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盛世乱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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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乎？
没有人接受采访。所有拒绝声调都很低。
这是几天来一场关于文物鉴定的采访。记者联系的专家，有的只愿意就自己“在电视节目中的话题”接受采访，话题涉及文物来历、各朝典故，而一涉及“内幕”，立刻直言相告“那就不愿意说”；有的则一句“没什么好说”之后，默不作声。
这些专家，或是
与圈内人士秘而不宣相映衬的，是圈子边缘人士的司空见惯。这些人，有在文物线上跑了多年的记者，有的曾在收藏机构工作过数载。面对记者的询问，他们或在电话里，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抛出同一句话，“乱极了”，口气不容置疑。
但究竟“乱”在何处？这些人嘴里只提供传言。
“真正的内幕，只有业内人士才能说透。可是揭行内潜规则是犯忌讳的事儿，谁愿意站出来？”一名接受采访的收藏爱好者，用这番话作出总结：鉴定圈儿，一直以来都很神秘。
最近一件激发公众对这种“神秘”兴趣的新闻，发生在北京皇朝·诚铭公司的2007年秋季拍卖会之前。原本经过高调宣传的四件“国宝级”文物，突然被勒令撤出拍卖。
四件“国宝”，分别是“战国至西汉年间九镶带钩”、“春秋四羊青铜器方壶”以及两件“东汉御用漆器”，原本估价在7000万元以上。不过，国家文物局和
媒体报道显示，随着事态进展，“业内人士”对这一事件的推测，几次改口。最初的消息是“不符合拍卖程序”。随后一个说法是，这些是“出土文物”，拍卖容易助长盗墓之风。不过，种种传闻止于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于2007年12月5日的公开表态：经过专家鉴定，四件拍品中有三件年代有问题，是仿制品。
“国宝”就此被打回原形，而不久前刊登在媒体上的新闻历历在目：湖北鄂州博物馆名誉馆长董亚巍和故宫古器物部副主任丁孟等专家分别对四件文物作出鉴定，并表达赞赏。
时隔不到一个月，参与鉴定的一名专家就公开承认，自己“对漆器不太了解”。这一表态引起一片哗然。有文化界人士评论称：“不太了解”居然敢于鉴定国宝级的文物，真令我们无语。
与无语同时发生的是失语。拍卖公司负责人事后的表态为：“我想文物本身是会说话的，其他我们再找时间聊。”
而主管部门以“虚假宣传”之名对拍卖公司进行“通报批评”以后，继续进行的“相关调查”并无下文。在接到记者要求采访的电话后，北京市文物局的工作人员脱口而出：“这都什么时候的事了啊，我的同志？”
提起此事，接受采访的专家均表示听说过，但并无人愿意发表评论。唯一可以得到的，是一些全无根据的推断。南京某媒体的一名首席记者“按照经验”作出猜测：有人造假，有人推广，这应该是一个链条的运作。
不过，这番充满了不确定语气的推断，最后的结论是“这件事情不简单”。即使对这名跑口多年的记者来说，文物鉴定这个“圈儿”，依然神秘。
兴盛乎？
这是在广州举办的一场“火热”的现场鉴宝会。
十几位“收藏鉴定名家”刚到台上，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发出这些掌声的人，许多还得紧紧抱着怀里的宝贝——为了获得这一难得的鉴定机会，他们许多人，是从其他城市披星戴月赶来，排队拿号。
怀里的宝贝五花八门，有香炉，有花瓶，有木框，每一件都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要展示给专家看，须先打开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宝贝递过去后，主人“全神贯注地盯着专家的嘴，生怕听漏一个字”。
据目睹这一场面者记录，随着专家一句话，有人“满面期待立刻成灰”，有人则“狂喜之色立刻爬满眉宇”。
一喜一忧两副面孔，闪现在近几年民间收藏热潮中。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几百个商铺里常常出现摩肩接踵的人群，到处都是希望“捡落儿”的人低声砍价。市场管理人员统计，在节假日时，这里每天有6万~7万人。
“盛世兴收藏”成为流行语。一份数据可以为“收藏热”作注脚：全国各类收藏协会、
除了博物馆等国有收藏机构外，私人藏家正成为这一交易的重要参与者。不过，与高涨的收藏欲望相对应的，是未能普及的文物鉴定水平。
一家地方博物馆有这样的规定：每件收入库中的文物，必须有5位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签字。而私人收藏则得不到这样的保证。由国家和各省市文物局成立的文物鉴定委员会，虽然拥有多位委员，但往往只负责国有馆藏以及出土文物的鉴定，并不承担社会文物的鉴定。对私人来说，专业鉴定机构和各种专家，成为最重要的依赖。
以专业鉴定为名的商业机构因此一度生意兴隆。打开搜索网站输入“文物鉴定”，映入眼中的全部是这样的机构或团体。每一家公司的主页上，都会列出长长的名单，由“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或“文物界泰斗”领头，有的还挂有
而一家鉴定公司的工作人员则透露，来鉴定的人，往往只找“知名”专家。他解释，“知名”的意思，往往就是“上过中央电视台《鉴宝》等节目”，否则，一般不认。
同时火热的，还有各种培训班。这些以“艺术品鉴赏与经营管理”为名号的课程，同样以长长的知名专家为主要卖点，而推介的人群，则包括“具有投资能力的大企业家”或“古玩艺术爱好者”等。
“越来越多假的艺术品、赝品充斥市场，使整个收藏品市场鱼目混珠，真假难辨。”一家
