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十二人画展》前后

　　一

　　1979年1月，时光正是冬季，寒风凛冽，气温骤降，街沿的梧桐树早已凋零，然树上还有一些叶子挂在上面，顽强地抗衡着严冬的一次又一次袭击。它们在抗争，它们在等待，它们在观望，它们似乎感到，春天已经悄悄地走近。

　　也许是巧合，也许命中注定，我们的那个自由组合的，被命名为《十二人画展》的联合展览的档期，就排在了严寒的冬天。在延安东路靠近闻名远东的大世界沿街的一幢大楼里，那是黄浦区少年宫的所在地。《十二人画展》如期在这里举行，没有开幕式，更没有领导嘉宾，只有孔柏基、陈钧德、沈天万、陈巨源、陈巨洪、黄阿忠、韩柏友、郭润林、钱培琛、徐思基、罗步臻、王健尔等十二个画家，还有一些闻声而来的画友和观众。展厅布置得颇有新意，方正的大厅用展板隔成“X”形，每人一个展面，再加四壁，正好是十二面，这种形式，在以往的展览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展厅播放西方大音乐家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那年月，放这种音乐是要担风险的。其实，我们这个展览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没想到的是，展览会异常热闹，大家穿梭在画作前观赏，品味，琢磨，显得格外地兴奋。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很快就把展厅塞得满满的，闻讯而来的不乏名流，似乎各界人士都有，不知道是谁邀请他们的。展厅不大，人们的热烈、喜悦之情烘托了久违的展示气氛，与之窗外的严寒，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在过去十年的非常岁月中，艺术上推行的是千遍一律的概念，尽管人们厌烦透了这种做法，但是还在不断地重复“红、光、亮；假、大、空”的那种虚假的艺术形态来创作，这就导致美术展览中出现许多不可避免的相似。据说，有外国友人在看了当时国内的美术展览后，跟有关领导提问，此展是否一个人的个展？我不知道当时的领导是用什么外交辞令回答这个外宾的，但我想，就这些作品摆在那里，凭你领导的三言两语，那外宾的疑惑能解开吗？

　　现在《十二人画展》冲破了蕃篱，大胆地走上舞台，他们的作品向人们喊出了心声，同时也宣布，艺术的新时代来到了。

黄阿忠 26 外滩·1940 2014 布上油画 70×100cm

　　《十二人画展》获得了大大的成功，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也没有想到，这个展览将会在美术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十二人画展》是怎么会筹办的？这十二个人又如何会聚集在一起的呢？

　　二

　　还要从1978年10月说起。

　　“四人帮”被粉碎后，各条战线百废待兴，全国人民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农业的复兴之中，当然也包括肃清思想领域和艺术上的流毒。根据市宣传部、文化局的布署，各区、县文化馆和文化宫，都要举办《批判“四人帮”，拥护***主席的漫画展》，以这种形式在精神思想，意识形态上拨乱反正。

　　我当时刚从戏剧学院毕业，被分配在普陀区文化馆宣传组搞美术辅导、美术创作等工作。因此，举办这个“漫画展”也就落实到了我们美工组头上了。

　　全上海各个区、县都在搞这种形式的展览，我们也积极地筹划思考着，究竟怎样办好这个展览。我实在是不想搞这种一哄而上的展览，全是漫画展，这不又千遍一律了吗？不办漫画展，但是办什么展呢？我想到了搞一个“写生”性的展览，把国、油、版、雕、装饰等各个画种，以“写生”形式的作品做个展览，换句话说，是那种随性的、发自真情的作品参加。就艺术而言，真性情的“写生”，是批判“红、光、亮；假、大、空”的艺术形态最有力的武器，也是表达自己艺术思想的载体。以平时的“写生”习作为主，兼有小幅的真情创作，既丰富了作品，又有了新意。我想，这个展览如果办成的话，肯定比漫画展有看头。

