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的钱币鉴定专家钱屿研究钱币26年，见过举世罕有的古币、验过千奇百怪的假-币，更不遗余力地搜集了各种普通收藏家很难接触到的珍贵钱币书籍资料。在他看来，目前国内钱币收藏圈盛行着太多错误的认识，误导着藏家也扰乱了市场 吕宁
钱币市场的三个环节——学术界、收藏者和商家之间，存在一个怪圈。收藏者和商家误读着钱币，却掌握着舆论。往往需要学术界先行多年，真相才会慢慢获得收藏圈的认同
“现在的钱币界就像这盆花一样，”说起钱币收藏中的真假问题，52岁的钱币鉴定专家钱屿半开玩笑地拿他家窗台上的一盆仙人球打比喻，“盆里本来种的是仙人球，外围长的野草都是小鸟叼来的种子。没想到现在草反而长得比仙人球还要茂盛，仙人球看不出来，一眼看上去全是野草了。”
钱屿先后在无锡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研究钱币26年，出版了15部著作。他见过举世罕有的古币、验过千奇百怪的假-币，更不遗余力地搜集了各种普通收藏家很难接触到的珍贵钱币书籍资料。在他眼里，目前国内的钱币收藏圈和流通市场盛行着太多错误的认识，误导着藏家也扰乱着市场。
钱屿说，钱币市场的三个环节——学术界、收藏者和商家之间，存在一个怪圈。收藏者和商家误读着钱币，却掌握着舆论。往往需要学术界先行多年，真相才会慢慢获得收藏圈的认同，从而最终影响到商家。
为此，尽管近十年来钱币升值迅速，钱屿却一直在博物馆潜心研究，自己没有收藏过一枚钱币。每天看看书，写写文章，这个钱币界的“除草人”，钱屿做得很自在。
从读书到写书 钱屿的钱币鉴定功力和读书是分不开的。还在南京大学攻读考古学时，他就选修了一门中国现代史史料课。这并非是专业必修课，但是钱屿却从中获益匪浅。这门课系统地教授了到档案馆查找资料的方法，以及清末民初国内报刊杂志的种类。钱屿从此养成了泡图书馆、档案馆的习惯。
进入博物馆独立担负起研究任务后，钱屿就更加离不开图书馆了。研究中一有疑问，就到图书馆泡个两三天，从史料中寻找答案。甚至连公休假期，钱屿也不放过机会，常到徐家汇藏书楼一本一本地抄旧报刊，搜集了大量民国时期外国人在沪研究钱币的资料。
2005年出版的中国铜元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中国当十铜元》，就是钱屿和弟弟钱律两人根据原作者特拉西·伍德华（A.
M. Tracey
Woodward）于1926到1935年间在《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上连载的英文原文（后曾结集出版英文本）编译的。
民国时期，中国钱币的收藏和研究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但是当时的主要收藏者和研究者都是外国商人和外交官员。迄今为止，钱币研究界最重要的两本近代机铸币学术著作也是由当时两位外国人所写。其中一本正是伍德华的《中国当十铜元》，而另一本则是被佳士得、苏富比等海外拍卖行奉为钱币拍卖首要参考书的奥地利人耿爱德（Eduard
Kan）所著《中国币图说汇考》。
和伍德华一样，《中国币图说汇考》的作者耿爱德也是当年沪上一位著名的钱币收藏家。他长期在中国从事金银进出口业，收藏也以金银镍铝币为主。他的《中国币图说汇考》迄今仍是一本重要的中国银元参考书，然而此书仅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出过两版，存量极少。
钱屿就藏有一本珍贵的1966年美国版《中国币图说汇考》。这是他1986年托一位同学在美国一个拍卖会上以600美元购得的。当时钱屿每月的工资只有64元人民币。买下这本书后，钱屿都不敢让朋友将它邮寄回国，生怕途中有闪失。一直等到1988年朋友来中国旅游，钱屿才终于捧回这本梦寐以求的著作。拿回家当晚，钱屿就着手翻译了起来。不过由于耿爱德1962年去世到现在还不满50年，版权问题没有解决，因此一直没法出版中译本。
“但该书到2012年肯定要出版的，出版以后，钱币界就会得到一本具有系统性的常备工具书，并从中得到许多借鉴。”
辨伪容易辟谣难 在收藏界，几十年前某个离奇的谣言，很可能到现在积非成是，被人奉为史实而左右收藏者的判断。长期翻阅早年史料和报刊记载，钱屿见到了太多这样的荒唐事。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围绕壹元黎元洪开国纪念币展开的争论。
