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拯救不了日益分化的美国

长期以来，总统大选是一枚能够有效观察美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放大镜”。当下，通过这枚“放大镜”更多能观察到的则是美国社会的分化、制度的衰朽以及民主的困境。无论是对希拉里还是特朗普而言，摆在二人面前的是一个财富极化、阶层固化、认同异化的美国社会。美国政治日渐民粹化的倾向使得政治精英为选举政治和利益集团所俘获，而政治精英的糟糕表现难以满足选民对其代-理人的要求。虽然民众对两位候选人表示出空前失望和不信任，但又不得不在两者间作出选择。

一、现状：分化的美国社会

当前，美国社会呈现出财富极化、阶层固化、认同异化三个特征。首先，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不断凸显，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倾向进一步回潮。“大压缩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终结，财富从高收入人群流向中等收入人群的趋势被彻底逆转。2014年，美国新经济联盟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国40%的财富，而80%人口仅拥有大约7%的财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更是直指美国已成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的国家。

其次，阶层的固化趋势进一步加剧。美国中产阶级的比重从1971年的61%下降到了2015年的50%。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更是重挫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此外资本滥觞引发的经济对社会的“反向运动”进一步外溢至教育、医疗等其他公共领域，低收入阶层享受的教育及医疗服务远不及高收入阶层，政治参与能力更是不及后者。阶层的固化冲击着美国社会，通过辛勤劳作发家致富的“美国梦”似乎遥不可及。

再者，美国的认同危机进一步加深。盖洛普公司在2015年主持的民调显示，在2000~2014年间，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赖度逐渐下降，大部分被调查者更是表示政府是比经济下滑和失业率升高更加棘手的问题。世界政治舞台上“孤独的超级大国”的荣耀光环正在褪去，民众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感到忧虑，而大量拉美移民的涌入致使白人很可能逐渐成为少数族裔。作为美国立国之基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是谁?”困扰着千千万万的美国人。

二、焦点：谁能入主白宫?

选民基数、经济数据、突发事件、候选人表现以及投票率很可能直接决定了白宫的新主人。具体来看，第一，选民基数的大小直接决定了选战天平的倾向。在两党制国家中，中间选民的定理往往决定了两大政党在政策上将很有可能逐渐趋同，因而候选人往往不遗余力地巩固本党选民团体并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其政策主张和选举承诺也力求选票的边际增长与边际流失之间的平衡为最优。第二，大选年9月和10月份的美国主要经济数据对于选战意义非凡。如果美国9月和10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如就业率表现强劲，则会对现任总统所在执政党候选人加分。第三，突发事件，例如媒体爆料出关于候选人的丑闻等资讯可在短时间内彻底扭转选战走势。第四，候选人表现，特别是在三次电视辩论中的表现具有重要影响。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会给选民留下“最为真切”的印象，尤其是候选人的重大失误往往会在各大媒体上反复播放，电视辩论的失败将很可能导致大选的失败。第五，投票率是影响白宫归属的最后干预变量，除了选民的投票意愿外，天气因素也在影响投票率。此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会影响美国大选结果。

希拉里还是特朗普，谁更有能力团结并领导美国?谁会入主白宫?这可谓是当前全世界最为关注的议题。笔者认为，第一，在选民基数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受教育水平低、收入低、中年的白人”，支持群体较为单一;而希拉里的主要票源有妇女、少数族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收入较高的人士等，支持群体规模更大。第二，在经济数据上，美国9~10月份经济数据表现较好，对于希拉里较为有利，这也是特朗普多次批评美国统计局数据造假的原因之一。第三，在突发事件上，维基解密的爆料以及选前一周FBI对希拉里“邮件门”事件重启调查使其选战蒙上了阴影，但多位女性在第二次辩论后公开指责特朗普侮辱她们同样使得特朗普广受质疑。第四，在候选人表现上，特别是在三次电视辩论后，希拉里表现出了政治精英应有的素养，而特朗普则给选民留下的印象则是冒进和浮夸的。所以近来特朗普暗示其有可能不接受失败的选举结果时，共和党的高层哀叹特朗普已经输了。第五，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现象对投票的影响尚未显现。尽管希拉里更占优势，更有可能入主白宫，但最终可能是“少数人的总统”。

三、回响：2016年总统大选的政治遗产

不论是谁最终入主白宫，此次总统大选都将对美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并留下难以磨灭的政治遗产。这份政治遗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一个身份认同更为分化的美国社会。美国各族裔、阶层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大选对凸显上述差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特朗普所宣扬的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修墙、遣返非法移民、称穆斯林庇护恐怖分子等都在美国各族裔间划设了无形的边界，加剧了“族裔认同”取代“美国认同”。再如，桑德斯在党内初选中宣称要带领99%的人向最富有的1%开战，固然这一主张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意义非凡，但民众由此开始以“99%”或“1%”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而非“美国公民”。尽管桑德斯并未拿到民主党提名，特朗普也不一定能够当选总统，但两者的崛起都象征着美国社会的裂痕。候选人基于其个体理性，为了争取特定群体的选票而强调种族和阶层矛盾，带来的则是美国集体理性的迷失，最终留下的则是身份认同更为异化的美国社会。

其二，变革性政治力量异军突起。变革性政治力量的崛起使得此次美国大选具有历史分水岭般的重大意义。在民主党内部，高擎“民主社会主义”大旗的桑德斯不仅在青年人中树立了良好形象，而且还给希拉里获得提名造成了巨大障碍;在共和党内部，传统政治精英杰布•布什和卢比奥在初选进程未过半之时就退出竞争，而象征变革性政治力量的克鲁兹与特朗普异军突起，后者更是突破层层阻力获得了共和党的最终提名。在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义影响下，当今的共和党越来越呈现反全球化、反移民、反现有体系的保守主义色彩。很难说传统政治精英和变革性政治力量孰优孰劣，但变革性政治力量的异军突起将使美国政治呈现新的面貌。

第三，美国政治深层的张力进一步扩大。亨廷顿就指出，美国政治对内强调自由民主，对外则鼓吹扩张权力，是一种“失衡的承诺”。冷战后的世界政治远远没有走向历史终结。自2000年来，美国举起“反恐大旗”，借力第三波民主化余波，先后策划颜色革命，推翻中东多国强人政府，却造成“伊斯兰国”趁机坐大，在付出重大损失后至今仍然深陷中东泥淖，“阿拉伯之春”俨然变为“阿拉伯之冬”。而美国自身的政治制度削弱了治理能力。早在上世纪70年代，亨廷顿就指出美国的政治在理想和实然层面是一种张力的存在，导致了政府统治能力的低下，引发“民主的危机”。曾经奉美式自由民主为圭臬的福山认为美国日益僵化的政治制度在家族制复辟的影响下导致了政治衰败。不仅如此，对形式过度追求的民主本身就是导致政治制度衰败的来源。诚如福山所言，制度要因时改革，否则即便自由民主的制度也无法跳出衰败的命运。2008年奥巴马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但8年来的政绩却让民众大失所望。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制衡体制畸形地演变成了否决型政治;公共部门无法满足民众的期望;美国总统选举成了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攻讦和政治闹剧。

因此，无论是谁最终当选美国总统，面对当下的政治困境，都将难以大展拳脚。当民众一次又一次经历从“乌托邦式的选举承诺”到“残酷的社会现实”的落差时，他们会逐渐感知到：美国的问题不在于谁当选总统，而在于其政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