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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是小小的宇宙，它将庞大的艺术和政治的世界压缩到半英寸见方的地方。虽然艺术被压缩了，但是，也获得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深度，而政治的内容则都是老生常谈。有了细致入微的设计，邮票就支撑起小小的天地。有些是用极为精细的版画印刷机印制的，围绕着一便士黑邮票的轻盈的格子以及背景上的细条纹都是用特殊设计的机器印制的。后来，中间的部分被抹去了，艺术家弗雷德里克·希斯刻制了女王的侧面像。许多线条太过精细，裸眼是无法看清的。不过，它们设计成这样，所以我们也差不多是看见了的，而且由此邮票有了一种迷人的柔和感，仿佛自身就有大气层，像是在小的钟形玻璃容器里放了植物一样。希斯估计是有放大仪器的，这样他所看到的邮票就像是一块大的钥匙孔板。如今，有希斯那样的技巧的人几乎已不复存在，因为活儿可以在电脑上任意放大地做。一便士黑邮票恰恰就如其所呈现的那样：小尺寸的精致艺术品。今天的邮票都只是经过电子还原处理的普通图片而已。
“POSTAGE”一词和“ONE PENNY.”以及两组精细的边围绕着女王的侧面像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边框。边框的上端与两个马耳他的十字相连，而下端则与两个空白的方块连在一起。在一便士黑邮票实际的样品以及后来的版本里，每一个方块里是不同的字母；注意邮票上的“G”和“J”。它们均为“查证记号”，用来防止假冒者，而且每一版邮票都有不同的字母组合。我能想象，当代的伪造者对此会哈哈大笑的——如今的伪造者几乎不会被金属线、防伪的图样和微型的书写体所吓退的。若要伪造这样的邮票，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方块中填上字母。
这组邮票看上去像是装了框架的绘画。这是邮票最早也是最为主要的样式，不过它又从未起到多大的作用。一便士黑邮票并不真的像是一幅画或装了框架的徽章，即便像，其大小也会使其显得古怪。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其他的设计者努力创造一些适合于邮票的设计。一便士黑邮票之后的第四枚是张四便士的玫瑰红色邮票，设计者为儒贝尔·德·拉·福尔丹；图1-2中间一张是对他的设计的一种改编。福尔丹保留了维多利亚的侧面像，但是将边框压缩成了一系列类似希腊神殿上的几何线。较诸一便士黑邮票，它显得弱多了——更加不像是一幅简洁的画和画框。“查证记号”在边框上显得太大：它们更像是新古典主义平面图上坚实的柱子。维多利亚的脸被置于圆盘之中，而圆盘与边框的两边重叠在一起。这样做是为了让邮票看上去更像是一枚钱币，不过这种想法却事与愿违，最后像是一个又大又沉的奖章压在一个画框的上面。福尔丹的设计从来都不可能真正构筑为三维的结构；它是将两种不同的东西似是而非地组合在一起：一个古老的奖章和一个装了画框的画。
不久，出现了一系列的面值不等而设计也不一样的邮票，可以让人很快地辨认清楚。三便士的邮票有三个相交的拱。
接着，设计者尝试了另一种策略，而且将他们的邮票建立在建筑而非油画、钱币或者数字符号的基础上了。对此有过专门研究的集邮家塞西尔·吉本斯将这种新的建筑趣味的邮票斥之为 “恶劣”。图样被分割为块状，仿佛邮票是用切割很粗糙的大理石构成的。有些看上去做得太快了点，所以块与块之间不相吻合。
在石头建筑系列之后，设计者转向了纹章学和盾徽。设计者用了一些小型的盾，并用皇家纹饰加以区分。维多利亚的头部开始变成了一个放在传统盾徽上的头盔模样。
由此出发，我们就容易理解邮票设计的历史了。每一个新的样式就是一种新的隐喻：最先是油画，然后是钱币、数字符号、石头建筑、纹章饰……乔治五世是一个集邮家，他那个时代的邮票引入了水平的“纪念”模式，使得邮票更有表现的余地。1929年，英国颁发了第一枚没有边框线的邮票，或者说，是让白纸边成了边线。如今，什么样的邮票都有。有三角形的邮票、浮雕效果的邮票甚至3D的邮票；但是，基本的设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个潜在的问题是，我们依然将邮票看作是一种似乎不得不以其他事物(绘画、石工制品)为样本的东西，而不是将其当作独善其身的小东西。
