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艺术学院的危机与潜能

　　一百年前，一代艺术家、建筑师、哲学家们在不同社会基体和历史愿景中，建立了包豪斯与呼捷玛斯（Bxytemac），开启了现代艺术学院的“双生花”。此后的一百年中，我们目睹了艺术学院的一次次危机与嬗变。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交网络、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与普及，艺术的感性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都遭遇到全新的挑战。记忆技术，尤其是网络阅读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持续增长，正在动摇和改变学院这个艺术家的摇篮，学院共同体瞬息万变，学科前沿扑朔迷离。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挑战与机遇总是辩证的两面，危机与潜能总是相辅相成。“End”的双重涵义是——当我们谈论“终结”的时候，同时也在重新瞻望其“目的”。

　　中国美术学院在建校90周年之际，邀请全世界50余所艺术院校的院校长和专家学者，从艺术学院的危机出发，探讨其未来发展之潜能，既是对当前境遇的反思，也是对新型学院机制的倡议。“危机与潜能——国际美术学院院长论坛”包含主题演讲和三场分论坛，本期编者根据论坛发言摘录了“自动化社会的艺术教育”、“艺术学院的多元实践和潜能”、“艺术教育的责任和人的危机”等三场分论坛的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共同思考：面对全球范围内艺术的市场化、大学的体制化、感性的贫困化，如何重塑艺术的创造与教育？为了让日益学科化的艺术教育重新成为“有情之学”和“有为之学”，为了再次获得心灵的自主、胸襟的坦荡与智识的通达，学院将以怎样的姿态重新出发？　　 ——编者

　　科技危机如何变成转机

　　■任敏（RenMin，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教授）

　　31年前我从中国美院去了美国，这31年中我目睹了美国教育界的变化，同时我也经常回国参与国内各个院校的一些学术交流，目睹了中国国内的几个重要的艺术院校31年的发展。

　　我住在美国旧金山硅谷，硅谷是一个科技超级发展，每天都在变化的一个地方。我每天遇到的科学家比艺术家要多得多，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科技、未来、危机。我们是艺术家，我们没有权利讨论科技对世界到底是产生了毁灭还是产生了效益。如何把我们的教学国际化、学科国际化、专业国际化，而不仅局限于以前传统的教学模式，这是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从过去31年来，我们发现增加了很多学科，我们从数码艺术到AR、AI、跨媒体等等不同名字的出现，相信还会出现更多的新名字，这一切源于科技的发展，科技和艺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科技促成了国际化，教育的多元化，我们如何把科技作为动力，让其变为一个转机。

　　从去年开始，中国美院做了实验型的专业，成立了国际硕士研究生专业。我们的想法是集合世界各大院校优秀的教学人才以及他们优秀的教学内容。邀请了12位美国资深的教授，他们来自旧金山美术学院，波士顿美术学院，加州大学和美国很多所的艺术院校非常知名的教授来承担教学的任务，也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主持整个教学方向，我们正做一个高级教学平台的国际化尝试。用什么方法来实现教育国际化，科技危机变成转机，这是我们大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使命。

　　跨媒体艺术学的复合性教育

　　管怀宾（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是2010年，在原先的新媒体艺术系和综合艺术系基础上成立的。在今天无论是全球任何地方，学科的建设和以往传统美术学院都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可能要对应技术或者媒体，包括社会需求。跨媒体艺术学院的成立即表明中国美术学院对社会的需求、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发展的应对。我觉得在今天的艺术格局中，所有曾经谈论的教育的普世性问题，当代的艺术发展和当代艺术本质精神的流动性，是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一定要反映在推进我们教学的所有计划和实施中，所以课程的设置也应该是动态的，不断推进的。同时，跨媒体艺术学院的师资队伍是中国美术学院中最年轻的团队，我们自己的老师和流动的客座教授是1：1的建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流动的建制带动教学的核心力量，活化教学内容。教育要不断跟社会对接，我们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各种展示活动中有大量参与，像第八届、第九节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都来自我们学院。今天的教育格局中，尤其是新型教育机构可能要面临的东西比传统学科更复杂，更需要我们联动，寻求合作。