这枚纪念币目前存世有两种版别。其中的黎元洪像一为免冠、一为戴帽。而戴帽黎元洪纪念币，还有两种错版。一种将背面珠圈上的英文“THE
REPUBLIC OF
CHINA”中的“OF”多加了一横改为“OE”；另一种则将“CHINA”中的“H”去掉一横改为“II”。
这两种版本的纪念币现在市场价都能达到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元人民币，而错版因为数量稀少，因此价格更高。
然而经过钱屿考证，历史上只有在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发行过一枚免冠黎元洪纪念币，而且只有一个版别。根本没有铸行过什么戴帽黎元洪纪念币，更不存在错版。
然而钱币界却一直认为这两种纪念币皆为真品。传闻主要认为，是先有戴帽黎元洪纪念币“OE”错版，发现错误后，再铸造了戴帽黎元洪纪念币正版。此后又铸造了免冠黎元洪纪念币。因两种纪念币形制模仿1912年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壹元，因此大家都以为这两枚黎元洪纪念币也是1912年湖北造币厂铸造的副总统像纪念币。然而据钱屿考证，按照1912年3月颁布的大总统令，只有大总统像才可铸行纪念银币壹元，根本不存在副总统像纪念币。
当钱屿在他的《近代机制币辨伪图鉴》中指出戴帽黎元洪纪念币为臆造品时，许多收藏者都不服，甚至有人义愤填膺地写信说自己曾在《北华捷报》上看到过这段史实。
于是钱屿干脆再跑了一趟图书馆，终于在1919年10月25日出版的《北华捷报》中找到了所谓的“史实”。当天的《北华捷报》上刊登了当年钱币界颇具影响的外国收藏家罗斯所写的文章《民国铸币》。而那段“史实”则是出现在写给罗斯的一封读者来信中。
该读者在信中讲自己听说有3000枚戴帽黎元洪银元发生了铸造错误，但只收回2700枚，余下300枚错币仍流通在外，因此向罗斯先生求证该传闻是否属实。显然这个故事只是写信人道听途说而来，连他本人都不确定是真是假，实际上罗斯本人对这一说法也不以为然，并未予以肯定。然而经过人们口口相传，传闻就变成了事实，大家对戴帽黎元洪纪念币的存在深信不疑。
图录有助辨伪 钱币造假共分三种。一是私铸，也就是旧时用减少成色、减轻重量的银、铜币，混入流通货币谋取利润。二是臆造，也就是文物造假。戴帽黎元洪纪念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另一种更难辨识的文物造假方法是仿造。仿造品不仅成色、分量、图案皆与真品相同，有时甚至比真品制作得还要精美。
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上一家著名的“麒麟钱币社”就经常制造这种仿品出售。其中一枚“福建官局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元制作尤其精美，甚至超过了真品。致使收藏界对其真假产生了怀疑。然而怀疑始终是怀疑，没有人能证实它的确为仿品。
后来麒麟钱币社由于内部分钱不均，不欢而散。伪造人之一平玉麟最后死在狱中，而另一人杨成麒则在多年后来到了上海博物馆钱币组。钱屿这才辗转从杨成麒口中证实这枚“福建官局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真的是仿品。
钱屿承认，如果没有当事人之言，一些仿制品是很难鉴别的。对于臆造品，只要多积累经验，多看前人的著作、论文，熟悉历史就能轻易鉴别。“但鉴别仿制品是要看真本事的。”目前只有一种繁琐的方法可以鉴定仿制品，就是看版别。
由于钢模较易磨损，通常铸造一种钱币，都需要换几次钢模。因此同一类钱币之间都会存在一些细小的区别。即使是同一个钢模，最初和最后铸造的钱币也会存在一种渐变的差异。版别鉴定法，就是把所有真品的版别按秩序排列出来，再将仿品一一对比。如果排不进任何版别中，那这枚钱币就是仿品无疑了。
在这种鉴定方法中，《中国当十铜元》、《中国币图说汇考》这样的工具书就很有帮助。伍德华和耿爱德都是民国时期沪上钱币收藏家中的佼佼者。身前藏品数量之大，恐怕后人难出其右。
然而令钱屿觉得可惜的是，这两位大藏家的藏品如今已流失了大半。“耿爱德的藏品一部分还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流往境外。不过随着中国的强盛，相信这些钱币最终还是会回到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