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海解放初期对金融业的接管

——根据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离休干部许志青口述整理

采访对象：许志青，男，山东人，***党员，1930年7月生，1948年10月参加工作。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离休干部，高级经济师。

由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需要，1948年10月，***山东省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刊登了山东省立商业专门学校（简称商专）招生广告，并于11月2日公告录取本科生347名，预科生185名，随到随考者20名。

商专是现在山东财政学院的前身，校长由当时山东省财政厅长顾准兼任，副校长陈先，教务主任储伟修。1949年2月21日，山东商专同学与教职员工约有800多人参加解放大军南下，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财办南进总队，其中商专银行系96人编入第七大队三中队，其中，从老解放区来的并在银钱业工作过的王爱身、孙常伍、王世镇、盖还武、刘世懿、高乐逸、康清中、李浩、徐良、吕清远、丁凝、王树威、牛文琦、田崇、许志青等同志，在商专教务主任储伟修和教师庄大道的带动下，作为南下前梯队，到丹阳分组培训后，于5月25日和26日由丹阳坐火车到上海南翔，由南翔乘汽车进入上海，准备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的三件大事，一是安定民生，二是接管官僚资本，三是恢复生产。党中央对上海的接管工作非常重视，从各方面抽调干部加强领导，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同志在上海解放后几天就亲自到上海部署接管工作。对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接管，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作为接管工作的总负责人。金融处处长是陈穆（原北海银行行长），副处长是项克方、谢寿天。谢寿天在去苏北解放区之前亦担负上海地下党工作。项、谢两人不仅熟悉上海情况，而且对上海金融业也很熟悉。

军管会金融处还分别委派军事代表（以下简称军代表）进驻各被接管单位进行接管。对各接管单位派出的军代表如下：（1）中央银行军代表：卢钝根、袁君实；（2）中国银行军代表：龚饮冰、冀朝鼎、项克方、洒海秋；（3）交通银行军代表：储伟修、杨修范；（4）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邮政储金汇业局军代表：顾忱遥、罗俊；（5）中央信托局联络员：顾濂溪；（6）上海市银行、江苏省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浙江省银行、台湾银行、全国省银行联合通汇处军代表：程志良、梁廷锦；（7）广东银行、山西裕华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亚东银行、联合征信所军代表：徐里程、陈寿山。对新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派出军事特派员陈先、陈心波、韩宏绰实行监督。

此外，对十九家保险公司、六个印制钞票工厂和一个票据交换所亦派出接管人员。保险公司接管组负责人是林震峰、孙文敏，印制工厂接管组组长是杨秉超，票据交换所的军代表是王伟才。

许志青和沈群、王中、吕清远分配到军代表程志良、梁廷锦处，分工接管上海市银行、江苏省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浙江省银行、台湾银行、全国省银行联合通讯处。接管人员分发学习了上海地下党江南问题研究会印发的上述各家银行的内部资料。当时上海各银行的地下党组织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发动群众保护本单位的财产、档案等重要资料。上海解放后，5月30日至6月1日，各军代表即分头召开了接管单位全体员工会议，由军代表传达了军管会的接管命令并阐述接管政策，希望旧有人员保护资财、账册、档案等候接收和清点。对协助接管的人员，凡愿继续服务者，在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并限原有经管人员在一星期内把移交清册缮制完毕送军代表办公室，将应行移交各件分别加封，作为初步接管，这样“快接”工作于6月上旬大体完成，六月中旬起进入“细收”阶段。

随后，许志青调到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调研组和华东区行经济研究处统计科，在军代表联络员关英甫和经济研究处处长吴承禧领导下做物价统计工作，每天上午翻译电报，下午统计《各大城市物价指数表》，晚上要坐在英文打字机或电动计算机旁把物价统计表一式20份打印好分发给各行军代表审阅和决策参考。