　　跨媒体艺术学院跟传统学科不太一样，学生接受教育的复合性很大，专业的形态也比较多元，加上在校期间所参与的各种活动、各种项目，使他们能够有一些应对社会的能力，相对传统学科来说，应对能力更强一点。全国的美术馆系统、新兴艺术机构，大量充斥着我们的学生，他们在里面的工作，有一部分可能是充当策展人，也有一部分在里面做历史推广，各种各样的工作都会涉及到，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做职业艺术家，这也不在少数，大约有1/5的毕业生会选择职业艺术家的行当。在今天，活跃在中国最前沿的年轻媒体艺术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我们学院。当然也有一部分借用互联网技术，在短期可能改行或者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但是在校期间给予他的思考和问题意识，以及掌握的技术，足以让他在社会中获得基础的生存。

　　构建中国文化和当代设计学

　　吴海燕（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

　　近10年世界的变化非常大，影响到学科的变化也非常大。我们今天所有事情是围绕人类、谋事、造物。人类就是生活和社会，谋事涉及到思想、情感，造物就是设计生产。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并日趋成熟，成为中国自己品牌业的支撑，这对学科来说影响非常大。

　　中国12个学科——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设计艺术和所有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如设计哲学、设计经济学，设计法学、设计教育学、设计文学、设计历史学、设计理学、设计工学、设计农学、设计医学、设计管理学、设计艺术学……所有的学科互相交叉迭代发展，形成很多设计发展形态。在互联网背景和学科交叉发展过程中，更加需要协同创新来服务社会。学科叠加以后，我们形成了社会新结构，派生出很多的专业，包括城乡统筹，产业转型升级，创意人才培养，品牌核心价值等。如果一个学科一直在自我领域发展的话，一定非常危机，但是那么多学科协同发展的话，其天地无限大。

　　我自己践行40年，从最早1928年的图案学，到东方设计学的构建。但是东方设计学在全球语境中可能是地域板块，也可能是东方人生活方式的板块，但一定不是狭隘的，而是开放性的，并且有着东方学的文化观、宇宙观、匠心观、整体观、系统观。

　　如何从中国智慧到全球智能，来共同推动设计学的发展？我觉得中国当代设计的新版图，是积极融入世界。发展过程中有设计原则，艺术设计是支撑生活的美学，包括科学技术是支撑生活的品质，最后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它的方法重构设计的系统，构建中国文化，当代设计学。

　　艺术学院可以是艺术实验室

　　托马斯·麦尔（Thomas Meier，苏黎世艺术大学校长）

　　我们是综合性的艺术大学，有舞蹈系、音乐系以及设计系等。尽管如此，我也觉得很难让每个人就某种叙事方法达到一致。欧洲一直在探讨艺术学院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人对其有些误解。我们必须设计非常有意义的网络，建构非常有意义的框架，在框架中学生可以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所规划。我们建了一个新的校园，所有的专业遍布不同楼层，这样的设计能够让学生非常容易地交互。像艺术实验室，可以让学生自由探讨，不仅仅是艺术，还有自然科学。学生可以在学校里尽情地进行跨学科探索。同时为了去解决相应的问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打造跨文化合作的框架。我们和很多国外的院校都有开放的合作项目，没有固定的课程设置。通过开放合作的框架，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去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自主决定。

　　我们需要打破“各扫门前雪”的孤岛状态

　　萨缪·霍伊（Samuel Hoi，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校长）

　　“危机与潜能”的话题发人深省，在当今的艺术教育过程中，有很多的潜能和危机，也有很多的机会和责任，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之道，使人类的潜能充分发挥。

　　当下全球很多艺术院校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为此我们对很多大学教学大纲进行了改革。第一、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即我们一直在用18、19世纪的大纲来指导21世纪的问题，我们要打破知识传授的传统。第二、我们必须要从小我到大我，个人到社会进行转型，要更多地考虑社会性问题。社会的目的感，要潜入我们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第三、以前我们面临共同挑战时，一直用“各扫门前雪”的方法，试图以多元化的实践和思维解决，我想我们需要打破这样的孤岛。我们的大学是非常具有集体主义智慧闪光的学府，我们希望发挥1+1大于2的集体主义精神，怎么样把大学中各个系、老师和学生进行连接至关重要。我们学校在再教育过程中，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重新解读。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会了解到，无论他们走到哪个行业都要有合作伙伴。

　　关注社区 关注人 关注人性

　　弗拉迪米尔·斯皮查诺维奇（Vladimir Spicanovic，加拿大安大略艺术与设计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之前有一位导师跟我说，艺术本身不能教，只能教艺术周边的东西。跨学科领域把艺术、建筑、设计、科学紧密地联系着，我希望有一个机制能够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或分享，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传统教学的模式或界限，能够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限制。

