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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瓶按其基本用途和适用范围可分为六大类：药品、香水及化妆女品，饮料及食品，文化教育，插花装饰及其他。就收藏而言，六类间并无贵贱难易之分。选准目标，登堂入室，方可识其精灵古奥；看清道路，人在旅途，才能赏得旖旎风景。正如那空灵不朽的老药瓶，虽然岁月已掏空了贮藏于内的秘丸宝丹，但是却留下纹饰空灵的形体，文明的酵母在时光里封存已久，又怎能不隐隐散发出历史的幽香？
中国制造和使用玻璃器具的历史，应该从春秋之前算起，但玻璃瓶真正成为生活器物并得以流传的事实，则是在明清之后。玻璃在中国古代常被看作是贵重神秘之物，其主要作用是被用来制造精美佩饰和观赏器具。博物收藏界的研究已经证实，相对于玉器陶瓷艺术品而言，古代完好玻璃瓶的发现确应冠以“稀有”二字。正因为古代玻璃瓶求之难得、身份特殊，所以才会被皇室贵族专拥独享。又正因为古代玻璃瓶存世量少、价值贵珍，所以才会被当今的爱好者收集珍藏。
明代是中国玻璃器分化、玻璃瓶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贸的繁荣；郑和七下西洋谱写了中外经济文化特别是医药交流史的新篇章。与此相对应的科技文化现象是明代医药业的空前发展。本草方剂之学大盛，从王子到达宫，从文士到村夫，皆有医药著述流传于世，但集大成者乃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了不错的社会经济条件，再加上权贵们延年强身的迫切需求，便使得以前一直处于高贵神秘地位的玻璃，开始被医房药堂用来制造盛装香药，专供权贵玩赏享受的瓶具。明代玻璃药瓶的制作，是一件奢侈而又新奇的事情，不仅成本远高于陶瓷等同类型容器，而且风格质地上，仍保留着珠宝玉器的仿制倾向和低温熔制的琉璃性质，但在材质的透明度及造型等方面，已明显出现了与传统琉璃制品相分离的特点和趋势。精巧的造型与经典的铭文都表明，明代玻璃药瓶，不仅是贵重的容器，而且还是值得炫耀、可供把玩的工艺品。
鼻烟壶本乃西洋玩物，因受到清朝王公贵胄的喜爱，而风靡于全国。心灵手巧的中国玻璃工匠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玻璃制造技艺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创新，制作出了一大批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的料烟壶，其制造工艺不但反超欧美，而且艺术魅力也令洋人为之倾倒。料烟壶的盛行特别是清三代精品料器的诞生，促进了玻璃药瓶生产及工艺的提高。清代颁行了新的医药法规，实行了行医资格考试制度，医药业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低档玻璃器的制作技艺已传人民间，而宫廷御制和官制的精美药瓶，仍只能供豪门贵族享用。
与明代纹饰繁复、色泽典雅、体态秀巧的药瓶相比，清代早中期制造的高档药瓶，造型则显得简练舒展、丰满大气。其文物价值及艺术观赏性，完全可以和同时代官制鼻烟壶相提并论。正因为皇室豪门有不惜工本的实力，以及将其揣入怀袖、玩赏品味的闲雅，才使得此时玻璃药瓶的精工材质之美，达到了历史高峰。
随着清中期经济发展，商贸的繁荣，以及皇权的衰落，掌握玻璃制造技艺的工匠们逐渐摆脱了“御用”限制，他们将经验连同智慧带到了民间。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一批巨商大贾、乡绅地主应运而生。他们与贵族官僚相比，虽然缺少政治地位与显赫背景，但是享乐增寿的欲望和一掷千金的财力，使他们对奢侈品，特别是昂贵玻璃瓶包装的滋补药品充满了渴望。他们的品位或许没有士大夫高雅，生活或许没有亲王讲究，但其世俗的嗜好和功利价值观，却能影响当时玻璃瓶制造的潮流。药商迎合他们的需求配制药品，工匠顺应他们的喜好制作药瓶，皇城深宫之外，因为富裕阶层的兴起，而诞生了一批独具特色的药瓶，这些负载着时代信息的药瓶保存至今，也生动折射出了历史的风貌。