　　《写生画展》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在中山公园原本搞阶级教育、展出《收租院》雕塑的展厅开幕了。开幕那天没有仪式，只是一个集中一下的聚会。参展的作者，包括观众从四面八方涌现中山公园，大家都非常激动，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一致认为，这是具有真正意义的画展。

　　《写生画展》开幕当天聚集了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连声称赞这个展览的同时，又表露出许多不过瘾的情绪。杨浦区教育学院教研员徐思基是画油画的，平时一直在搞油画创作，因为原本也是组织者，所以周边有一批画画朋友，比方钱培琛、余仁杰等。展览那天他们都和我在展厅交流，那些朋友觉得，这个展览虽然很好，但是参展的人太多，太杂，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还不够成熟，显示不出艺术观点，艺术倾向。如果能约聚十几个人联展，或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于是，我们几个人就约定，搞一个人数并不要很多的联展，在这个时代，在新形势下喊出自己的口号，亮出自己的艺术观点。

　　三

　　我和徐思基、钱培琛等人开始了策划活动，大家从各个方面去“招兵买马”，物色能够合在一起展览的人选；分几路，寻访公园，为找到展厅在努力。

　　与此同时，另一些闲散的画家沈天万、陈巨源、韩柏友等也开始了“蠢蠢欲动”。说是“闲散”，其实，他们都是有工作的，他们对绘画心有千千结，所谓＂闲散＂，不过是心游于工作之外的戏称罢了。沈天万原来在上海美专读书，因为自己的个性太强和学校有抵触而退学，到社会后为生计做了个体户，开了个画室，这画室和现在的美术辅导班、高考班很相像。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画室办不下去了，街道把沈天万安排到了玩具厂搞设计；陈巨源也不是“闲散”，他做过很多工作，到七十年代未，也到了玩具厂，和沈天万做了同行，他们有共同的理想。韩柏友和沈天万是同学，他出生书香门第，胖胖的，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的。他曾在北京一所高校教过书，因为多说话而打成了右派，后来“游”到上海，和母亲在一起相依生活。这几个人除了画画之外，都喜欢喝酒，且是都是好酒量。说他们“蠢蠢欲动”，是指在工作之余，几个人常常聚在一起喝酒，谈天论画，毫无顾忌。那年月憋得慌，交谈时很多领域不能涉及，好不容易等到有点松动的一天，如若喝酒，那谈起来还真刹不了车。他们谈艺术，谈祝枝山、徐青藤；谈勃拉克、莫迪里阿尼……。一直喝到酒干，他们还在青梅煮酒论英雄，他们胸怀大志，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们几个人聊啊聊啊，也谈到了新形势下搞联展的事。就在这时，钱培琛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把两拨人聚集到了一起。钱培琛是鲁迅中学的数学老师，但专业思想不巩固，不安分教数学，但钟情绘画，经常和沈天万他们一起画画。正当我们还在愁参展人员的力量不够时，钱培琛把沈天万、陈巨源、韩柏友等找来了，而且个个都是强将，故而我们对展览信心满满。

黄阿忠 83 双色瓶 2011 布上油画 80×120cm

　　有了这个基本队伍，接下来大家继续联系落实场地。我们找到虹口公园，那时展厅由方攸敏负责。他本身是画画的，和程十发、唐云等一些老先生关系很好，经常安排他们到公园写生，也会送花让他们带回家继续画，所以有很宽的人脉。老方非常理解我们的想法，也在尽力地帮我们，无奈他们那里展厅太小，不能展示一定规模的作品，故我们只好放弃。然后我们又去了和平公园，接待我们的是搞宣传的美工王伟民，现在也是一个知名的水彩画家，当时他不过二十多岁。他帮我们找来借调到园林局的美术设计凌毓伦，凌毓伦原来在和平公园工作，也画画，当然支持我们的想法。但终因和平公园的“百花厅”过于园林化而只得另砌炉灶。

