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开元通宝币文创制使铜币成为以通宝命名的铸币体制

　公元617年，贵族李渊利用隋末民众起义给予隋朝统治集团致命打击的有利形势，率兵攻占长安。次年炀帝死，李渊废代王杨侑自立为帝，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定都长安。

　　李渊称帝之初，一切制度多承隋朝旧制。至统一全国的战事结束后，才逐渐进行改革。其中，货币制度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原因：一、五铢币制创自西汉，经过七百余年的运行，由盛及衰，至隋末已败坏之极；二、魏晋南北朝四个世纪的币制多元化，不仅表现为钱帛并行，也包括各种铜铸币的多元探索。这便为唐朝新币制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三、自古以来，王朝更替后进行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历代奉行不变的传统，何况唐室一向以正统自居，若不铸钱，无以示威德。李渊定鼎之际实施典制改革正契合了这一传统。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朝廷宣布废止隋五铢，发行新钱“开元通宝”。新钱面、背肉好，郭整，钱径2.5厘米，穿径0.7厘米，郭宽0.2厘米，重约4克（图1、2）。钱文由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并书，体作八分书，清丽遒劲，独步古今。当时在洛（今河南省洛阳市）、并（今山西省太原市）、幽（今北京市）、益（今四川省成都）诸州置监铸钱，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各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五年五月，又于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设桂州监铸钱。

　　唐代以前，我国铜钱铸造的成色是没有标准的。汉代还盛行“即山铸钱”的办法，即用矿山开采的原铜来铸钱；到了唐朝，对于铜钱的成色开始规定一定的制度，如天宝年间规定铜钱的成分是：铜83.32、白蜡14.56、黑锡2.12，这是铸钱制度上的一个明显进步。当时，全国共置九十九炉铸钱，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每年铸钱额达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统一的开元通宝钱的大量铸造与流通，反映唐代货币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这从许多古遗址或墓葬中钱币出土情形可获得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实物的出土明显偏少，可是唐代的遗址和墓葬中开元钱的出土是普遍而常见的现象了，而且不乏大量钱币贮藏或作为陪葬品的情形。河北邯郸峰矿区发现一陶缸古钱贮藏，重约83公斤，除汉五铢钱及少数南北朝钱币外，绝大多数是开元通宝，约达18000余枚；北京南郊养鸡厂曾发现一座五代时辽墓，在大量的殉葬钱币中，较完整的铜钱约有73900枚，其中最多的是开元通宝。同时，开元钱的流通范围也扩大了，如在我国新疆各地的唐代遗址中，也几乎是“俯拾即是”。

　　早唐时期“开元”钱的“开”字间架匀称，疏密有致；“元”字首划为一短横；“通”字的“辶”前三笔各不相连，呈三撇状（图1）。中唐时期“开元”钱的“元”字首划为一长横；“通”字的“辶”前三笔呈似连非连的顿折状，进而又演变为连续的拐折状（图2）。另外，“开元”钱的“元”字第二划还有无挑（图1）、左挑（图2）、右挑（图3）和双挑（图4）的特点，这种区别的目的在于用以计时。初唐时期元字不挑，稍后出现左挑，这些都是出自武德年间的。之后又出现右挑，应该是贞观及其以后时期的。至于双挑的，数量很少，可能是高宗时的纪念币，诸如平高丽，平突厥，封泰山等大事后，铸钱封赏之用。

　　很多“开元”钱的钱背上均有月文（图4、5）。关于月痕开元的始铸造年代，在古文献方面检索到以下说法。《唐会要》卷八九引郑虔《会粹》云：“自文德皇后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纹。”此说殆不可信，早被大量考古材料所否定。吴曾能《改齐漫录》云：“世传青琐集杨妃别传以为，开元钱乃明皇所铸，上有甲迹乃杨妃掐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