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19《革命青年的榜样》邮票的原作水粉画《毛主席的红卫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同志学习》，到油画《桥》印上联合国《国际和平年》纪念邮票的首日封，当代画家陈逸飞与方寸邮票（邮品）的渊源可谓深厚，但在其去世近5年后，陈逸飞居然惹上了一桩与邮票（邮品）有关的官司。
上海市集邮总公司向上海静安法院起诉陈逸飞遗孀宋美英以及宋美英代-理人、上海陈逸飞建筑环境艺术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刘水华，要求被告支付《陈逸飞纪念册》及个性化邮票的拖欠邮品制作费26.1184万元人民币。
其实，该案只是自2001年8月22日试办到2002年5月10日正式开办至今，中国邮票的个性化服务业务在此期间发生的众多纠纷之一。
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最主要是定位的两难问题。邮票个性化服务原本是一种纯粹的企业走向市场的行为，但有关部门却又不肯放弃邮票是“国家名片”的“官方”概念。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邮政自己却随意使用邮票制作个性化邮票主票。
从“经济开发区20年”、“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到“电影100年”，再到“奥运会会徽”，无不都成为个性化邮票的主票。这非常不严肃，也使邮票的发行和使用极其混乱。有时候就连集邮者也搞不清什么是正规邮票，什么是个性化邮票。
另外，有关部门又对申请邮票个性化服务设置非市场化的门槛，使得申请人资格审定、确认数量和金额等都带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
而且在实际运作中，业务人员常常通过媒体爆出“某省普通市民可上邮票”、“50元,你就可以上邮票”等新闻标题，引起社会很大的误解。
所以说，中国邮票的个性化服务要想摆脱上述尴尬局面，除了彻底厘清个性化服务的定位——让它从“官方”的笼罩下解脱之外，还需摒弃“傍大款”、“傍名人”、“傍单位”等做大生意的思维，专心满足大众的个性化需求，让申请人自己对申印图文负责，并规范个性化邮票的申请、制作以及销售等各个流程。如此一来，著作权侵权、申印费用支付的风险自然都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