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青铜鼎之文化溯源

 
来源:中国金币网 2014年08月11日
 
    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和文献资料的不断扩充和充实，青铜器史料得以更新、补充和改写，青铜器的历史厚度和空间范围继续壮大、膨胀，这使我们对中国青铜器的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青铜器的大家族中，鼎被视作国之重器。所谓“问鼎中原”实乃法统的象征，从夏、商、周起，随着“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逐步“问鼎”，鼎实现了地位的提升。“问鼎”的鼎在史前时代是用陶土为原料所制，实际上就是烹饪用的大锅，鼎最初的用途就是作为日常实用器。随着等级的分化，鼎逐渐进化为宗庙祭祀和陪葬的礼器。当然，鼎以及其他青铜器作为陪葬品，主要是贵族的专享，与真正的制作者无干。

    作为锅的鼎是青铜鼎的前身——陶鼎，它出现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基本的原型是半圆形容器的腹下制作出三只足。青铜器时代的四足方鼎，在近几十年却不断有出土的实物面世，例如举世闻名的后母戊方鼎。

    原始社会，人们的生计还主要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渔猎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而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农耕方式应运而生，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促进了烹煮技术的诞生，这完全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而烹煮的必然结果是盛水容器慢慢出现和广泛应用。我们所看到的最原始的陶鼎造型，其上部依旧是半圆形的釜或锅的形状，腹下是三只短足，这是对炉灶的认识不断进步的结果：把露天生火用的垫石转化到器的底部，就形成了后来的鼎。这样，器底可以腾开一定的空间施放柴草等易燃物，从而烹煮食物。“看似寻常实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一过程的完成恐怕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古人在史前时代经过不断的琢磨、改进，才演变出后来青铜鼎的样子——鼎足加长，鼎腹下面空气流通的空间也进一步扩容，使氧气的助燃充分，受热面增加，热效率得以显著提升。

    鼎的作用不只是烹饪，也充当了调味的工具。在《说文》中有这么一句话：“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例如从此前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中我们可以想到，中华民族对味觉的感应是如何的重视，重视到了举国皆然的程度。由此可知，调和五味的鼎在开发味觉的领域占得先机，已然深化到民族的精神层面。到了先秦时代，虽然作为烹饪器具还有如鬲（gé）、斝（jiǎ）、甗（yǎn）等众多器物，但鼎能在各类烹煮器具中技拔头筹，与民生大有关联。世界上的各民族众多且庞杂，但“用具崇拜”是人性使然，尤其是对于先秦的族群而言。再者，由于不断伸展提高的足部，以及其不断扩容的体量，再加之“和五味之宝器”，鼎成为实用器中的首选，它较之其他烹饪用器更具优势的地方，即在于此。

    陶鼎演化到青铜鼎并成为礼器，是帝王威权的象征；作为祭祀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夏、商、周时代，铜矿和锡矿的大量发现，以及开掘、采冶技术的进步，为青铜器进入青铜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台，更为铸造大体量的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鼎最初是烹煮肉食的炊器，到了商周时期多用于祭祀和宴享时盛肉，成为一些重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器，甚至还象征着立国建邦和统治者的权力。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一直盛行于商周时期，并延续到汉代。在商周时期，鼎被视为“别上下，明贵贱”的标志，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

    鼎身表面的铸造从初始的素面，到简单的几何纹以至繁缛华丽的纹饰和大量铭文的出现，使之具有了冷峻凌厉之形，伟岸雄奇之姿，极符合天子、诸侯、贵族炫耀财富和生活侈靡的心理取向，作为实用器的艺术化，再刻意加以美化，以此达到他们增添地位和身家的目的。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时代的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征伐。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业，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大多是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的青铜器有所区别。

