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9月12日财经信息

中国总理表示将推进金融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大连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誓言全面改革目前由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放开利率管制，并最终让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他全面重申了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改革议程。

    今年3月出任总理的李克强，周三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WEF)上对一群国际听众发表讲话。他还提供了金融业改革的一些细节。

    他表示，他领导的政府意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并“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

    他还发出信号暗示，北京方面有意让中国蓬勃发展的金融业加大开放。目前，中国金融业仍由国有巨擘主导。

    李克强表示，政府“要推进金融机构的改革，特别是要放宽市场准入，让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他不止一次提到“多种所有制”（这个涵义笼统的词语通常意指私人和外资所有），这将使国际金融机构产生期待；这些机构目前在中国面临严厉限制，只占据了一小块市场。

    虽然放开利率管制和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已是中国政府声明的政策目标，但李克强此前很少详尽阐述北京方面的金融改革议程。

    李克强并未提供时间表，也未具体介绍政府改革计划的内容，但是按照***领导人的措辞习惯，他的讲话说明本届政府重视对受到沉重债务拖累的金融业实施改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体系向国内经济注入大量信贷，制造了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还为未来大量贷款违约埋下了种子。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所背负的巨额债务，其中许多地方政府似乎无力偿债。

    李克强周三在讲话中试图淡化这个问题。

    “对大家都很关心的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我们正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有序规范和化解。”他表示，“可以有把握地说，总体是安全可控的。”

    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对所有地方政府债务开展一项全国性审计，以便更准确地掌握问题的规模。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一些官员都表示，这个问题很可能比北京方面所承认的要大得多。

    上述审计的结果预计将在本月底宣布。

    李克强在周三的讲话中还强调，他领导的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改变增长模式，降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提高消费和服务业比重。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他表示，“扩大内需是最大的结构调整。”

李克强借达沃斯传递的信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 霍默静  大连报道



    2013年9月10日，中国大连，第七届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开幕前一日。与往年的夏季达沃斯不同，今年中国总理的出场似乎提早了许多。

    在很多与会代表和媒体尚未到达会场进行注册的这一天，中国总理李克强就在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的主持下与参会的国际企业家们座谈，并传递了一个人们期待了很久的信息——中国政府对经济改革有信心。虽然这似乎偏离了本届论坛的主题“创新：势在必行”，但市场对他这一表态的反应十分积极。

    今年全球金融危机进入第五个年头。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9月初发布的报告，目前发达经济体复苏加快，超出预期，并且有望保持增速，但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导致世界经济复苏仍旧缓慢。

    加上今年5月份美联储暗示将会退出量宽政策的影响，更让新兴市场遭受严峻考验，大量资本外流，引发股市汇市的一系列反应。印度卢比8月底创新低，金融危机风险迫近。

    中国也感受着丝丝寒意。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市场信心不足、政府债务风险加剧、城镇化建设遭遇瓶颈......  经济放缓是否会导致“硬着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9月是李克强执掌中国总理一职半年之期，中国内外对其经济政策和改革能力的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迫切。自3月以来被国内外广泛讨论甚至热捧的“李克强经济学”，也需要在此时有个实实在在的依托。

    似乎中国总理李克强也想尽快给出自己的回答。9月8日，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的署名文章中做出了这样的陈述：“有观察人士问，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是否会最终导致大幅下滑，甚至'硬着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是否会因各种复杂的社会难题而脱轨？我的回答是：中国将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这篇文章是专门为今年夏季达沃斯所作。

    李克强更是史无前例地在大会之前一天参加了企业家领导人座谈，并在座谈中再一次试图缓和外界对中国经济放缓和改革遇阻的担忧。李克强在谈话中，一方面重申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也说到了一些真正让企业界关心的问题。他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触动利益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国际经济论坛，面对一个国际企业家群体，李克强却似乎以一种“'两会'记者会”式的回答，谈到“用壮士扼腕的决心推进改革”，并且还加上了“言必行、行必果”的承诺。

    李克强此时给出这样的答案，多少会让人想到2009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演讲，当时全球金融危机正加速蔓延。那次演讲后，中国政府随即启动“四万亿”刺激计划，让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阴影。