　　我们在沈天万家聚集了几次。聚集在一起都围绕着讨论画展的事，内容不外乎参展人员、展览场地、我们拿什么画出来展览等等……

　　四

　　沈天万家在山东中路沿街的一幢房子的楼上，砖木结构，踩在地板上吱吱作响，到他家门口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黑呼呼的过道，一边堆放着煤球炉和许多杂物。沈天万在这样的环境下画画，可也真不容易。

　　进了门坐下，就算是开会了。所谓开会，当然有明确的提交人选，寻找场地等主题，但是一说起来，就像平时“吹牛皮”，谈山海经一样没了边际，讲到哪里算哪里。于是说理想，谈艺术状况，评论现象，抨击当今的艺术观念……没完没了。现在想想，这倒是统一艺术思想的讨论，是明确归纳我们目标的“牛皮”。所谈到的这些问题，对我们以后的展览定位也是有作用的！谈着，谈着，饭点到了，于是喝酒了，边喝边说，下酒菜简单，就花生米、猪头肉、皮蛋等，熟菜店就在楼下，随时可以去买上几包。

　　有时，讨论的地点会放在我就职的文化馆，在一个单位里，总有地方安顿我们。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讨论的人员组合也渐渐明晰起来。参与的画家也从一开始参展热情高涨的人员中，选定了沈天万、陈巨源、韩柏友、钱培琛、徐思基和我。在这些人中，我年纪最小，资历也最浅，但年轻，脑子活络，肯干事，画画的思想也蛮新，大伙也就把我留在了队伍中。巨源的弟弟陈巨洪，他们所画的国画有个性，有风格，也理所当然进了这个队伍；陈巨源又介绍了一个朋友叫郭润林，是水彩画家，上无四厂的美术设计师，当年凯歌牌无线电商标是他设计的。他有思想、有格调，现在也成了我们当中的一个。

　　沈天万毕竟年长了我们许多，经历也丰富，很多时候我们都听他的，别看他好像“木??”的，他的点子可多呢。我后来想想，如果是在“文革”的话，他一定会被定为“教唆犯”抓起来。不过，那时，这个时代是早已过去了！

　　沈天万说到了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些人当中缺少一个既画画又能做领导的，如果有这样的角色，我们做什么事都可以顺当一点了。你别说，沈天万的组织观念还很强。大家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便讨论起来，谁能担当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讨论出了一个人——孔柏基。孔柏基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党总支书记，他是领导，画的画种是油画棒，也很独特，他有自己的见解，有修养，显然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我是上戏毕业的，自然和他熟悉，这样，邀请他参加联展的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进展很顺利，而且还捎上了一员大将——陈钧德。陈钧德是我的老师，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现在上戏任教，但他同时也是刘海粟、关良的学生，我知道他的艺术追求，加盟我们一起展览十分恰当。

　　这样，我们已经有了十个画家加入了，队伍已经很壮大，离我们的展览应该不远了。

　　五

　　落实场地并不容易，到处寻找，总找不到合适的展览场馆。

　　陈巨源想到了一个朋友，他叫罗步臻，在黄浦区少年宫搞美术。巨源知道他那里有展厅，便动员他一起参加，并请他帮忙解决场地。此事可谓一拍即合，罗步臻去领导那里交涉展厅问题。他也很高兴和我们一起参加展览，同时，又推荐了另一个朋友王健尔加入。罗步臻和王健尔都是画山水的，他们的山水笔墨新颕，而且都有传承，在圈子里很有影响。以他们的水平要一起参加画展，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原来的一些人都是西画类的，怕总体不协调，后来想想品种多点也没什么不好，于是就把这些人都定了下来。