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那种并非重复最先的一便士黑邮票那样的邮票了。19世纪时，一个个国家都纷纷地印制酷似英格兰邮票的邮票，或者有的国家借用了 英国的设计。意大利、德国、法国和美国一开始都是将英国设计者已经探索过的主题加以变通。甚或现在的邮票设计都已中心化了，世界上的许多小国家是由纽约市的一些公司来印制邮票的。匈牙利的艺术家则受着英国设计的影响；一些19世纪印度的王国(例如柯钦、阿尔瓦尔、本迪、恰勒瓦尔和特拉凡哥尔)的邮票就常常是由英国邮政总局设计的，它们均与早期的英国邮票一样有着古典的边线(图1-3)。维多利亚像被形形色色异国情调的东西所替代。这枚柯钦王国的邮票中有因陀罗饰和仪仗伞；尼泊尔邮票则有尼泊尔的符号——王冠和交叉的军刀；蒙古的邮票有索尤姆波，一种盾徽。为了寻找那些名副其实地超越了欧洲影响范围的邮票，我们有必要看一看那些贫困和与世隔绝的国家，它们实质上不可能受到欧洲的印刷和设计的影响。例如，有些在印度波尔国被公认的邮票不过是着了色而已
人们忽略邮票，原因在于它们的政治性是被简化了的，而画面也不值得看。它们往往是简单的，而且是从别的艺术那儿借用了想法。偶尔，某张邮票有可能说出一些新意，或者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表述的，但是，在绝大多数时候，邮票复述的是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或艺术感受的最低公分母。20世纪中叶以来，整个世界的大潮流是趋向那些无恶意的或者喜剧性的母题：花卉、动物、电影明星等司空见惯的东西。年复一年，邮票变得越来越无关痛痒、甜腻而又孩子气，仿佛是在弥补其在最初的一个世纪中的具有进攻性的、冲动的民族主义。
偶尔，邮票可能在政治和艺术方面显得绕有意味。由获得独立的爱尔兰自由邦所发行的邮票就是一个例子。爱尔兰赢得独立不久，因而对自身的态度是郑重其事的。严肃的、中世纪的符号——三叶草、爱尔兰竖琴、乌尔斯特的红手——都以沉郁的绿色 和棕色加以表现。在标题上很少用英语，而是标出爱尔兰语，或者爱尔兰语与拉丁语并用。20世纪50年代，爱尔兰解除了贸易限制，其邮票就开始像现代邮票那样变得轻松起来了。
在我们趋向于不较真时，我们几乎不再记得邮票是可以传达出饶有意味的意思的，而在渴望现代效率的同时，我们也忘记了邮票有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其中的细节几乎是看不清楚的。早期的美国邮票印制得特别精致。几乎是要用显微镜来看的线条创造出了一种奇妙的闪烁效果；细小的“支票花纹”涡卷形装饰精细得如此放大后也难以看清。右上角的邮票中的线条是那么细微，以至于完全看不清了。如此制作，即使是对角只有1/4英寸的风景也会显得宏大，充满了光、距离和空气。将其与中间的那些新近为了纪念老邮票而印制的邮票比较一下吧。新邮票是粗糙而又乏味的。显然，没有人会细细地去看这些邮票。天空布满一长串横线，像是一排排迁徙的大雁，而且画面四周镶了一圈假的珍珠。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邮票设计都会像那些老邮票一样无比精细——不过，至少老一代的设计者知道，没有理由让所有的事物都弄得一目了然。被某种微小的景象一步一步地吸引住，然后为其深度和精微而赞叹，那是一种奇妙的感受。19世纪的邮票可以显出这一类魅力。如今，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五颜六色的纸片而已，几乎没有什么是吸引眼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