    李克强总理将会在9月11日作本届论坛的开幕主旨演讲，这是他出任总理之后首次亮相一个中国“主场”的国际论坛。可以预期，他也会借这次演讲，为中国经济鼓劲，重振外界对中国的信心。更让与会者期待的是，他能借此次演讲，首次全面阐释他的经济政策主张。

    两个月后，今年11月，***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将确定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方向。本次论坛上李克强释放出的经济信号，在两个月后是否能得到印证，将是本届政府经济政策能否“行必果”的一个缩影，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船重工拟定增募资85亿元人民币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上海报道

     资本市场为战争筹款已有几百年历史。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寄望于股市帮助推进中国海军的扩张计划。

    中国军费支出去年达到166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南中国海及其他近海的领土纠纷中，中国近年来一直在炫耀其海军实力。但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仍基本上是国有的，因此北京方面希望把它们推向公开市场，以促进其发展。

    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国有控股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CSIC，简称中船重工）宣布，将通过一次定向增发，募资85亿元人民币（合14亿美元），募资所得将用于购置用于建造军舰的生产设施和设备。此举被形容为利用资本市场为中国国防工业筹措资金。

    中国投资者对有机会投资本国军工产业感到振奋，推动中船重工在上海上市的股票涨停。其他有望从中受益的公司——如重型装备制造商上海振华重工(Shanghai  Zhenhua Heavy Industries)——的股票，也出现飙升。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大幅提高军费支出。过去20年期间，除了一年以外，中国官方的国防预算增幅年年达到两位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军费支出仍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2012年，美国军费支出达到6820亿美元。

    近年来，中国尤其重视打造蓝水海军，即能在远离本国海岸的水域执行任务的海军。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与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南中国海陷入领土纠纷的中国，已开始出动海军舰艇，在中国划定的主权水域进行更频繁的巡逻。

    2011年，中国推出了它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尽管该舰是在从乌克兰手中买下的半成品船体基础上建成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自主造出首艘航空母舰只是时间问题。

    对中国因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放缓而深陷困境的造船业来说，更多军工项目的启动给其带来一些安慰。

    “在经济低迷期间，军费支出是典型的反周期支持手段。”巴克莱(Barclays)亚洲运输业研究主管乔恩•温德姆(Jon  Windham)表示，“这明显是一块比较稳定的业务，他们也希望更多地谈论这块业务，因为商用船舶的业务正在直线下滑。”

    译者/和风

美俄就叙利亚问题展开谈判


英国《金融时报》 詹姆斯•布利茨 伦敦, 杰夫•代尔 华盛顿, 阿比盖尔•菲尔丁-史密斯 贝鲁特报道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将于今日开始为期两天的谈判。在谈判中，美国将检验俄罗斯关于控制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倡议是否靠谱。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先前已在全国电视讲话中确认，美国已暂停对阿萨德政权发起导弹打击的计划。美国和俄罗斯将就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的一项决议案展开谈判，该决议的目标是控制住叙利亚的化学武器。

    克里和拉夫罗夫走上谈判桌之际，在应该向阿萨德政权施加多大压力、迫使其就范这个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拉夫罗夫周一宣称，阿萨德政权必须将其拥有的化学武器交给一个国际机构，由后者将这些化学武器销毁。

    克里表示：“我们不打算支持一项达不到目的的计划。这个过程必须透明、可追究责任、完全可操作，（并且）明显可核查。而且这个计划也必须规定，玩弄花招或试图破坏这个过程将会产生哪些后果。”

    俄罗斯方面迄今抵制有些国家的呼吁，即联合国安理会应当在决议中发出威胁：如果阿萨德政权事后阻扰化学武器的销毁，将会有“严重后果”。

    法国昨日分发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的初稿，对叙利亚必须采取的特定步骤做出了规定。草案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最后期限是，叙利亚必须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15日内向国际社会提交“一份（关于其化武储备的）全面、彻底以及明确的报告”。

    然而，在今日于日内瓦举行的谈判中，关键争论点将是该决议是否将适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若是，则如果叙利亚未能照办，就可以对其动武。