　　现在有十二个画家了。

　　有人闻讯此事还想加入，但是大家认为不能再加了。如果加一个，就是13，上海人不大高兴用“13”，怕给人说十三点；加两个，就是14，上海话谐音“要死”，又不吉利！如果到15个人以上，那就又太多了。最后，锁定孔柏基、陈钧德、沈天万、陈巨源、陈巨洪、黄阿忠、韩柏友、郭润林、钱培琛、徐思基、罗步臻、王健尔十二人。

　　黄浦区少年宫领导同意把展厅让我们使用，后来在展览的时候，还拼命地为我们做广告，招引大家来观看。罗步臻在找场地这件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的领导也万万没想到，这个展览居然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黄阿忠 93 淡淡的晨光 2005 布上油画 120×50cm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给画展取个名字，当然是十二个人集中开会讨论。当时时兴什么“迎春画展”，“职工美术作品展览”，“红五月”展览，“国庆”展览等等，可我们觉得都不合适。大家七嘴八舌，群思众想，有人说国外有什么什么＂画派展＂，还有什么几人几人展等，比方有“加拿大七人画派展”之类的。有人说我们十二个人，索性就叫《十二人画展》吧，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十二人画展》的名字就此诞生了。

　　画展的名字有了，但是一个展览滴滴答答的事情很多。比如设计海报，比如前言，比如作品筛选，比如展厅布置等等……都需要有人去做。好在我们这十二个人中能人多，孔柏基、沈天万年长，足智多谋，陈巨源理论水平不低，郭润林设计能力有目共睹，韩、钱、罗等都各有高招，就数我年轻，许多事情都不懂，但也有干具体事情和跑腿的长处。在这个集体中，可以说是各尽所能，各发所长的。

　　郭润林设计海报，把“十二人画展”五个字放得大大的，下面配上展览地点、时间等小字，一目了然，一如他设计的著名的“凯歌”牌无线电广告。展览海报张贴出去后，效果果然了得，不过其间还闹出了一个笑话。当时正好推行第二套简化汉字，“展”字被简成“尸”字下面一划（第二套简化字没用多久就废除了）。海报贴出不久，遇到雨淋风吹，简化的“展”字下面一横被风吹落，远远望去竟是“十二人画尸”，让人啼笑皆非。后来又印了一批不简化的字体，重新到各处贴了一遍，这才挽回一些面子，但已落下笑话，不过大家也并不计较这些，说说好玩，笑笑罢了。

　　印海报我们是自己动手的，这也是郭润林的强项。他用的丝网印刷，自己刻一块版子，其实是一张白纸，刻上需要的字样，做一块广告大小的丝网，调上化学浆糊，另外可加三花粉配成各种各样的颜色，印制出来的海报亦引人注目。印制的活基本上都放在文化馆，我其他事干不了，印刷的力气活就由我担当了。张贴海报就比较容易了，大家领取一点印好的海报，在各个区域散贴出去，让它在全市开花。晚上，我带了两个美术训练班的学生，骑了一辆黄鱼车，带上扫帚浆糊，从普陀区曹杨新村贴到城隍庙九曲桥。半夜寒风凛冽，连浆糊也冻牢了，但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郭润林还是摄影高手，他那时的摄影器材在我眼里是相当高级的，一只镜头长长的，像炮筒一样。他说展览时要有统一的照片，由他来拍，于是相约人民公园，大家站在紫藤架下摆架势，倚在假山石傍立此存照。通过郭润林的妙手，我们都有了一张像样的黑白头像照，那张佯装严肃的头像照，我至今收藏着。

　　展期一天天向我们走近，我们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在为展览作出了贡献，迎接着开幕的一天。

黄阿忠 86 早茶 2015 布上油画 160×80cm

　　六

　　1979年1月27日，农历大年三十。

　　黄浦区少年宫的领导还为我们在报纸上登了一个豆腐干大小的广告，以此昭告天下。《十二人画展》在黄浦区少年宫开幕。没有请柬，只是在粉红的招贴纸上打印了一些文字，类似通知一般。然许多观众闻讯赶来，他们没有那张粉红颜色的通知；这个展览也没有开幕式，但播放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贝多芬的交响曲等轮着放。展览会上观众自由走动，可以看到，兴奋的表情洋溢一脸。