　　作为艺术家或是艺术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清楚自己的定位、功能、目标，这是艺术教育的一个思维曲线，我们要按照这三个问题来思考。艺术家也常常会有自己的焦虑和迷茫，我们需要重新构建和理想世界、现实世界以及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这也是我们进行艺术教育时所面临的困惑。

　　除此之外还有责任，在很多的艺术院校里，希望艺术教育覆盖到更多人。我们一直在尝试着这样做，并且希望尊重艺术的历史传承，让它能够兼容并包，同时不被边缘化，成为大众的艺术教育。

　　另外，我们要关注社区，关注人本身，关注人性，艺术本身就是人文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将来需要更多关注的。

　　如何面对数字时代的新生

　　劳丽·比夫斯基（Laurie Baefsky，研究型大学艺术联盟执行主席）

　　我要引用密歇根大学校长的一句话，“我们现在不能依赖于一个源头的解决方案，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学科、哪个领域能给到我们正确的答案”。我们现在的情况和2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学生不一样，他们对于教育的需求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一个非常整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现在的学生是一个数字时代的新生，他们对于科技的接触非常深入，科技融合在我们的每一场对话，每一事项中。

　　我们有一个两年研究项目，是由科学、医学等相关基金来资助的，今年五月会发表相应的研究报告。我非常期待，因为它涵盖了人文、艺术教育、科学、医学教育等各方面，我觉得这是第一次在美国能够有如此高层次、跨领域的研究项目，我们认为政府也意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改变下一代的教育方式，要让学生了解到协作是可以被接受的。

　　“去学院化”思考

　　陈正达（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

　　我在这里长大，在这所学校读书，从我读书当年整个中国美院有108名学生到今天每年要招收1700多名学生，我亲身经历了这个学校的一切，我们谈教育的责任，因为有危机才谈责任。这危机里面有三个方面：如果一个艺术家或者说设计师丧失了自我的文化身份；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一个艺术家和设计师丧失了敢于对未来探知探寻的能力或者说责任。

　　在教学管理中，我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去学院化”的一个思考。学院教育有一定的教育方法论，但是我认为当下的教育应该是非线性型教育，不是一种按部就班的方式给予一个学生什么样的东西。教与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未来还有没有学院，未来的教育产生什么样的模式，都是我们要探讨的。

　　艺术大学的使命

　　克里斯托弗·维客勒（Christoph Weckerle，瑞士苏黎世艺术大学副校长）

　　现在的世界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在谈危机，什么样的危机，我们都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我确定的一个事是要注重下一代。我们要去应对这种不确定性，需要将来这一代人做好足够准备。不论将来发生什么样的不确定性的变化，都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

　　在我们的观点里面，艺术大学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让学生充分使用自己各种多样化的能力，在不同领域里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不是老师单向地教授他们，我们也要尊重他们的不同年纪的多元化社会背景。

　　何为“介入型”艺术参与

　　玛利亚·杜·蒙特（Malia Du Mont，美国安南代尔哈得逊巴德学院院办主任）

　　我们学校是综合性的学院，我们巴德学院覆盖不同的艺术学类。我们经常谈两种合作：一种是跨学科的合作，一种是跨文化的合作，这是两种跨界的合作。跨学科、跨界的合作在我们的课程设置里已经有了，我们的学院要求学生接触不同学科和领域。我们之前有过“介入型”艺术参与的课程，包括市民性的参与，每个学生不管主修课程是什么都要参加一个艺术课程，可以选择不同的艺术课题。我们发现这种艺术的普及性帮助学生大大提高了创意思维，对本地社区来说，也有很好的反馈。去年秋天，我们的话题是“女性与领导力”，我们来自各个学科的艺术生和社区合作，把自己的体验进行转换和重新诠释。对我们来说，市民参与艺术活动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做自由艺术的教育。又如夏日音乐季，我们学校的音乐节是全美最有名的大学音乐节之一，包括相当多表演艺术会同期进行，可以帮助观众了解不同艺术背后的故事、灵感和创作初衷。我们的音乐节和纽约艺术博物馆合作，很多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纽约艺术博物馆，观众可以从博物馆和音乐两个角度了解艺术。

　　第二个合作是跨国界、跨文化的合作，本次活动就是很好的样本。我学中国语言很多年，有时候深深感受到学习汉语学得困难，但是我觉得它是和艺术有相通性的，这本身也是跨文化的交流，是对文化差异性的一种尊重。

　　来源： 《美术报》