中国玉米进口逐步走高  



英国《金融时报》 寺园惠美子 报道

      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肉类需求的上升正在改变中国对进口玉米的兴趣，这可能对全球食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中国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自2001年降低进口壁垒以来，中国对玉米、大米和小麦的进口一直保持在最低水平。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为了给关键主食的种植腾出土地，大豆市场对进口开放，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菜籽进口国。

    但全球的玉米交易商正趋向乐观，原因是对牲畜饲料需求的增加，已导致中国的玉米进口稳步上升。

    嘉能可斯特拉塔(Glencore Xstrata)农业主管克里斯•马奥尼(Chris  Mahoney)称，从长期看，“目前占全球大豆海运贸易逾75%的中国，还将成为玉米的主要进口国”。

    中国政府改变口气也给这种观点提供依据。去年，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撰文称，中国不会允许自身对外国进口产生依赖，玉米“不应变成第二个大豆”。后来，韩长赋表示玉米进口必须逐渐增加，以满足需求。

    美国农业部高级经济师弗雷德•盖尔(Fred  Gale)表示，尽管95%自给率的指标仍然未变，但“谷物和大豆进口的不断增加，今年引发了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的热议，促使他们反思自给自足的概念”。

    官方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上周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为填补与日俱增的供应短缺，中国可能每年需进口2000万至3000万吨的玉米。

    徐小青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们对玉米的需求上涨，这表明在未来，我们将进口一些玉米，但规模不及大豆。”

    美国农业部预计，中国的玉米进口量将从2012-13农事年的300万吨，增至2013-14农事年的700万吨，增幅超过一倍。到2022年，中国预计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玉米进口国，进口量将达到1960万吨。

“亚洲悖论”下的中日韩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 霍默静  大连 报道

   

    2013年夏季达沃斯首日，设有一场专门为东亚国家设计的讨论，以“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为题，并未像以经济为题的其他分论坛那样“交锋”热烈。

    东北亚国家间冲突频发是因为政治家缺乏想象力么？当论坛主持人——中欧商学院副院长苏理达(Hellmut  Schutte)在开场抛出这个问题之后，这场讨论走向“清谈”的基调就已隐隐定下。

    现场嘉宾依次是中国上海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日本Will Seed株式会社总裁Chikara Funabashi，韩国国会议员Kil Jeong  Woo，中国学者汪晖和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主席查尔斯·莫里森(Charles E.  Morrison)。虽然苏理达教授从一开始就表示希望嘉宾不谈历史，关注未来，但显然，有些现实和历史问题绕不过，比如“亚洲悖论(Asia  Paradox)”。

    韩国新任女领导人朴槿惠今年访华时曾经这样描述这个概念：“在东北亚出现了一个被我称为'亚洲悖论'的现象：一方面，各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领土主权和历史遗留问题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紧张。”说的就是这种政冷经热的现象。

    韩国国会议员Kil Jeong  Woo在发言中说，东北亚国家间的冲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家问题，而是处在同一个地缘区域内的三个国家同时取得经济成功后带来的“结构性代价”。

    他说，中日韩三国同在东北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韩国和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也有很强的经济联系。东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实际上是三个国家经济上的成功带来的政治代价，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当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从过去20年的经济放缓中恢复过来、韩国也走上崛起之路，这种矛盾就会凸显。体量巨大的三个经济体彼此相邻，近代史上都非常成功，而邦交上又有诸多过节，这在其他地区是十分罕见的。成功虽有一定的代价，也不必悲观。

    他说，如果中日韩三国的政治家们能够更有想象力，也会想到办法摆脱这种困境。中日韩三国均在今年上半年换了国家领导人，Kil认为，“如果各国的领导人可以更有胆识，更大程度上将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去政治化，对国家间关系的未来颇有益处。”

    当主持人问道，东北亚地区能否借助经济驱动力改善关系时，中国官员周汉民则多少有些避重就轻，只谈三国间经济合作的发展，强调上海自贸区将起到的积极作用。当主持人追问“当遇到问题时政治和经济哪个会更为重要”时，周汉民的回答颇为“外交辞令”：“两者之间的平衡”最重要。日本商人Funabashi也同样着眼于贸易：“虽然三国并没有什么条约之类的承诺，但彼此之间的贸易发展很好。”

