万元，给汪使用。余下50万元，即正式作为中华建设银行的资本，在天津开设中华建设银行。[[19]]中华建设银行是阎氏为保存实力而设立的私人性质的商业银行，阎锡山将资金转移到该银行而不是投入中华国家银行，是舍卒保车之举。

三、中华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根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发布的《中华国家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该银行发行的纸币“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八种，其各种发行数额呈由国民政府核定”。据阎锡山在山西发布的公告，当时已印好并投入市场的应该只有一角、二角、一元、五元、十元5种面额的兑换券。而且中华国家银行存在时间很短，而真正处于运营阶段的时间更短，故而很可能只印行了十元以下的较小面额。可以肯定地说，上述5种面额的纸币是已经发行并在市场流通过的，因为阎锡山发布过多个关于使用中华国家银行纸币的告示。所以，已故钱币学家吴筹中先生认为中华国家银行钞票未及发行[[20]]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但是，由于中华国家银行存在时间很短，且信誉太差，因此其纸币一直被挤兑，估计流通票已无存世。目前发现的实物只有二角、一元、五元和十元的兑换券样本票。[[21]]样本票是银行为了便于各地银行机构识别比对流通票而印制的，与流通票无异，唯有冠号字母全部为“0”，并在票面上加盖“样本”二字。

笔者未见二角样本票实物，仅见一元、五元、十元样本票实物，现就这三种样本票加以分析。中华国家银行一元、五元、十元样本票尺寸分别为130×77mm、134×79.5mm、138.5×86.5mm，主色调分别为浅褐色、橄榄绿色、橘红色。三张样本票正背面图案设计统一，只有面额的区别。样本票正面上方书“中华国家银行”字样；中间主图为北京天坛，主图两边为面额“X圆”字样；下方书“***十九年印”“北平印刷局制”字样并镌“总裁之章”和“副总裁章”两枚方印；四角亦有面额“X圆”字样。样本票背面上方书“THE NATIONAL BANK OF CHINA”；中间为“X圆”及相应英文“X DOLLAR”；下方为年号1930年；四角亦有相应的阿拉伯数字面额。样本票在正面加盖“北京”字样，由于系样本票，在正背面亦加盖“样本”和“SPECIMEN”。从该样本事物，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其一，此券设计风格与中国银行1918年版兑换券[[22]]十分相似，表明中华国家银行确有取中国银行而代之之意。其二，此券由北平印刷局制，加盖却为“北京”，表明印制时间应阎锡山改“北平”为“北京”之前。阎氏组织新政府后，迫不及待地在该券上加盖新都名称，以示其为正统。其三，对比阎锡山现存墨迹，与该券上的行名、面额等字形神皆一致，应为阎氏所题写，足见阎锡山对中华国家银行的重视和喜爱。

中华国家银行没有像阎锡山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经营得法的中央银行，助他问鼎天下，反而由于中原大战的失败，使它成为又一个信用扫地的“吉庆昌”。阎锡山步其父后尘，狼狈地关了钱铺店门，再次背井离乡。在阎锡山创设的金融机构中，中华国家银行应是他自己最寄厚望的一个，但却是失败最惨的一个。

中华国家银行的失败折射出阎锡山“问鼎天下”的失败，从此他再也无开设个人的“中央银行”的野心。他向蒋介石送上了一份悔过书，表示“锡山治全国不足，治两省而有余”[[23]]，专心做一个“模范省长”。阎锡山重新上台后，又令中华国家银行的原班人，依托中华建设银行保留下来的资金，在天津旧法租界32号路泰丰里2号，开设天津亨记银号。这个银号后来几易其名，成为阎锡山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