　　展览布置是前一天完成的，展厅设计别致，至少以前我没见过这阵势，这以后好像也没有看到过。展示板呈“X”形状，安放在当中，这“X”展板一共八个面，再加上四面墙，正好一人一面，各自找人帮忙挂起。当时有夫妻档、有兄弟档、有师生档、有朋友档，自扫门前雪。画展的作品镜框简陋，有的仅四根木条框起，有的用两块玻璃一夹了事，但效果却相当不错。

　　夺人眼球的是进门的六个大字，“探索 创新 争鸣”，那是郭润林提出要写的，这也是我们画展的宗旨。

　　接着就是一首诗。

　　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

　　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

　　战胜死亡的威胁

　　百花终于齐放

　　从密封固锁中解脱出来

　　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我们的艺术生命复活了

　　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

　　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

　　有权表现

　　自已深深眷恋的题材内容

　　把灵魂溶化进去

　　使艺术之树常青

　　旧时代过去了

　　新时代已在召唤

　　我们将努力创作

　　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

　　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诗是陈巨源写的，他是我们这里的才子，发表了很多论文，这是他的呐喊，也是我们大家的心声。

　　观众进门后，都被“探索 创新 争鸣”这六个大字和陈巨源的诗震撼了，他们纷纷拿出笔和纸，一边看，一边抄写。大家迈开脚步，聚集在画前悄悄地说着话，交流他们的体会；冲破蕃篱的喜悦，汇集成一阙强有力的序曲，与展厅中回旋的悲壮雄强的音乐，共同构建艺术和时代的命运交响。

　　人群中闪亮着郭润林为大家在人民公园拍的头像照，头像照片统一12吋，尺寸很规范；黑白的，明暗强烈，很有历史感。照片下面是简单的作者介绍，让人粗略地对画家有所了解，这种形式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当然，大家更注重看的还是画。

　　画厅中十二个人，聚集了12种绘画风格、形式。

　　沈天万是油画，那些年月流行的大多是苏派风格的，但沈天万不买苏派的账，拿出的作品却反其道而行之，都是法国风格的，凝重的激情与淡雅的浪漫构成了独特的视觉；孔柏基画的是油画棒，这油画棒別说见过，那个时候，连听都没有听过。见识一下孔柏基的油画棒：他是用油画棒画在宣纸上的，崇尚的亦是法国浪漫，朦朦胧胧的色彩，既入调又夸张，团块间线条隐于其中，松散而具骨力，显然，他把西方的印象和中国的骨法用笔结合了起来。钱培琛的作品也极为有个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张《夜上海》，浓重的色彩和粗狂的线条，蓝紫的天空和黄灯的闪烁，把上海的午夜，泼洒得淋漓尽致；徐思基也不走苏派路子，厚重的颜料带你到油画形式新的天地，他所作的静物、风景老辣、洒脱，正在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陈钧德的油画那时或许正处在风格的融合和转化时段，绚丽的色彩在勾勒中，韵出一种调性，营造了新的气象。他的代表作《有过普希金铜像的地方》，除了具有那种气象外，还能品出历史的诉说。陈巨源、陈巨洪兄弟俩作画都是用水作为媒解的，巨源是水彩，尺幅比较大，较之于传统的水彩，他的作品有韵味、有新意；巨洪画的是水墨，文学解读、历史故事、神话人物等，都在他的笔下演绎出新的绘画语言。郭润林也画水彩，和巨源的相比稍有传统，不过，传统概念上的水彩是少了郭润林水彩那种大气的，他画街景自有神态；他画静物、肖像别具构成。韩柏友在上海美专读的书，然所画的画不知怎么沿承了林凤眠开创的，中西合璧的路，方形的构图，黑色用得特好。罗步臻、王健尔两人都是画山水的，传承的老师应野平、陆俨少都是高手。名师出高徒，从他们的作品看，他们在学老师的基础上，都蕴集迸发了进取的力量，故而山水创作上各具特色。我在这十二人当中年纪最小，又刚从学校毕业，因此，作品稍谦稚嫩，还带点学生气。不过，毕业这两年，我上下求索，审美上已具开阔的眼界，在展览的作品中，现代意识，形式和激情显而易见。