    那么，东北亚地区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如何解决？只有韩国国会议员Kil给出了一些实质性回答，提到要加强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更好地了解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进而在政治层面上施加一些影响力。但他也不忘给政客们泼一瓢冷水：“希望三个国家的领导人之间形成共同的领导关系实际上在期待一个奇迹，而这种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

    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Jennifer  Blanke也表示，亚洲之所以不能像欧盟一样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各国领导人政治意愿的问题，除了政治，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关系究竟要怎样发展，如何去寻求一个“东亚的未来”，嘉宾们似乎只在教育和民间交流上还算有话可谈。但朝鲜，这个中日韩三国共同的邻邦，却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在讨论中，只有在快到结束时，Kil特意加上了一句：“我们谈东亚未来的时候，不能将朝鲜排除在外，朝鲜应该也必须是东亚地区的合法成员。”听众也许更希望，朝鲜并不是真正被遗忘了，而是这种场合下被刻意回避。

    当然，现实国际关系中的中日韩关系，也多少和这场讨论一样——各国在公开场合总是更愿意讨论经贸，而对领土和安全这类核心利益问题，总是留到台下暗自较劲寸土必争。

中国基建投资该投向哪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徐建国  

   

    当下恰逢中国经济一个变化的窗口，政策上对于经济增速的期许似乎并不太高，央行依然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方面也就是盘活一点存量资金。稳健货币，盘活财政的政策组合，应该是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

    然而，也不能完全不管经济增速，经济增速太低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经营恶化，产生太多坏帐，甚至导致债务通货紧缩，增加经济调整的难度。笔者认为看起来比较有共识的，是在边际上增加一点基础设施投资，防止经济增速过低。问题在于，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往哪里投？往东部还是中西部？往已经成型的城市群里面，还是打造新的城市群？是往大中城市投，还是重点投资小城镇？

    基础设施投向问题的大背景，是我们过去十多年的基础设施存量已经有了大幅的增加，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要做更细致的考虑。举个不太准确的例子，以前我们什么都没有，农村没有什么路，城市就是几条又窄又破的路，只要修条路大概都是对的，修好了总会有人有车。现在已经有很多路了，随便修一条路都会有人走的时候过去了，再修的话要注意是不是真的需要。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一穷二白了，犯错误的概率也增加了，要求我们的功夫要比以前更细。

    有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长途开车从北京到江苏宿迁，主要经过京津和京沪两条高速。长途开车比较辛苦，尤其是急着赶路的时候。好处是在漫漫长路上可以看到一些事情，很多是坐飞机和高铁看不到。

    北京、上海是我国理所当然的两大重镇，京沪高速途径天津、德州、济南、泰安、曲阜、徐州、南京等大中城市，这条线沿途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应该是很大的。粗粗计算，2012年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的GDP总量为18万亿，占全国的34.9%，超过三分之一。倘若在国内寻找可以比较的线路，估计也就是京广线或许可以一比了。当然，这是总量而非密度的概念，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三个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密度应该要大得多。

    然而京沪高速上的车流却并不密集。从北京到江苏宿迁开了一个来回，很少看到密集车流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自己一辆车，前后远远的有几辆车，经常是运送货物的大货车。去年走过一次广深高速，车流也不密集。对于开车的人来说，这当然不是坏事。沿途风景不错，绿化做得很好，增加了不少开车的乐趣。

    然而这些都是有成本的。稀疏的高速流量意味着每一辆车要分担的修路和养路费用要高很多。粗粗算了一下，把一路交的过路费除以总里程，大概每公里要交将近5毛钱，每公里的油钱大概是8毛，这样买路钱占到买油钱的60%左右，占总成本的40%左右。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想起以前在美国开车旅游，绝大多数的高速是不收费的，基本只有油钱这项成本，而且当时的油价很低，每加仑1.2美元左右，合每升0.32美元，按当时的8.28的汇率算，也就2.63人民币，大概是现在油价的三分之一。