有一次，许志青听参加央行接管工作的地下党员、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负责人周耀瑾讲：5月27日下午，在陈穆和谢寿天的办公室里，陈对我说：现在有一个人在下面会客室里，自称是奉派来接管中央银行的，听说他身边还有一张派令，你去把他缠住，不让他溜走，但不必多讲话，我们正在同上级联系。谢寿天同志补充说，看来是冒牌货，我们正在请示曾部长（曾山同志，当时任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此人一进会客室便自我介绍说，我叫刘炯，是奉上级之命来接管中央银行的，听说你们也是来接管中央银行的，特来联系，一起接管，说着他立即取出一张派令，我见派令上面盖的大印是仿宋体长戳，名称是“新四军江南挺进总队”，一看就知道是冒牌货。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警卫员来通知上级决定，将来人的派令和***缴下来。

在进驻中央银行后了解到，抗日战争后，中央银行曾经拥有八亿多美元和六百多万两黄金，通过1948年8月所谓“币制改革”又搜刮了一批金银外币。但自从蒋介石政府1946年7月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后，军费支出浩繁，财政赤字严重，大量外汇和黄金耗掉了。到1948年冬，面临解放大军节节胜利，在蒋介石的亲自策划下，中央银行第一批二百万两黄金被劫运到台湾，1949年2月又把五十七万余两黄金运往台湾，国民党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逃离上海前夕又拿走一部分，所以接管中央银行时，只剩下黄金6180两，白银29979两，银元1546643枚，美元8678元，英币153镑，印币231811罗比，港币38852元，以及少量的加币、澳币与菲币。

利用被接管机构和旧有人员限期收兑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金圆券，是接管期间的一件大事。

为了维护群众利益，军管会成立后首先公告，自6月2日起收兑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金圆券10元兑换人民币1元，6月5日起严禁金圆券在市面流通，票面五万元以上的金圆券都可以到全市各银行和钱庄兑换人民币（当时五万元金圆券只能买几根火柴）。6月2日、3日两天，全市各银行钱庄收兑的金圆券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银行，2日下午五时起，装运金圆券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一直排到四川路。尽管人民银行投入大部人力，但即使通宵加班，也难以完成收款清点任务。在这困难关头，金融工会筹备组于当晚八时动员一批银行钱庄职工前来支援，许多同志连水也没功夫喝一口，紧张地忙到午夜，经多次劝说才回家休息。

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堆满了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所有库房，后来连营业大厅、走廊、通道、厕所都堆满了。从5月30日到6月5日共收兑金圆券35万9千多亿元。这些堆积如山的废纸，是国民党反动派掠夺人民血汗的罪证。经请示上级，并与轻工业部门联系，于次日九时前，将这些金圆券送到造纸厂。

由于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新政权的仇视，一群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也兴风作浪，他们以为新政权刚刚建立，人民币还不巩固，就不顾人民政府警告，妄图浑水摸鱼，投机牟利，哄抬物价。在他们捣乱下，从5月28日到6月9日，银元、黄金、美元的黑市价成倍上涨。对此，***上海市委、市军管会作出了取缔银元、黄金、美元投机的决定，发动群众一致声讨金银投机操纵者，并于6月10日采取坚决措施，组织专门人员（山东商专银行系盖丕武、陈、李浩、池学江、田崇等南下同志）迅速查封金银投机者的大本营——证券大楼，打击了操纵投机金银黑市的为首分子，金银黑市市价迅速下降，金银投机活动从此基本肃清。查封证券大楼是进城后一次重大行动，事先由华东局报党中央，经毛泽东同志亲自审批后决定的。这次斗争，稳定了金融物价，也为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扫除了障碍。

在接管官僚资本银行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于5月30日同时宣告成立。华东区行经理曾山（兼），副经理陈穆、谢寿天。不久，改称行长。华东区行行长陈穆，副行长谢寿天；上海分行行长陈穆（兼），副行长卢钝根、孙更舵。这时，建设、接管两副担子一起挑，并且迅速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各项职能，领导和管理全市的金融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