为了制造出无色透明、能真实展现出成药色泽与魅力的玻璃瓶，工匠们就得掌握在高温熔制中分离出原料里杂质的技术，还要熟悉并灵活应用用各种调色、补色配方。这些如今看起来并不神秘的工艺，两百年前却让人们费尽了心机。能织造出纯净透明的药瓶，确实代表了当时玻璃器制造的较高水平。中外医药交流由来已久，到了清代，随着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士逐渐增多，玻璃瓶装的西药，开始现身于京城及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这些药品的拥有者，多是西方兼事医药的传教士，他们在把异国宗教文化传人中国的同时，也把具有异国特色的药瓶留在了中国。这些老药瓶普遍材质优良、制作精细，代表了西方先进的玻璃瓶制造工艺水平。如今它们都已成为国内外收藏者高价寻觅的宝贝。清代估计有30个国家的玻璃药瓶流传到了中国。就收藏增值潜力而言，那些瓶体上带有铭文花饰，且属于西方小语种国家的药瓶，将会有更加惊人的表现。
清代中后期，玻璃药瓶的制造，突破了少变僵化的造型模式和主要用于玩赏的功能界限，去更广阔的天地中发现和寻找到了新的生机与价值。不计工本的宫控玻璃器制造业自然衰落，商业利益驱动下的玻璃器制造业开始兴起。玻璃瓶作为空灵时尚、新奇多姿的科技文化灵物，自明代以来，就标新立异、展尽风姿，它几乎成为时代中新潮的标志以及新观念的载体。受西方玻璃瓶制造工艺及风格的影响，也为了迎合崇拜西洋文明新贵们的需求，在手工业产品中，又是玻璃药瓶最先尝试变更葫芦、蟠桃和八卦等古老造型，以及福禄寿喜财等乡土寓意的纹饰。
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内忧外患。国门洞开，列强涌入，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成为现实。市场无序，洋货泛滥，国人对西方生活方式及商品产生了强烈的新奇感。朝野上下崇洋之风盛行，精美玻璃瓶包装的西药，成为有钱有势者追逐的对象。王公贵胄把享受西式补药看作是时髦与至尊的标志。一边是权贵尽享豪华、奢糜无度，一边是百姓颠沛流离、病饿交加，巨大的社会反差，激起了仁人志士的爱国救国情怀。“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相继发生；孙中山、鲁迅等民族精英先后出国学医。中国医药界的坚守与抗击，则悲壮无比，来自黄土高原渭源药乡的药商们，打出了具有千年根基的正宗民族品牌，造出了气宇轩昂的玻璃药瓶，表达了要与洋药决一胜负的壮志。而由顾松泉创办于光绪年间的中西大药房，则随机应变，引进西方先进的玻璃制造技术工艺，生产出了中西合璧的精美药瓶，体现了以柔克钢、后发制人的耐性与机智。天意难违、历史无情，圣医良药挽救不了气数将尽的王朝，但热血志士为捍卫民族尊严，忘我奋斗的精神，犹如那些老玻璃药瓶，风骨不朽永存幽香。玻璃药瓶的美艳不仅在于工巧与材质，还在于其岁月刻录的痕迹和时光包藏的古奥。正是这些光怪陆离和具有隔世之感的标识，左右着药瓶的收藏价值。
老药瓶空灵秀雅，沉静温润，吸纳华彩却不事张扬，柔弱易碎但遗世独立，这种独有的个性与品质，常与收藏者的心灵相感应思想相共鸣。国内外玻璃瓶玩家的欣赏层次大多较高，不是因为那些空泛的绅士学究头衔，实是因为那一份不舍的人文情怀。
玻璃药瓶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其特性和价值本来就是需求者所赋予。王公贵族用于消遣玩赏，是爱其精美；阔少富翁拿它攀比斗富，是看其昂贵；医堂药房借此添银增利，是识其工巧；工匠们靠它养家谋生，是知其畅销。明代药瓶珍贵，因为它是中国玻璃药瓶分化成功的标本；清早期药瓶价高，因为它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清中期药瓶难得，因为它保留了中国玻璃药瓶制造工艺，交流探索借鉴提高后所获得的成果；清后期药瓶重要，因为它收录了民族医药业艰难起步，以及民族品牌创立的信息；清末药瓶不可缺少，因为它铭记了国病民哀，洋药盛行，传统医药事业饱受欺凌压榨的屈辱，以及有识之士上下求索、奋发图强的悲壮。
中国的玻璃瓶收藏，目前正沉醉于鸟啼花飞的春晓，那些儒雅的老玻璃瓶玩家们，似乎并不想急于去沾染市场的硝烟火气。但是，中国老玻璃瓶的数量正日趋减少，急功近利的势力正无孔不入。想想国内尚无一家博物馆拥有系列老玻璃瓶藏品的事实，看看国外藏市上老玻璃瓶惊人的拍卖记录，我们就不能不感叹国内收藏界的超脱，以及收藏市场的无为清净。毕竟玻璃瓶爱好者们蓄势已久，破茧成蝶也好、惊蛰出土也罢，终会发生于即将到来的火热季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