    高速的高收费，外加油价上涨，直接导致运输成本的大幅增加，于是需求减少，路上车流稀少，那么倘若降低收费是不是会增加流量？这个当然可能，去年十一期间高速免费导致高速大堵车，说明潜在需求市有的。可是这是因为平时收费高，导致需求的集中释放，不能简单推测平时也会这样。总体看来，结果并不清楚。另一个考虑是高速的运输成本远远高于铁路和水路，从全社会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讲，还是应该尽量多用铁路，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多用水路。倘若油价便宜，污染不严重，用用公路也无妨，可是现在油价很贵，全国大范围严重污染，还是少烧一点油的好。

    运输费用增加，意味着市场流通成本的增加，这对于单位运输成本高的产品的影响会很大。比如说大白菜，农民种菜的成本不算高，但是要运到城里的大超市，运输的成本不低。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农民卖给经销商的价格很低，但是超市里的价格高出很多倍。价高意味着需求降低，一些大白菜可能就烂在地里了，流通环节不畅的影响可见一斑。一般而言，运输成本的大幅增加，不利于市场规模的整合和扩大，很多潜在市场机会可能就因为流通成本的增加而潜伏下去了。

    一种观点是基础设施应该往中西部投，可是中西部的人口和经济密度都不如京广、京沪、广深沿线，投下去的高速路会怎样？笔者自己没有开过中西部的高速，不知现有的高度路车流如何，想来应该不会比京沪好。即便现有高速路车流不错，也不能保证新修的路依然有足够的车流。

    比较两个选择可能比较有意思。一是往中西部投，结果可能车流很少，修路维护成本很高，导致中西部财政压力很大。但是随着交通改善，增加了人口流动的便利，很多人进一步流向东部，这也算是一个贡献。然后，东部聚集地区进一步用度，需要修更多的基础设施。中西部留下的，是一些几近荒废的道路、村庄、城镇。另一个选择是继续在东部修建基础设施，增加城市的便利，吸引中西部的人口，这样结果和前一种其实是一样的，不同在于没有留下更多的废弃村庄、道路、城镇，少一些浪费，少几个鬼城。

    有一个插曲很有意思。从宿迁到北京一路都很畅通，可是一进京城上了五环路就堵上了，而且一堵就是一个半小时，只开了35公里（从华工桥到箭亭桥），这个时间在高速上能开出将近200公里。经济学上有个原理叫做显示偏好，意思是从人们的消费选择可以看出人们的偏好。借用到这里，堵车的地段已经告诉我们，人们更多需要在大城市里面活动，下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往大城市里面投。跟随着看得见的需求做投资，大方向不会错。

别押注美联储不会推高通胀  


Gluskin Sheff首席经济学家 戴维•罗森伯格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在人们热议谁将出任下任美联储(Fed)主席之际，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遗产看上去将不仅包括他从5年前爆发的金融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世界，还有可能包括滞涨，或者至少是温和的滞涨。即便是在实际经济增长率只略高于零的情况下，在如此长时间保持实际短期利率为负值的过程中，不导致金融失衡和通胀过度也是不可能的。

    债券市场的长期大牛市始于1981年，当时的通胀率和债券收益率高达15%，并有望进一步升高。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市场的普遍预测显然低估了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遏制通胀的决心。

    沃尔克花了四五年时间才解决了通胀问题，而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债券收益率最终跌破两位数，投资界才认同了美联储的努力，即：通过反通货膨胀(disinflation)稳住价格。

    伯南克无疑花费了长得多的时间来消除通缩方面的忧虑，但我相信，他推高通胀的追求最终会获得成功，我关于长期利率将会走高的预测也是关于长期走势的一个新看法。

    除非你预计将出现通缩或经济形势会再次恶化，否则经名义GDP增长率调整后的债券收益率转负为正可能为期不远了。

    实际上，这种债券收益率跟随名义GDP增长趋势恢复正常的过程开始于三个月前，目前仍在继续。多年之后，人们会明白，通胀率和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百分之1点几的低点是一个长期拐点，对应的是30多年前的那个百分之15点几。

    尽管通缩仍然是市场和世界主要央行考虑的主要问题，但实际上核心通胀已经触底。

    那些未能看到源于就业市场的成本压力者，应该更仔细地查看8月就业报告，尤其是私人部门的工资账单——私人部门工资环比上涨0.7%，而且在过去3个月里一直以6%的年率上涨。