黄阿忠 98 大桌枱 2015 布上油画 150×150cm

　　这12人集聚一起，值得称颂的闪光点是：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的风格，保持着自己的绘画语言，不趋势，不跟风、不屈不挠。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有绘画圈的轰动，社会的关注；才会有今天艺术史上的定位。

　　展览进行中，还有人不断进入展厅，小小的展厅人头攒动，交口称赞；人们在展品前停留，往后退几步，再朝前观看。他们品味着作品的气息、格调、和各个画家间的区别；他们在欣赏，赞叹中看到了艺术的希望。

　　七

　　展览顺利进行着，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观众，并遂渐增加到数以千计来观看，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展览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香港《文汇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形容上海这期间展事状况，其实也是通过漫画表达了一种态度。整幅漫画以三个展览情形组成，一是每年例行的迊春画展，作品前空荡无人；二是卢湾区职工画展，有一个人在观看；三是十二人画展，画前人头涌动。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画坛的情况。

　　展览期间，我们12个人也常去展地，以增加和观众交流的机会。

　　我在展厅见到了诗人、画家卢芒，他在我的作品前，有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谈话。

　　“你的作品很灵动，可以看得出你对那片风景有想法，也有情感，”卢芒说。

　　我回答他：“我要在风景中表现光，通过透亮的光，用艺术表达对新时代的向往和憧憬，同时也在风景中表现一种真情的自然流露。”

　　他大为赞赏，连声说：“对！对！艺术一定要有自己的情感，”而后又指着几张问道：“这些是写生的吗？”

　　的确，展出的作品中有好几幅是实地写生的，可见卢芒对绘画的洞察力和辩析力。

　　他接着说：“你可以减少写生，也可以在写生的基础上，在画室中再创造，画自己对风景的体会，画心中的风景。”

　　画心中的风景！

　　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继续前行的绘画道路。

　　《美术》杂志编辑栗宪庭和陈巨源原先认识，他休假来上海，也到了画展。他认认真真地看了作品，以他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了这个展览的现实意义。随后，他向北京美协主席、《美术》杂志主编刘迅推荐这个画展，希望能向全国宣传，扩大更大的影响。没过几天，刘迅到上海看了展览，同时把我们叫到黄浦区少年宫开了个会。会上，他肯定了这个展览，鼓励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把艺术进行到底，并决定邀请《十二人画展》去北京展览，届时《美术》杂志报道画展。刘迅早年参加新四军，在部队从事文艺创作，解放后在美术界当领导，是美术界的老革命，有审美能力，干事相当果断。

　　展览会上每天迎接不同的人观看，人们奔走相告，仿佛是在传达艺术春天的消息。展览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转眼展期快要结束，应广大观众的要求，画展又延期了一周。

　　八

　　《十二人画展》在社会上掀起的影响惊动了上海美协，（当时叫“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美协秘书长蔡振华找了我们几个人到黄陂北路美协办公室谈话。主要内容还是希望我们不要出格，要有政治头脑等等。蔡振华画漫画，搞商业广告，办事小心。他的话我们听了也就听了，画已经向社会展出了，怕也如此，不怕亦如此。

