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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民国37年年底底，三个小伙子怎样花费一块银元
1楼
cjiyou 发表于：2013/11/21 0:41:00解放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收兑价，各种银币一律以每枚兑换人民币一元。“文革”后调整到每枚十五元。眼下在一些古玩店中，一枚普通银元的售价约为六十至八十元人民币。
那么在半世纪前，一块银元在上海又值几何呢？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底，五十万元面额的金圆券上市发行，但发行不到一个月，这张当时中国最大面额的钞票，还不够到店里去吃一碗虾仁面。物价上涨的幅度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时来计算。进一些小饭店去吃饭时，顾客往往在点好酒菜后马上就结账付款，否则，有可能吃完饭时菜牌上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到了１９４８年底，不知从哪里一下冒出了大批银元，成了国统区内的“硬通货”，绝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银元来折价。私营企业的员工工资都折成银元分发，政府公教人员的薪金虽仍旧发金圆券，但到月底时，领工资的人从会计那里领到那一大捆钞票后，几乎都是马上奔到街上去向“黄牛”换成银元。倘若留到下班后再去兑换，刚领到的本月工资又会贬值不少了。
“黄牛”便是当时上海市民对银元贩子的称呼。他们把银元依次分成了四等价位，即“大头”
、“小头”
、“鹰洋”、“龙洋”
和“杂洋”（其中包括“川洋”）。每档价位相差约一成半，就是说，同样分量和成色的一块“龙洋”只有一块“大头”的七成价值，而一块“川洋”则只能抵得一块“大头”的一半左右了。这些纯属人为的价位分档，便使银元贩子大获其利。
在上海解放之前的半年多里，银元贩子可谓“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戏院、舞厅、饭店、银行、商号门前，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马路上、弄堂口，甚至连市区西部那些高等住宅区的路口，也都有银元贩子在活动。他们中有的像眼下的“打桩模子”那样固定站在某一个地方，也有像沿街叫卖的小贩那样到处游动。他们一只手里拿着几块银元，不断敲出“叮-当”、“叮-当”的响声，嘴里念着：“哎，大头小头，哎，买进卖出，哎，阿有大头、小头要买进卖出？”那些词句和腔调如出一辙，这大概也算是他们的职业叫卖声吧！
当时我十六岁，在中学里念高一。从升入中学以来，我是数学教师最感头痛的学生，每学年都要补考上好几回才能勉强升级。然而在用银元做通货的这段日子里，我居然也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创造出了一套“消费经济学”。
我有两位同龄的表哥，一位姓陈，一位姓潘。陈姓表哥的父亲是我姨父，当时担任中国银行国外汇兑部总经理，潘姓表哥的父亲是我姑父，当时在交通大学当教授。星期天，他俩都到我家来，吃过午饭便一起出去玩。临出门时，母亲便给我一枚“大头”，作为我们三人半天的游资。
我们先步行好几里路到美琪、国泰等电影院，看下午的第一场电影。那时候好莱坞影片垄断了上海的电影市场。在电影院门前，我先将那块“大头”向站在门前的“黄牛”换一块“小头”，其间的差价便拿来买三张楼下前排（前排票价比后排便宜）的电影票。
看完电影大约是下午四点钟，肚子有些饿了。我们就在南京路上那些著名的川、粤菜馆中任意找上一家，用那块“小头”向门前的“黄牛”换上一块“龙洋”或“鹰洋”
，所得的差价便足够我们三个小伙子饱饱地吃上一顿点心了。倘若还有多余，我们便到与平安电影院毗邻的飞达咖啡馆或东面的凯司令咖啡馆去，每人吃上一客冰淇淋圣代。
此时在我口袋里还揣着一块“龙洋”或“鹰洋”，就其中的含银量来说，与午后离家时未差分毫，仍是七钱二分，但在流通中的价值却只剩下百分之七十了。我们该怎样在这个休息日里花掉这剩下的钱呢？
当时，几家大型电影院都附设有弹子房，有的开在放映厅后面，有的开在楼上。此外，在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上也有几家开在弄堂里的弹子房。
我和两个表哥其实并不喜欢也不很会打弹子，可一则为了消磨掉晚饭前的那段时间，再则到弹子房里去和那些比自己年纪大的人混在一起，喝杯咖啡或啤酒，吸上支烟，自己感觉也像是个大人了。就凭这一点，弹子房对我们也就产生了吸引力。
租用弹子盘是按时计费的。当快满两小时时，我便出门去拦住个“黄牛”，把袋中那块“龙洋”换成一枚“川洋”
。所得的差价大致正够付弹子房的账。
这时已是暮色苍茫了。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便是花掉那枚“大头”几经兑换所剩的最后一个部分，便是那枚“川洋”，同时填满我们又开始觉得有点空的胃。