    青铜鼎应视为商周时期青铜器皿的代表，它所涵盖的政治和社会内容，以及它本身所具有的政权、阶级、经济、军事、宗教神祗、文化、艺术等价值所传导出的巨量的信息流，现有的先秦时代文献史册都难以尽述其奥妙。所有商周青铜器的文化内涵、装饰内容、造型风格，构成了当世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文化现象不单单表现在中原的青铜器上，各地区传世、出土的文物身上都能找到风格极为相似和统一的造型以及装饰方式的表现，这说明各地族群的信仰的普遍性和同一性。

    这一时期的青铜鼎，装饰花纹充满了浓郁的宗教崇拜，尤以动物类的纹饰居多，这说明形象化的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象征性。这些动物纹饰，几乎全是左右对称，其特点是正面看是一个头，两侧延伸出相同的身躯，尊敬、虔诚的程度达到了极致，亦显示出“敬天法祖”，唯此为大。

    据传，鼎作为传国之宝，缘于夏禹的一段故事。治水有功的夏禹被诸侯拥戴为共主，九州的酋长们为了表示臣服和拥护，将他们的信物和藏金（所说的金实指青铜）奉献于禹王，夏后氏随即用藏金铸造了九座巨大的铜鼎，把献上的信物也做在鼎上，以此象征九州的归属。国人便将九鼎视为国家政权和法统的象征。鼎在国在，国亡鼎亡。自此留下了“一言九鼎”、“鼎足而立”的成语，而“鼎革”，则成为了改朝换代的代名词。自此，鼎被赋予了一种政治与社会的功能。九鼎今何在，遥遥不知处，但如此大的“身量”，是不是现今雄踞冠首的“后母戊方鼎”亦难以望其项背呢？如有重见天日之时，其蕴涵、传达的历史信息就可能破解至今存疑的许多远古未解之谜。

    现在，我们不妨从世界上最大的出土青铜器后母戊方鼎上对鼎的文化象征意义略作管窥。这件大方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肥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腹表面饰以动物造型框边为主，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两边厢的立耳打造得十分繁复，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呈老虎食人未咽状，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耳侧浮雕鱼龙纹饰，耳的基底雕饰牛面纹。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足脚的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羊面纹。上下左右统计至少有六种纹饰搅绕其中。这些图式绝大部分是动物纹饰，其次则是自然现象的云雷纹和其变形的几何纹，整齐划一，如出一辙。后母戊方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据考证，后母戊方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堪称是商代青铜文化时期的巅峰之作。

    此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后母戊”三字，此前亦有人释作“司母戊”，它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后母戊方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应在1吨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后母戊方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体制的发展，经历了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情况十分复杂。每一个朝代的青铜器，由于其历史、礼制、文化等的发展，都有其自身演变的过程。研究纹饰和铭文，可以确定它的铸造时期或所属的王世，并可以排列出发展顺序。铭文方面的研究对分期工作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因为铭文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必须结合器物的形态和纹饰来进行。如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就是根据这几个方面的特征来进行研究的，这本书也成为科学研究这一问题的开山之作。在科学的方法下，在老一辈的指引下，不容否认，今天的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头遥望远方的幸运者。

    秦汉以后，历代仍有铸鼎的习俗，延续至今而不衰。现代，鼎多用于宗教寺观，或作为某些重大事件的象征性纪念物。1997年我国向联合国赠送过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纪宝鼎，以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近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大发展，街头广场上竖立的大鼎小鼎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时的鼎所起的多半是装饰功能。可以说，鼎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造型变化最大、所兼功能最多的一种容器。

    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制造青铜器主要分为采冶与铸造两个大的工艺过程。夏、商、周三代王朝迁都的次数，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夏有八次，商有十二次，周也有四次。三代君王都之所以这样频繁地迁徙，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对主要政治资本——铜锡矿的战略性追求。因此，通观青铜器的演化和流变，我们应将其置身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反映和表现更广大的时空范围中的社会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青铜器突破时空局限的涵义更丰富，使之传达的历史信息与现实需求发生碰撞，实现新的社会价值。

（作者：黄沙吹尽  中国金币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