　　事情的发展有许多是意想不到的。

　　北京美协主席刘迅回北京后，急忙安排他给我们的许诺。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北京的许多单位步子也不敢迈得太大，不过，《美术》杂志决定刊用我们的作品，这也给我们极大的欣慰。因为北京不接受《十二人画展》，刘迅把展览推荐给了湖北的美协主席周韶华。周韶华的艺术观念很新，胆子也很大，他热情地邀请这个展览到湖北武汉展出。在他的努力、周到的安排下，1979年3月，《十二人画展》顺利地被安排到武汉中山公园展出，同样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知怎么？《十二人画展》在武汉展出时，被更名为《上海十二画家作品展》。或许，还是“小心为妙”的思想指导所为，不得而知。当然，这也无关紧要。

　　《美术》杂志刊登了孔柏基、陈钧德、陈巨源、韩柏友、钱培琛和我的作品，同时，也用了朱朴先生的一篇短文，主要介绍了画展的一些情况，也没做更多的评论。评论的文字中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恐怕也是新形势下有所观望吧。

　　同年六月，北京的一些艺术家组织搞了一个《星星画展》，也同样在北京引起轰动。上海《十二人画展》和北京《星星画展》形成了一个南北呼应的大势，吹响了艺术走向春天的号角。

　　栗宪庭问陈巨源要了所有的《十二人画展》的照片资料，发表了许多文章，为扩大影响和推动艺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奠定了这个展览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九

　　十年过去了。

　　我们几个人想把12个人聚起来，再搞一个“10周年展”。静心下来盘点后发现，《十二人画展》竟然没有留下当时的任何信息，油印在粉色纸上的请柬、丝网印制的广告海报、现场的照片、还有座谈的实况记录等都没有留下。那记的满满的三本留言本，当时我们读的那些誉美之词，并引以为自豪的留言本，最后也不知去向；巨源在展览开幕、展览期间确也拍过一些照片，但是统统给了栗宪庭后没有归还。

　　时值出国大潮，12人中徐思基去了日本，孔柏基去了美国（编者注：最近已去世），钱培琛、郭润林也去了美国，陈巨洪好像去了新加坡……人也聚不齐了，展览只能作罢。

　　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

　　在这些年中，我和巨源、柏友常有聚会，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谈艺、唱歌，好不生乐，直到送韩柏友飞了美国。

　　然而有一天，我接到远在美国的郭润林的电话：他告诉我，韩柏友因病去世了！我默然，泪水充满眼眶……

黄阿忠 97 斜阳 2014 布上油画 160×140cm

　　徐思基从日本回来了，他在日本学的是公共艺术设计，回国后继续他的设计、公共艺术，空闲时间也画点画。巨源还是保持着他竹林七贤般的大隐于市的秉性，飘逸、潇洒，写写画画，一派自在。

　　陈钧德一直在画画，风格越发强烈，个性凸显，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沈天万笔耕不停，创作了一批又一批的画，有一次去看他，作品放满三个房间。

　　罗步臻、王健尔画的还是国画山水，然图式，形式，笔墨，包括理念，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了。《十二人画展》所催发的花苞，已经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绽放。

　　钱培琛从美国回来，在国内搞过几个展览，我还为他写了文章，文中提到了当年的《十二人画展》，和他的“不夜城”。不知怎么，总忘不了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忘不了浦江上那片蓝紫的夜空。

　　我还是一如既往教书、画画、写写文章。当年我最小，现在我也已经六十六了，岁数应该不小了，但回想起四十年前的一幕一幕，到今天，我感觉自己还是最小。这也并不奇怪，你增加了一年，人家也长了一岁呀！

　　郭润林在上海、美国两头跑跑，有时也约我们找地方喝茶，互通一下信息。现在想起来，我和他也有好多年没联系了。陈巨洪自《十二人画展》结束去国外后，就一直没有见过面。

　　时光已逝，岁月留下了历史。《十二人画展》已成为一个划时代画展，她为艺术走向新时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凝望着那条艺术的道路，仿佛听到，四十年前欢呼艺术之春降临的歌声，从遥远的空中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