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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人选编怀特书信集。该书的编辑出版本不合其意,是其妻子“旷日持久、耗资不菲的疾病使他认识到出版书信的必要性”。怀特为该书写“作者语”说:“从理想意义上说,书信集理应在作者身后出版。其益处显而易见:编辑可以自由驾驭,作者可以彻底隐身—于坟墓,毫发无损地隔离窘境,跳脱诽谤。我已然无法符合这种理想状态。由于典型的命运失误,我仍然活着,而此书也只好委屈于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了。”
怀特的妻子叫凯瑟琳,是他在《纽约客》的同事。怀特求婚时,凯瑟琳是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他在1929年9月11日写给凯瑟琳的一封信中说:“我曾给你写过一封信,但信纸干得碎裂了。后来,我又写一封,可信纸湿得发霉了。……我上一封信写得可美了,用了四张打印纸,累得我连拿邮票的力气都没有了。”
拥有这样的丈夫,凯瑟琳的快乐可想而知。怀特将要出书的时候,她至少参与了后期外围工作,在书的护封文字中引用了一句别人对丈夫的评价,随即引来怀特式的温暖幽默。他写信给该书编辑说:“这些就用在护封的前勒口—或者封盖上,叫啥都行。我做了些微的修改,……那句关于我是‘最重要的随笔作家之一’的玩笑话是我妻子加的,她提高嗓音就是为了壮胆。因为‘最重要的之一’就表示‘唯一健在的’,对此她有些害怕。”善意奚落的语言中,蕴含着深情呵护。欲领略怀特的家居情趣、内心世界,这段话可作入口
阅读怀特书信是特别开心的经历。有趣、机智的玩笑话随时出现,时常流露思想的机锋。开卷后,笑口常开,思想也被其话语引向深处。
1953年4月18日,怀特在《纽约客》发表了“关于人权的社论”。一位“哈尔西小姐”读了后,投信给杂志社表示抗议。怀特于4月23日回信作答,还是一贯的幽默语言,他举出阿根廷的贝隆夫人为例,说她是个“好姑娘”,却因查封《日报》使得“阿根廷人除了政府传单就没有东西可读”。怀特接着提示说:“如果您要把槌球和鸡蛋都塞进一个容器里,并带着他们去旅游,那一些破鸡蛋就会搅了您的行程。我相信,如果您把新闻自由和一个吃饱饭的肚皮放在同一条议案中,您很可能只会得到受钳制的新闻。”
哈尔西对“社论作者是否好好思索过这个问题”表达怀疑。怀特告诉她:“关于人权我前后大约思考了二十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