诚然，一块“川洋”（或半块“大头”）要供三个小伙子去高档饭店里饱餐一顿是不够的。我们只能挑像会宾楼、老半斋等中档餐馆，进去点上几菜一汤，然后如风卷残云般扫个精光。抹着油光光的嘴走出饭店大门后，我们便踏上了归途。不管饭店离家有多远，我们都不坐车。倘若口袋中还有些剩下的金圆券，那便倾囊而出，买些花生米、炒豆等零食，边吃边聊地走回家去… hotrod
那么在半世纪前，一块银元在上海又值几何呢？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底，五十万元面额的金圆券上市发行，但发行不到一个月，这张当时中国最大面额的钞票，还不够到店里去吃一碗虾仁面。物价上涨的幅度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时来计算。进一些小饭店去吃饭时，顾客往往在点好酒菜后马上就结账付款，否则，有可能吃完饭时菜牌上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到了１９４８年底，不知从哪里一下冒出了大批银元，成了国统区内的“硬通货”，绝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银元来折价。私营企业的员工工资都折成银元分发，政府公教人员的薪金虽仍旧发金圆券，但到月底时，领工资的人从会计那里领到那一大捆钞票后，几乎都是马上奔到街上去向“黄牛”换成银元。倘若留到下班后再去兑换，刚领到的本月工资又会贬值不少了。
“黄牛”便是当时上海市民对银元贩子的称呼。他们把银元依次分成了四等价位，即“大头”
、“小头”
、“鹰洋”、“龙洋”
和“杂洋”（其中包括“川洋”）。每档价位相差约一成半，就是说，同样分量和成色的一块“龙洋”只有一块“大头”的七成价值，而一块“川洋”则只能抵得一块“大头”的一半左右了。这些纯属人为的价位分档，便使银元贩子大获其利。
在上海解放之前的半年多里，银元贩子可谓“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戏院、舞厅、饭店、银行、商号门前，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马路上、弄堂口，甚至连市区西部那些高等住宅区的路口，也都有银元贩子在活动。他们中有的像眼下的“打桩模子”那样固定站在某一个地方，也有像沿街叫卖的小贩那样到处游动。他们一只手里拿着几块银元，不断敲出“叮-当”、“叮-当”的响声，嘴里念着：“哎，大头小头，哎，买进卖出，哎，阿有大头、小头要买进卖出？”那些词句和腔调如出一辙，这大概也算是他们的职业叫卖声吧！
当时我十六岁，在中学里念高一。从升入中学以来，我是数学教师最感头痛的学生，每学年都要补考上好几回才能勉强升级。然而在用银元做通货的这段日子里，我居然也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创造出了一套“消费经济学”。
我有两位同龄的表哥，一位姓陈，一位姓潘。陈姓表哥的父亲是我姨父，当时担任中国银行国外汇兑部总经理，潘姓表哥的父亲是我姑父，当时在交通大学当教授。星期天，他俩都到我家来，吃过午饭便一起出去玩。临出门时，母亲便给我一枚“大头”，作为我们三人半天的游资。
我们先步行好几里路到美琪、国泰等电影院，看下午的第一场电影。那时候好莱坞影片垄断了上海的电影市场。在电影院门前，我先将那块“大头”向站在门前的“黄牛”换一块“小头”，其间的差价便拿来买三张楼下前排（前排票价比后排便宜）的电影票。
看完电影大约是下午四点钟，肚子有些饿了。我们就在南京路上那些著名的川、粤菜馆中任意找上一家，用那块“小头”向门前的“黄牛”换上一块“龙洋”或“鹰洋”
，所得的差价便足够我们三个小伙子饱饱地吃上一顿点心了。倘若还有多余，我们便到与平安电影院毗邻的飞达咖啡馆或东面的凯司令咖啡馆去，每人吃上一客冰淇淋圣代。
此时在我口袋里还揣着一块“龙洋”或“鹰洋”，就其中的含银量来说，与午后离家时未差分毫，仍是七钱二分，但在流通中的价值却只剩下百分之七十了。我们该怎样在这个休息日里花掉这剩下的钱呢？
当时，几家大型电影院都附设有弹子房，有的开在放映厅后面，有的开在楼上。此外，在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上也有几家开在弄堂里的弹子房。
我和两个表哥其实并不喜欢也不很会打弹子，可一则为了消磨掉晚饭前的那段时间，再则到弹子房里去和那些比自己年纪大的人混在一起，喝杯咖啡或啤酒，吸上支烟，自己感觉也像是个大人了。就凭这一点，弹子房对我们也就产生了吸引力。
租用弹子盘是按时计费的。当快满两小时时，我便出门去拦住个“黄牛”，把袋中那块“龙洋”换成一枚“川洋”
。所得的差价大致正够付弹子房的账。
这时已是暮色苍茫了。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便是花掉那枚“大头”几经兑换所剩的最后一个部分，便是那枚“川洋”，同时填满我们又开始觉得有点空的胃。
诚然，一块“川洋”（或半块“大头”）要供三个小伙子去高档饭店里饱餐一顿是不够的。我们只能挑像会宾楼、老半斋等中档餐馆，进去点上几菜一汤，然后如风卷残云般扫个精光。抹着油光光的嘴走出饭店大门后，我们便踏上了归途。不管饭店离家有多远，我们都不坐车。倘若口袋中还有些剩下的金圆券，那便倾囊而出，买些花生米、炒豆等零食，边吃边聊地走回家去… hot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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