这与许多收藏爱好者嘴里的传言不谋而合。有人甚至认为，当前在市场上流通的文物，假的比真的多。
“私人收藏往往更看重文物的价格。一些大的拍卖公司出售的文物，只要获得专家鉴定的证书，进入流通以后，很少有人再怀疑其真伪”。
“不要轻易相信传说。”知情者透露，目前赝品文物出售时，背后往往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其中一个典型的故事模式是“祖上有人在宫里当过太监”。
新近发生的“国宝”撤拍事件，为这一怀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其中一件“四羊方壶”收藏者的父亲，“是北洋陆军第14师军官”。这一家世渊源，曾被媒体扩展为一段扑朔的“身世之谜”：四羊方壶与故宫收藏的莲鹤方壶相似，莲鹤方壶出土自河南新郑的郑公墓葬，翻阅史料则发现，北洋陆军第14师，“曾在山东、河南等地长期驻扎”。
国宝由是和收藏者的父亲成功产生交集。至于“它又是如何流散到市场中，被其父得到的呢”，该媒体表示，“这目前还是个谜”。
专家乎？
赶上了收藏热大潮，而又缺少鉴宝眼光的人们未必知道，模样周正、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专家们，并非一言九鼎。
曾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秘书长的刘东瑞讲过一个故事。为鉴定同一件彩绘木雕神像的价值，3名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分别前来鉴定。上午9时许，第一名专家仔细看完文物，得出结论是“明代文物”。随后，他被请去隔壁喝茶等候。10时，第二名专家鉴定，他的观点是，这属于清代的一般文物。第三名专家进门看了几眼说：这不是文物，“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有的是”。
同一件文物的身价一日数变，在文物鉴定者眼里，并不奇怪。因为文物鉴定多靠“眼力”，所以，不同经验、见识的人，感觉的准确与否往往不同。鉴定手艺的传代，往往也是走“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靠的是“悟性”和几十年的苦功夫。这些因素都决定，对一件文物的年代、价值的具体判定，很难有一个最后的“定论”。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是，有一幅国宝级名画，交给南北两位同为书画大家，又同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担任委员的专家鉴定，得出的真伪结论截然相反。
不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很难锻炼出“眼力”来，这是文物鉴定入门的高门槛。不过，学术的高标准，并不能改变行业准入制度的缺乏。
我国目前的文物鉴定并无标准可依，而对“专家”级别，也缺乏科学的划分体系。在行业资格的管理上，开一家鉴定工作室和俱乐部从事文物鉴定，既不需要到文物部门申报，也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到工商部门登记或在民政部门注册一个民间团体即可。
有人于是总结出一幅“文物鉴定众生相”。这个庞大的鉴定群体中，既包括国有的博物馆或所属机构，也包括民营鉴定中介机构，以及一些个体鉴定人员、古玩经销商、拍卖企业等，甚至包括媒体组织的鉴定会。
在这个群体中穿插往来的，则是各种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规定》强调，“未经国家文物局许可，不得以本会委员身份执行文物鉴定任务和从事社会活动，不得开具任何带‘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等字样的鉴定证书”。然而一份调查显示，各级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在鉴定机构兼职的现象非常普遍。个别鉴定机构中，90％以上的鉴定专家是兼职。不少专家除原有的工作单位外，还在十数家鉴定中介机构兼职。
在一家商业鉴定机构的协议条款中，记者看到如下规定：客户的器物鉴定为“真品”后，虽然可获得该中心出具的鉴定证书，但若在流通或拍卖中被证实是“赝品”，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都与该中心无关”。据了解，类似免责条款相当普遍。
由各种中介机构组织的普通鉴定、一般专家鉴定、知名专家鉴定、专题鉴定、证书鉴定、外出鉴定等“走穴”方式，开始流行。不同级别的专家，设置有不同的标准，专家们的身份名气，在这个行当里，由“鉴定劳务费”划分清晰。
某地方鉴定机构负责人曾在媒体上披露这种走穴风的后果：“这些所谓搞鉴定的人大都和古玩交易有联系，或者本身就是古玩交易的幕后操纵者。有些人去鉴定时，他们就将收藏品备案，等到另外想收藏的人到他们那儿咨询，他们就充当中间客，两边通吃。”
“接下来的内幕，不用说你也想得清楚，无非是职业道德和经济利益的较量。”一名“边缘人士”评价道。
前不久，文物鉴定界的前辈史树青去世，曾引起一轮对昔日收藏界品格的怀念。许多人追忆起史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积累，以及其“藏而不私”的原则。据身边人回忆，曾有香港富商请史树青鉴定了一批“有破绽”的字画，只要他肯为字画题跋，证实东西是真的，就以所得的三分之一相赠。
史树青拒绝了。他爱惜的是自己的“眼力”和“读书人”的身份。
照片：文物拍卖会上，各色人物登场，表情心态各异。蔡代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