    与此同时，随着诸多不利因素偃旗息鼓，美国经济在2014年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在9月18日的会议上开始逐步退出其量化宽松政策。

    然而，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几乎没有触动短期利率的打算——实际短期利率将在今后多年里保持负值。因此金融抑制将依然是当前要务，直至美联储达成促使通胀预期升至2.5%的心愿。

    押注美联储不会得偿所愿将是无用之举，正如上世纪80年代初债券空头错误地与美联储反方向押注一样。对一个直到几年前仍在激辩通胀率是否真的更接近1%（而不是2%）的货币当局来说，这不只是政策的微调。按2.5%的通胀率计算，价格水平将在未来十年里上涨近30%。

    这种隐形的违约举措是让债务与GDP之比重新回到更舒适水平的一个依据。

    但这种政策驱动的推动通胀率上升的举措，将有助于让规模仍很庞大的未偿债务实际价值贬值。这并不意味着稳定的价格：对养老金领取者和那些依靠固定收益投资生活者而言，这是又一个坏消息，而对美国以及其他债务国来说，这是个好消息。通胀不会连续上升，但整体趋势是，国债收益率的低点已经离我们远去，长期熊市如今已初见雏形。

    因此，如果你是一位债券发行人，你现在就应该进行再融资，不能再拖。而如果你是一位投资者，即便各国央行继续将短期政策利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你别再花太多时间辩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开始对冲自己的投资组合，以防长期利率可能不断上涨。

    从财富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应采取这样两种投资策略：一种是随着时间推移将有效对冲利率风险的，另一种是与更陡峭的收益率曲线挂钩的。

    这也意味着在股市上寻找那些在温和滞涨环境下能够受益的公司，也就是那些有能力将新增成本转嫁出去、从而保持原有利润率的公司。股市收益的主题也会从股息收益率转向股息增长率。

欧盟委员会对欧洲三国税收优惠展开调查  



英国《金融时报》 亚历克斯•帕克 布鲁塞尔, 杰米•史密斯 都柏林, 马特•斯坦格拉斯 阿姆斯特丹报道

      欧盟正就爱尔兰、卢森堡和荷兰与跨国公司的税收协议对这三国展开调查。此举可能会为针对非法税收优惠展开正式调查铺平道路。

    据看到相关材料的人士称，欧洲最高竞争机构已要求有关国家的政府就其税收裁决体系做出解释，并详细阐述其给予几家特定企业的保证。这几家企业包括苹果(Apple)和星巴克(Starbucks)。

    通过执行欧盟国家援助规定，此举可能会在全球打击逃税的行动中开辟一条新的战线。这些规定是一种独特的机制，它禁止通过向受优待的私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来严重扭曲竞争。

    欧洲最高竞争机构至少向三个欧盟国家发出上述要求。此举代表着非正式调查的开始，但并不意味着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已确定不法行为。但即便如此，此举也让一些被瞄准的国家的政府官员感到紧张。

    如果欧盟委员会发现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它将展开正式调查并启动一个程序，可能会迫使有关国家收回从任何非法税收优惠协议中损失的全部税收收入。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目前，我们只是在收集关于税收裁决的信息。”

    荷兰、爱尔兰和卢森堡都不得不对如下说法作出回应：即它们正扮演避税港的角色，为大企业提供了一个降低它们全球税负的基地。这些受到审查的税收裁决就税务待遇问题向一些企业提供了保证（有时是在企业做出转移业务的决定前提供的）。

    卢森堡政府拒绝置评。爱尔兰财政部表示，它不清楚欧盟是否展开了正式的国家援助调查，但表示“时不时”收到欧盟委员会就一系列问题（包括税收）提出的询问。

    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最近表示，爱尔兰是苹果输运利润的一个管道，该公司借此可规避全球的税赋。该委员会的报告称，爱尔兰允许苹果适用2%或更低的企业税率，远远低于通常12.5%的水平。爱尔兰则否认有关“特殊协议”的指控。

    去年，星巴克因涉嫌大幅降低其在英国的税负而饱受抨击。它的避税途径是将知识产权赋予其荷兰子公司，然后向其他子公司征收巨额专利费，从而将星巴克英国子公司的应税利润降至很低甚至为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